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创始人鲁连城发家致富的经过及其特点
鲁连城的幼年生活
鲁连城(定华的祖父)，河南武陟县人，幼年家道贫穷，无以为生，由其母纺织抚养，艰苦备尝。少时常就私塾听人读书，久而不去，塾师怜其贫而喜其好学，免纳束脩，课之读书。但须以半日时间帮助其母生计，不能全读，如是者一年，即行辍止，所以他的文化基础，是很浅薄的。及其长大，做些小生意糊口。又以时值清末，土匪蜂起，地方不靖，为了防身计，随人习武，功夫练得很好，而尤以能将制石置诸右腿上，作回头望月之势，发射命中，百无一失。同侪惊为绝技怂恿他应考，果连获府县案首，入武庠，惟至乡试时，试吏索贿五十金，无以应命，未能入选，从此就专门从事商业了，日后推车子运货，往来各处，常携带弓矢以自卫，很得力于此。
由小商小贩发展到百万富翁的几个阶段
在初做生意时，因缺少资本，仅仅能在当地贩买一些布带子和不大值钱的碎货，持竿沿街叫卖，以谋蝇头之利。以后就到武陟的邻境温县赵堡镇做白货生意，即购买赵堡出产的布袋钱搭等，肩挑到武陟木栾店转卖，每三天往返一次，披星戴月，无间寒暑，获利因之较厚，遂又兼营牛夕、菊花、地黄、山药四大怀药(按:怀药系指河南怀庆府属各县出产的药材而言)。每年并推红车(也叫土牛)去汉口十二次，往返奔驰贩卖汉口的印花布。从此由小到大，生意就逐渐发展起来，雇用夥友，开始剥削生活了。先是在武陟县西乡五车口设怀货庄，采买怀药运天津贩卖，再从天津买估衣和布鞋运回销售，同时并兼营洋布洋纱。那时天津汉口，也常派有专人坐庄。成兴永怀庄，成兴永布庄等，已如雨后春笋先后设立。那就由行商变成坐商，由小商小贩发展到有很多联号的较大商人。然后又由经营商业而转为兼营工业，筹办纱厂，名闻一时，富甲全郡了。
经营工商业的几大秘诀
鲁连城经营工商业的秘诀有几种，常常以此昭示子孙，令其牢记，作为家训,永传勿失。那就是:①人弃我取，人取我予。就是说要从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去着想，去经营，等到已获得厚利，人人目光都注视及此，即赶速罢手。②争取时间，克制机先。就是说做生意要抢到头里，把时间看作一刻千金，不能放松一点，忽略一点。运用自己的力量经营，不借外债。就是说好的做生意能手，也不能料度全中，没有失着。用自己的力量，并且要留有余地，如有损失，尚可以其余资，再图兴起，免得债台高筑，一蹶不振，以至倾家。此外，再加以事必躬亲，不辞劳瘁，节省开支，谨慎从事，以及恰当地掌握商业的灵活性(即不是呆板的专营一业，而是啥有利干啥)。如此则可经常处于不败之地，不愁事业之不向前发展了。综观他一生对此数点，确实能做到身体力行，掌握得极好。尤其在几次大发横财之时，更突出的表现出他运用上边所说几种秘诀的纯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具体事件，详见于后。
(二)、筹建纱厂前前后后的惨淡经营为独资创办纱厂奠定物质基础几件事
当前清光绪末年八国联军尚未撤出北京时，怀药滞销，价格惨跌，几至分文不值。鲁连城预见战争结束，怀药必然昂贵，乃趁此时机，在武陟五车口倾囊收买，大批运往天津，及至货物运到，适值和议告成，八国联军退出中国，怀药行情，一日数涨，遂以高价出售，获利竟达数十倍之多。从此资本逐渐雄厚，为日后经营工商业无往不利，奠其始基。
