波士顿的芬威堂（Faneuil Hall）见证的历史，比美国任何其他建筑都多。那里发生的许多伟大的辩论，曾直接引发了美国建国。2007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早晨，200多名代表聚集在那里，探讨公司的未来。阳光透过高高的窗户射入大厅，仿佛在重演历史的一幕。与200年前类似，我们聚集在一起是要发出挑战：挑战组织机构理所当然的权势——被认为不可动摇的势力和特权，好像过去的神赋王权一样。
参会人来自许多行业，信仰也各不相同：有法学专家、资本市场与公司治理专家、公司战略学者、环保主义者和社会维权者、在职企业领导人，还有退休的企业管理界的“元老”（例如查尔斯·汉迪和阿里·德赫斯）。
我们召开这次会议既不想埋葬也不想颂扬现代公司组织，只是想更好地理解它的演进和目前的健康状况。公司组织曾经是社会诸项组织的基石之一，为什么它的地位能迅速蹿升？曾经需要保护的投资者，为什么现在能如此一手遮天：一位30岁的投资分析师如果不高兴的话，就会让50岁的CEO浑身发抖？在鼓吹民主价值的社会里，为什么最有权势的组织机构的运作，反倒落后得像独裁王国？财产的私有化曾是公司宪章赋予的特别待遇，而不是仅靠个人野心争得的权利，我们为什么丧失了这个历史的视角？
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引发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并由此显示社会各界代表，包括许多企业代表都普遍认同的一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应当足够引起全社会公众的关注了。它们已经与气候变化问题和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同等重要——如果抛开对现代企业的思考，这两个问题就可能无法解决。
爱尔兰评论家、英国久负盛名的广播评论系列节目主持人、皇家艺术协会前主席汉迪在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英国君主制延续近千年，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君主，尽管很不情愿，但都努力适应周围不断变化的社会。抵制变化的一位君主——查理一世，因为拒不妥协而掉了脑袋。
汉迪又把现代公司的演化描述成一系列“无意中带来严重后果的重要概念”：16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启了私人股权公司的先河，19世纪后期美国和英国建立了有限责任公司，而汉迪“最不喜欢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问世的管理层股票期权制（ESO）。这些都“帮助公司扩大了权力、增加了影响力，也都通过物质进步让社会受益了，而最终又都创造出了无法管控的各种权力的滥用”。
与汉迪一样，德赫斯也曾在壳牌公司任高管。他进一步描述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历史，也就是汉迪所说的第二个概念。这个概念已经成为 现代公司治理的定义。有限责任公司在欧洲和美国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一个紧迫问题：金融资本的缺乏无法应付商业的迅速增长。同时，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人口又在不断增加积蓄，有潜力成为更便捷的商业投资的来源。立法机构想把持续增加的资本需求与不断增长的潜在资金供应更好地联系起来，方法就是为数百万潜在的小规模私人投资者提供保护（包括破产保护法庭和公司董事对投资人的法律信托责任等机制），并向企业所有者推销有限责任的概念——即使他们的企业倒闭了，他们个人也不对投资者承担责任。随之而来的变革，为股权资本的历史性成长，为现代股票市场的发展，也为20世纪商业的空前繁荣，铺平了道路。
德赫斯继续说：但是今天，商业的资本环境与现代公司形成初期已大不相同了。股权资本的来源绝大多数不是小型投资者，而是巨型投资基金。后者已经不需要当年那样的保护了。19世纪资本短缺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金融工具创新速度加快，现在的金融资本已经空前丰富了。
作为后一种情况的证据，德赫斯提到各类企业市场价值的历史性增长。仅在25年前，公司的平均股市价值也只比其有形资产（资产负债表中的“账面价值”）略高一点儿。而今天上市公司的平均市值，已经高出其资产价值三倍以上。[1]虽然许多商业分析师认为，企业市值的历史性增加，代表着投资者对诸如公司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的重视，但德赫斯认为，没有金融资本的历史性平行增长，就不可能有企业市值大大超出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本的历史性增长。24小时运转的全球市场、股市电子交易、优化股价随机波动中的电脑软件——这些都在创造一个“金融资本过剩的世界”。