至光绪末年，生意日益兴隆，上海汉口等各大商埠，均常有人坐庄。有一年(约在宣统三年)鲁连城从汉口赴上海，在轮船上有两位旅客谈论煤油生意，可以经营。他听到之后，认为时不可失，没等到上海，即在中途南京下船，急电当时在汉口坐庄之宝振声(定华的表伯)，速在汉口购煤油一火车，运往武陟。因为他想到当时美孚洋油行销中国，偏僻县分，尚未达到，抓住这个机会首先运到下县推销，确属创举，必可获得厚利。所以他决定用全力去经营此事。为了扩大宣传，同时还选购点洋油灯需用的各式各样灯台、灯罩等，一并运到武陟，首先分送机关学校，士绅豪商试用，以开其风气。果然在做了这项宣传工作之后，很快就顺利地畅销起来，购买者争先恐后，络绎不绝，真可谓利市十倍。他看到这种情况，认为这项生意，已做得成功，即继续购买行销，并向武陟邻境之焦作、清化(即今之博爱县)等处大批运售，约有半年，发财巨万。迨至美孚洋油采取包销办法，争者如鹜，他恐受到外商牵制，事情不那么好办，遂抱人取我与之旨，就此罢手。而成兴字号善于经营商业的声誉，已遍及豫北怀属各县了。
民国初年，各省多将制钱销毁，改铸铜元。彼时河南尚未设局鼓铸。省境行使的铜元，多系由商人从外地铜元局包运而来，从中取得回扣，得利甚厚。鲁连城由武陟赴南京想接洽此事，正苦无有门路，适于从浦口下车轮渡时，路遇一旅客，自云他是南京铜元局业务科长xxx，倾谈之下，愿为帮忙，由此奇遇谋得包运，继续经营，历时一年有余这笔收入，合计起来，也大有可观。
上举三事，实为鲁连城一生发财致富，最突出的地方，也为独资创办纱厂奠定物质基础。
向洋商订购纺纱机器和为修建厂房，厚积资金煞费经营及与洋商涉讼的经过
清宣统末年，鲁连城到上海去，看到纺织工业方兴未艾，因而想到河南是一个产棉区，而人民素日生活，又极贫苦，工资低廉，且以当时豫北各县，连遭自然灾害，老百姓无以为生，如果就地创办纱厂，还可以借以工代赈的美名，无价或廉价招收工人，谋取厚利，真可谓名利双收。又以在河南办纱厂者还不多，如能克制机先，奠定基础，前途发展，不可限量。因此回到武陟分别向当地巨绅富贾宣传创办纱厂的利益，奈武陟各界人士，缺乏远见，思想保守，且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国势日弱，恐怕办纱厂、购机器，动需涉及洋人，都畏之如虎，不敢入手，就此迁延数载，集股既无成议，自己又没这么大的力量，因此迄无成就。迨至民国二、三年间鲁连城复至上海，对于此事，仍是锲而不舍，继续筹思。后来认识了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聂云台，向其请教。根据此人设计，必须拥有三千纱锭，才有设厂资格。并由其出主意，先在洋行订好机器纱锭，然后再拿着合同回去招股，那就比较容易集事了。当时就采取他的意见，并由聂云台介绍荣家办纱厂的经验，一面就向上海英商慎昌洋行商妥采购机器和纱锭，订立合同，分期交款。惟在合同订立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海运不通，机器运不来，遂又中止。直至欧战结束，机器价格比之订合同时，飞涨六、七倍，该英商慎昌洋行欲图后悔，拒不履行合同，停止交货。当即延请外籍律师xxx为代理人，涉讼起诉，终以合同俱在，对方无可抵赖，获得胜诉，才把机器如数运回武陟，成兴纱厂很快就成立了，于一九一九年冬，正式开工生产。
其在机器订妥欧战爆发时期，我国纺织工业正在繁荣兴盛之时，因而激起了鲁连城独资创办纱厂的雄心。在这种雄心推动下,即在大战方酣的时候，他一面努力经营各项商业，谋取大利，厚积资金:一面即选定武陟县属之木栾店西门外沁河滩，为未来纱厂厂址。购买地皮，设立砖瓦窑场，修建厂房，并筹备一切。惨淡经营，历经岁月，才为将来开工作好了准备。
派鲁锡爵学习技术，就地训练技工，解决向外地延聘工人的问题
当机器运到武陟木栾店时，因为河南还缺乏这样现代机械化的纺织工人。因此厂内的技术人员和职工，多是由上海聘来的，自己是外行，管理发生困难，机器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据闻当时每日的生产量，与其他纱厂相比，仅能达到机器生产能力的百分之五十。这样就要造成了很大浪费，增加成本，减低利润，与经营纱厂之目的，是极端矛盾的。那末，经过鲁连城的日夜筹思，遂决定派自己的长子鲁锡爵(定华的父亲)到上海恒丰纱厂当徒工，经过二年半苦心孤诣的学习，终于把技术学到手。回厂后就一面在本地招收一些与自己有关的亲戚邻右的子弟，来厂里当学徒，一面等上海老师傅睡觉后，就带同学徒把从清花车间到细纱车间每个部门的机器，都找一部拆拆装装。从而熟悉机器的结构，掌握了使用的技术，生产量就日见提高。后来外地工人因为要求增加工资而罢工，并以生活不习惯执意回上海，当经双方协议，由厂方优与路费，资遣返沪。从此厂内职工就完全变成为本地方人了。这当然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基本矛盾和斗争，换成本地工人后，工资既然低廉，又好驾驭，那就更便于剥削了。
又在组织方式和经营方法上，也有与其他纱厂不同，具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自设厂之初，厂内就无分科办事之组织，所有纱厂的会计出纳，采购推销，对外交际等等事务，均由成兴永布庄总店人员兼办，厂内只是一个生产单位，有工人做工和监工人员管理生产而已。因此开支小，成本低，利润高，发展快。所以纱厂自欧战结束投入生产到一九三〇年十数年间，就从三千锭子发展到八千锭子了。这也就是欧战后别的纱厂都赔钱，成兴纱厂反而赚钱的很大原因。
捐资兴学培植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
纱厂生意既顺利发展，产业就日益雄厚。鲁连城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产，培植自己在地方上的声誉和势力，在一九二七年由厂内拨出二千元在武陟木栾店办一私立完全小学。一九三七年又由厂中拨出基金五万元，在开封老官街创办一连城私立中学，由鲁定华任校长，并聘请河南当时名人胡石青任董事长。但是开办未久，七七事变，就奉当时伪省政府命令解散了。
(三)、屡次被军阀敲诈，土匪绑架，厂内元气大伤
三次摧残受到惨重损失
一九二八一-一九三〇年间，军阀刘镇华、石友三先后在河南新乡驻防，借口筹饷，派遣军队用武力将鲁连城从武陟劫持到新乡，各敲诈四、五万元。一九三〇年土匪军队张仁山在武陟盘踞，把鲁连城和其子鲁锡爵一并扣押，也勒索了四、五万元。而每次化钱送礼运动以及种种费用，为数亦属不费。经此三次不幸事件连续发生，经济损失很大，元气大伤，已濒于无力经营亦无法经营之境地，不得已乃暂将厂子停止生产，携同全家到山西省解县避难，因该县亦有成兴永布店分庄，可以就地经营，并指导开封、西安等处分号的业务。且借此与县中巨绅薛岫青(即曾任反动政府内政、卫生、水利等部部长薛笃弼之父)往还，加深了两家的友谊。其后厂中每遇到严重困难关头，多借重薛家在政治上的地位和力量，扶持帮助。当时识者谓鲁连城对薛家的结识，誉为有远见，不为无因。当然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那个时候，为了应付反动势力，不得不采取与巨绅显宦相与纳的必然手段。
企图假借地方豪绅的力量维持纱厂继续经营的失败一九三〇年后半年，为了使厂子能以继续维持开工，然后再作徐图恢复之计，遂又商请武陟县籍之伪国会议员王赞臣出面经营，这也是拟借其政治地位，抗拒反动势力的一种手段。惟以王之不懂生意，不善经营，几个月里，又赔了二、三万元。若不看风转舵，拖延下去，必将无法收拾，至此乃不得不将厂子完全停下来了。
(四)、无力经营被迫租厂的经过被骗出租厂子几将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