实际效果是，在今天的实体经济上是一个巨大的赌场，而赌场中的玩家已经越来越直接操控着实体经济的运行。汉迪语气凝重地说：“出钱的人怎么就能比实际创造财富的人更有影响力呢？”
在金融资本如此泛滥的世界里，公司业务的最大输入端被认为是财务投资，这是有争议的。更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公司成功的唯一标志，竟被认为是财务投资的回报率。对德赫斯而言，这要求对21世纪的商业“游戏规则”实行变革，是与最初促生有限责任公司诞生的变革同样彻底的变革：“在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受到限制的世界里，仅仅追求金融资本回报的最大化，就是把企业禁锢在遥远的过去的阴影中。”
德赫斯看到，整个商业界必须认清新的学习紧迫性，这与他最早传播组织学习理念的写作主题是一致的。[2]“企业是活的生命系统。与其他生命系统一样，企业也必须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并与之和谐一致。今天的企业，即现代公司，是作为‘赚钱的机器’被创造出来和管理经营的，它已经不再与环境和谐一致了。”
“我们需要一次新的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Henry Mintzberg）说。时下的企业社会责任浪潮不足以应对“商业和社会之间的深层不平衡”。对大会提出的主要问题——“现代公司是否适应21世纪的需要”，他的回答十分明确：“是。”“但只有一个问题，”他补充道，但是那样的21世纪，不适宜地球上生命的生存。”
明茨伯格继续说，美国的公司模式强调“几乎毫无约束”的股东权利，以及“完全超出其他国家常规的高管薪酬”，这集中体现了这种深层的不平衡，并且，随着这种公司模式的传播，它到处制造着更大的社会风险。
多米尼社会责任投资公司（Domini Social Investments）的首席投资官（CIO）斯蒂夫·莱登伯格（Steve Lydenberg）研究企业责任和投资风险已经有30年时间。他的意见代表了各种投资人迅速增加的担心，即当前对短期投资回报的执迷实际上隐藏着各种风险。“过分关注短期利润……使得公司经理人错误地配置资产，从而引起危险的金融市场动荡，从而使社会不得不挪用生产力资源来修复鲁莽的逐利行为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损害。”[3]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詹森·克雷是研究农业产业供应链的世界级权威。他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指出：“目前我们正在使用1又3分之一个地球。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十年还将进一步恶化，以致接下来的调整越来越困难。”
这种看法很容易被大家认定为极端主义，或妄图阻止全球化浪潮的激进的反公司主义。而实际上，明茨伯格是世界上非常受尊敬的公司战略专家之一，汉迪和德赫斯则在世界范围的企业高管中广受尊崇。克雷与许多领先企业合作，帮助其制定农业产业标准和业务规范，他还是可持续食品实验室和可口可乐与自然基金会合作伙伴进程的核心顾问。多米尼是领先的投资公司，有20亿美元的资产。其他发言人包括许多公司高管，如波士顿公司（Boston Company）前董事长、公司治理专家鲍勃·蒙克斯（Bob Monks），美国道富集团（State Street Corporation）副董事长杰伊·胡利（Jay Hooley），“三重底线”（triple bottom line）概念的发明人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波士顿学院法学教授、利益相关方公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肯特·格林菲尔德（Kent Greenfield），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资深法律顾问达蒙·西尔弗斯（Damon Silvers），美国商务社会责任协会的CEO阿伦·克拉默（Aron Cramer）；还有波士顿独立智库泰勒斯研究所（Tellus Institute）副所长、全球报告倡议（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GRI）原领导人艾伦·怀特（Allen White）。泰勒斯研究所与国际组织学习学会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
美国活跃地方经济商业联盟创始人、作家戴维·科登（David Korten）是与会者中观点激进的人物之一。他把克雷有关物质膨胀的根本性极限的提示延伸一步，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历史性的组织机构变革”时代，我们必须：
•降低总体消费水平。
•对生命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再生进行投资，因为这些才是一切真正财富的根本。