一九三一年春，鲁连城因在山西受煤毒甚重，精神受到创伤，神志不似往日之清晰，对于事情考虑颇欠周详。是年夏，他回到开封，正以纱厂缺乏流动资金，无法继续进行，又不欲贷款，用别人的钱做生意，徬徨不安。乃误听夥友宝振声的献计，说不如将厂子以每年两万元租金，租给别人，以五年为期，稳得现洋十万，到那时有了这笔流动资金，再把厂子收回重整旗鼓，则必不难复兴。鲁连城听从其言，堕入当时伪河南全省商会会长杜秀升等之诡计，以钜兴纱厂名义草草地签订了租厂合同。鲁连城于合同签订后即至北京，命鲁定华回来交厂。当时定华看了合同原文，知是受人欺骗，图谋霸占鲁家产业，坚持必须先将合同修改，才能履行交厂手续。兹将那个欺骗性的合同原文，照录如下:
立合同人钜兴纱厂成兴纱厂(以下简称甲方乙方)
兹因武陟鲁老先生联卿(鲁连城之字)年高德重，经商有素，在武陟木栾店创办成兴纱厂，以工代赈。近几年来因兵匪交加，亏累不堪，故央中人宝振声向杜、铁二公(铁字子禄)相商继续进行，以免中断。空口无凭，立此据为证。1.全厂机器，每年租金两万元。2.五年为期满。3.期满后甲方如欲续租，即为有效。4.交回厂子时以机器能转为止。
以上就是那个欺骗性合同的原文。根据这个合同，略加研究，即可发现关于厂中重要财产，都是什么，各有多少?均未列举出来。如最重要部分之机器台数，出品厂子名称和牌号，纱锭数目，以及机器纱锭，是否完整无缺，正常生产，厂房和其他财物等各有若干，都只字未提。但对续租，乃以明文规定，即以甲方一方面意见为主“欲续租即为有效”如此则将毫无限制，愿租到什么时候就租到什么时候，乙方毫无发言权利，不是蓄意欺骗霸占而何?至于直至甲方不愿经营交还厂子时，还以“机器能转为止”寥寥数字，为甲方交厂时，伏下了抵赖根子。换言之，即愿意什么时候交，就什么时候交，愿意交什么，就交什么，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这还象个合同样子么?如果照此执行，必将造成不堪设想之损失。
修改合同履行交厂的经过
鲁定华根据上述情况，将合同不合理的地方向鲁连城返复陈述，他才恍然大悟，决定派定华回豫交涉修改合同，必须把合同修改，才能交厂。比至定华回到河南，向杜秀升提出修改合同意见，杜即大为震怒，以合同已经双方签字盖章，应即生效，不允修改。并以恐吓手段，逼迫交厂。他还向我说钜兴股东，多为政府要员，与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有关系，如果不交厂，即将定华押起来。我当时据理力争，不为所动，并声言如果在河南不能得到合理解决，当向南京控诉，决计不为所屈。如此往返协商，达两个月之久，迄未解决。杜秀升看到软硬兼施，伎俩已穷，仍不能达到交厂目的，乃始允改订。在修改合同中，是参照当时公司法条例规定的精神，并把原合同缺漏各点，如机器纱锭，厂房土地，和其他财产，均一一列入。至此修改合同，才告一段落，于同年秋季将厂子交与钜兴纱厂承租经理了。
拖欠租金允许续租的要求
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五年间，钜兴纱厂承租成兴纱厂每年两万元之租金，不但一再拖延，分文未交，并把合同以外厂中所存我家的物料，约值四万余元，自动使用，也未给以分文。那就是说五年租期已满，不但十万元租金未得到手，反而另外又损失了四万余元。且杜秀升以经营亏本，欲罢不能，亲到上海找到鲁连城之幼子鲁锡田(定华的叔父)，商量允其续租一年。乃至续租期满，仍不把厂交还并不给租金，延至七七事变，经过诉讼案。 并借当时伪新乡专员郭仲隗之力，才把厂子收回，了此一桩公
(五)、抗日战争时所受损失及日寇
投降后收回厂子的周折
日寇未到前的迁厂计划和为了保护厂中财产采取的重要措施
当七七事变后，鲁锡爵(这时鲁连城已去世)看到蒋介石无有抗日决心，华北沦陷，敌势日张，为了保护机器，免资敌寇，亟谋拆迁，运至西安，计划在后方生产，乃策划未，敌骑已至，厂子遂落敌手。当时日寇以厂址距木栾店尚有数里，他们仅能控制点线，夜间不敢出来，因此纱厂只做日班。我们乃能趁此时机，商同留厂的老工人，于夜间厂房无人之时，暗地里把每台机器一部一部的都钻上了号码，用纸拓印出来，然后将号码单带至西安保存起来。
后来敌人因为木栾店不是军事重点，没有重兵驻扎，对纱厂保护上有困难，乃指使当时汉奸县长丁钟生，派人到沪找我家的人回来与之合作。经过家人集议，意见全同，那就是“宁愿牺牲产业，不愿与敌人合作当汉奸”拒不与面。以后敌人看到与我们合作没望，乃就地找到一在杜秀升经营钜兴纱厂时的一个职员卢梦彬，冒名为“鲁梦彬”的出来与敌伪合作。之后，敌伪以厂子在木栾店不好保护与控制，就于一九三九年把原设在木栾店沁河滩之成兴纱厂全部迁至新乡，原来厂子的房屋及种种设备，均遭到彻底破坏，荡然无存。原成兴纱厂的八千锭子，因日伪搜括钢铁，销毁了三千锭，到日寇投降时仅余五千了。
收回厂子时的交涉种种及遭到反动军政人员的百般刁难与勒索。
日本投降后，鲁锡爵由西安回到新乡接收厂子，该卢梦彬拒不承认，说这个厂子不是鲁家的，鲁家那个厂子，已由敌人破坏了，这个厂子的机器，是日寇从别的地方搬来的。而当时反动政府所派在河南的接收人员非常混乱，互相推诿，接不上头。不得已才到南京控告，并托薛笃弼从中为力，后经伪行政院派人调查，机器上确都钻有号码，与我们所提出的号码单完全相符，这才确定了产权，并把原来的八千锭子，为什么现在仅仅余存五千的原因找出来，才将卢梦彬判为经济汉奸，解往开封。旋即接到伪行政院命令，即着手准备接厂，但恐与伪军政人员接头时，难免再生枝节，为了便于应付，即由鲁锡田商请薛笃弼的侄子薛拂暗为成兴纱厂的代理人负责接收及经理其事。又经鲁锡田同意，由薛拂暗转约伪军司令部中将处长孙景贤帮同办理。及至薛拂暗孙景贤来到新乡厂中，找不着负责人，到第二天又行前往，见厂子门口忽然贴一后方勤务部第xx兵站的条子，由一全副武装神气十足的田主任者出来声言:“我们是军事部门，不归行政院管辖，拿行政院的公文来此接厂不行。”至此又由孙景贤亲赴郑州兵站总部交涉，并允给伪法币四亿元，分期交付，这才达到了协议，至一九四七年元月才把厂子正式接收过来。
至于允给他们的四亿元，一共交了两期，一期是交给所谓田主任的，一期是交给原敌伪时期在该厂负责人员的，据说是为发放前欠工资用的，那还不是借此为名分肥了么，听说实际到工人手中的不多。此外两亿，因还未到付款之期，适杜秀升派郭准堂来厂声称:“这笔款子，应当交给钜兴，如无钜兴印章，不能照付。”这是因为卢梦彬原系钜兴纱厂职员，日寇投降后，曾得到伪军王仲廉的支持，仍用钜兴纱厂名义经营直到我们接厂之时，因此杜秀升就想插进脚来，要这笔款，才有这一插曲。归根到底杜秀升拖欠成兴纱厂租金和动用成兴物资，两者合计不下十六、七万，他既出头想要这笔款子，当然我们也要向钜兴索欠款，就此纠缠不清，永未解决，不了而了的搁置下去了。此外，在厂子接收后，经反动政府所派之敌伪财产清理处长易天爵，与孙景贤互相勾结，查出厂中有敌伪时期所添置的财产，他们就以此作价，叫厂中拿出十四亿元，而易天爵仅上报四亿多元，下余之九亿余元，就为易天爵孙景贤等夥同分肥了。一九四八年初，孙景贤既已饱其私囊，且以蒋政权崩溃在即，解放已在不远，恐怕在河南不安全，他就怂恿着薛拂暗辞了经理，联翩而去。至此就由定华自任经理，没有聘请代理人了。
(六)、在旧社会受到反动统治军政人员和土豪劣绅种种迫害
驻军派售金条及以廉价勒购洋纱
一九四八年驻扎新乡的反动军队四十军副军长李旭东代理军长职务时，向成兴纱厂派售黄金五至十条(每十两为一条)，每两按八百五十元作价,而厂中拿着金条到金店出售,则每两市价为七百五十元。如此一两金子就要赔一百元，即按最低五条计算，每次即须向厂中敲去五千元，要是十条，则损失即达万元。而市上金店多与驻军有关，甚至简直是他们设置的，一转手间，即掠夺大量金钱，真是坑商害民，莫此为甚。