•通过培育文化多样性来加速社会领域的创新、适应和学习实践。
•把富人的金融资本力量重新分配到穷人手中，实现对滋养地球生命的财富的公平分配。
•通过对物质资源从有害到有益利用的重新配置，来提高经济效率。
科登把正在来临的时代叫作“金融资本的负面回报”之一，参会的商业人士和投资者们对这个用语自然印象深刻。但在这种煽情词语背后却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工业时代的特征是用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来生产物质财富和金融资本，现在是反过来的时候了。这意味着必须重新对这些生命系进行投资，并开发社会标准、公共政策，以及商业规范，以此来确保这种投资运作的成功。回顾第2章讲过的简单图像，即工业系统是自然和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出，投资优先选项的颠倒是建设再生型经济不能回避的一个方面。
芬威堂会议是相互聆听、共同思考的有效平台，其间大家联络了对需要完成的重要工作抱有共同关怀的同事。
会议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针对公司的权利和责任进行重新思考，并针对这一任务的需要引入公众的声音。但会议结束时，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样的变革会很容易。会议的远期目标是对关键领域正在推进的工作聚焦“临界量变”能量，这包括公司治理和投资条件的立法变革，重新定义信托责任，以及为商业与社会设定环境与社会系统健康通用指标。
维持现状的力量很强大。但现状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大。如果公司不能开发全然不同的运作方式，建立更系统的运作模式，就很难想象工业时代泡沫之后的生活。
另外一位发言人，耐克公司的达茜·魏洛说：“我觉得有时公众会忘记，公司的经理人和高管们也是父母，也是公民，也同样会看到大家看到的问题。查尔斯·汉迪和阿里·德赫斯说得对，目前大家对企业的期望值和压力往往让企业无法与世界保持和谐。这不是让企业表现出最好的方面，而是表现出最差的方面。现在每个人都被囚禁在只服务于很少数人的系统里，而且企业内部的人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了这一点。”
就像以前在这个历史场所的集会所必然发生的那样，许多参会者在会议结束时，都感到某种重要的历程正在形成之中。公司是历史的产物，其设计乃出自人们的心智模式，而非出自物理定律。时机一到，它能够也必然发生转变，而转变的速度也许会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快。世界其他地方也在辩论并重新思考公司的问题。[5]甚至就在芬威堂会议进行时，传来了次贷投资泡沫开始破裂的消息，就好像是对现行体系脆弱性的及时提醒。
最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提醒，即我们仍只处于民主时代的开端。尽管民选政府的理念很古老，东西方和原住民文化中都有其渊源，但民主作为一种主导性的治理体系，却仍然处于襁褓阶段。如汉迪指出的，如果社会的主要组织机构的运作方式与这个理念背道而驰，那么这个社会就肯定尚未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出多远。如明茨伯格所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总自认为是民主的典范，并试图把自己的特定模式强加给别人，这实在是对我们都还是学习民主的小学生这一基本事实的扭。
这个学习过程的下一步，需要我们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企业和社会如何进化才能与更大的生世界有更多的和谐一致。以探索这样的问题作为学习实践的主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也许很少有人想过，民主理念本身也是受生命系统启发而出现的思想创新。如100多年前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他的散文《民主憧憬》（Democratic Vistas）中描述的：
我们经常书写民主这个词。然而我想反复强调的是，这个词的本质含意仍然在沉睡之中，还远没有苏醒的迹象……
依我看，这个伟大词汇的历史还尚未书写，因为这个历史，至今还没有上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词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又普通的词汇的胞弟：自然——其历史至今还尚未被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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