一九四九年春节时，驻新乡的四十军政治处派人将定华扣押在该处(即农历元月初二)，说有人控告我通八路军，纱厂内放有八路军的机关枪、手榴弹,企图敲诈。嗣以事无佐证，又诬我厂高抬市价，捣乱市场。原因是当时物价一日数涨，为了保证职工利益，每月工资都是按当时市价折发洋纱。春节时停工放假，厂内并未售货，职工们在春节前折发的洋纱，到春节后再拿到市场出售，价钱要比折发洋纱时为高。在当时金融混乱，物价飞涨的情况下，是尽人皆知，无可讳言的。那末物价波动，当然与厂中无关。不过想借此敲诈而已。那时市场洋纱价格，已由春节前七万五千一捆，涨到十四万一捆(每一大包为四十小捆)。他问我春节前市价是七万五千一捆，你厂所存洋纱既未抛售，现在要买你的怎么作价?我想如果说按十四万出售，则必说是抬高市价。我即向其表示，如有人愿买，可仍照未涨前的原价，他就说你这样做很好，我固不信你厂是抬高市价之人。那末，他就异想天开的用空口向本厂订购十大包洋纱，这样任其敲诈，才把我释放出来。事后他按七万五千一捆交款，使厂中受到三千多万元的损失。
借构筑防共工事勒索巨款并破坏厂中围墙树木一九四七年驻军王仲廉借口修筑防共工事，勒索四亿元，因当时厂中实在无钱了，未能满其欲望，他就派了一营军队把八十余亩大的全厂围墙全部拆去，并将厂里树木三十余棵，砍伐净尽。直至解放时厂中还没有围墙，就是那时遭其破坏的，损失之数，亦不在少。
借检查行人阻碍纱厂工人上班
反动军队驻在那里，往往是三天一换五天一换，新开到的队伍，常常借口检查行人，保护治安，对工人上班下班，横施检查，并于厂子附近抓夫子，闹得不安，必须送礼应酬，或受其敲诈，才能平安无事。
招待应酬耗费数目惊人和其他讹诈
反动统治的军政机关人员和地方劣绅，经常到厂中打牌喝酒吸大烟，赌钱时是赢了拿去，输了欠着，一句话都是厂中的，厂中常用三个厨师，专门供应他们，这还是平日的一般应酬,每过年节送这一夥人的海参、鱼翅酒席就不下三四百桌，这样他们还不能感到满足。如河南特务头子刘艺舟的弟弟刘仁甫寄放厂中十二、三吨煤,硬说是三十吨,始则指煤借钱,继则按三十吨作价，强卖给纱厂，简直无理可讲。尤其可恶者，到了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已到崩溃边沿，驻军副团长以要将全厂破坏相威胁，给他洋纱两大包(八十捆)才算了事。一九四九年五月五号新乡和平签字。就在当天夜间，驻军还向厂中开炮，索去现洋三百元，才把厂子保存下来。
以上所写，不过略举几个例子，类似这种事情，真是书不胜书，难以枚举。
(七)、解放后走上了繁荣光明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解放军进驻新乡，我厂为了表示衷心地极大地欢迎，乃于缺少棉花、大炭的情况下，分别向全市棉花、煤炭业赊购，即于六日晚正式投入生产。此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生产逐渐发展，利润年年增加，除把原来机器加以整理，于一九五〇年又添购两千锭子，也就是又从五千纱锭，加添到七千纱锭，共约资金三十万元，并于一九五四年申请公私合营，一九五五年批准，从此走上了繁荣光明的道路。
今从回忆成兴纱厂数十年简要历史过程中，深深体会到民族资产阶级在旧社会是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尤其定华自解放至今十余年来，备承党的关怀教育，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上，照顾的无微不至，是党挽救了我，使我得到新生，除表示万分感激外，定当从此痛下决心，加强自我改造，好好为人民服务，以报答党的恩情。
(一九六三年十月四日)
夲文章AI复制于“河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有鲁定华口述，周西如整理，文字少有更动，图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