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萧条期只有“货币繁荣”
前一段日本的股市有了一段时间的上涨，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日本的经济复苏了，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在全球性的萧条期当中，是没有真正繁荣的，任何资产价格的涨跌，其本质都是货币现象。日本股市的上涨本质上是日本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其与经济的表现关系并不大。
（日经225指数，和三年前相比日本大盘涨了近40%）
巴菲特也曾发表过看好日本的观点。就在今年4月份，在东京考察的巴菲特在接受采访时表态：“看好日股，并将考虑加码对日股的投资。”
实际上这很容易理解。一方面来说巴菲特偏爱垄断行业，即所谓有“护城河”的业务。这些行业本质上都有一定的垄断属性，比如可口可乐，比如IBM。这些公司基本上都可以算作是美国的“准国企”。他们的业务都有着较深的政商联系，可以算是某个行业中的“龙头”，其竞争力不仅仅是市场上的“打打杀杀”，更是权力场上的“人情世故”。所以这种公司陷入短期的困境中当然就适合于投资了，因为他们不会破产，随着影响的消除自然价格就会恢复甚至暴涨。这就是巴菲特“投资三原则”中，敢于集中投资并且长期持有的原因：抄底与国运相关的垄断性行业的头部公司，赌美国的国运不衰。
巴菲特的父亲是国会的参议院，其父亲亦是美国一家券商的创始人，其妻子也是其父亲好友的女儿。巴菲特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二代”。并且其家族亦是奥马哈当地的“豪强”。
巴菲特之所以能够长期投资获利，本质上就在于其相对于其他金融从业人员更强的政治能力。所以即便在市场化发达，金融深度自由化的美国，也是熟稔权力规则、拥有政商圈子、有政治头脑的人成为市场的佼佼者，这就充分说明了权力之阳与资本之阴的对立统一关系：顺者凡，逆者仙；阴中之阳者为贵。
对陷入困境的美国“准国企”进行纾困、注入资本掌握董事会权力，对其人事进行大幅调整以改变经营模式，通过并购与重组优化资产结构，巴菲特干的这是事情，实际上起到的正是“美国国资委”的作用。所以说权力厌恶真空，任何社会功能都不会缺位，如果国家不设置相应的机构，那么就会有民间的机构来承担这项任务。在这个维度上，巴菲特的“投资神话”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是“美国国资委”的觉悟，让巴菲特得以长期“战胜”市场。所以纵观巴菲特一生，都是顺应和支持美国国家政策的行为逻辑。
在这种逻辑下，巴菲特投资日本就很明确了，因为日本是美国在与中国竞争失利的情况下，推出来的“团练武装”。当年元朝也与美国一样，将国内的居民分成了四类人，搞种族主义。并且也任用特定群体来充当包税人对国民进行压榨，这与美国用犹太财团来对国民进行“变相税收”一致。最后当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之后，派去镇压的政府军精锐不堪一击，于是只好放权，让各地的地主豪强来自己编练武装去自行镇压义军。这种面对危机自己不中用，将权力下放的模式，是大多数王朝末期的“通行惯例”。
巴菲特投资日本，也正是这种配合美国“主旋律”的逻辑，和买“准国企”的筛选规则。巴菲特买入的日本五大商社，分别是：三菱商事（Mitsubishi Corporation）、三井物产（Mitsui）、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Itochu）、丸红株式会社（Marubeni）和住友商事（Sumitomo）。
这五大商事，均为日本历史悠久的大财团企业，其业务渗透到国内及国际各行各业，对于日本近代经济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公司基本就算是日本的“准国企”了。
巴菲特代表的是“国家资本”的意志，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在经济领域的投射。所以日本股市能够有一个阶段的上涨，说明了美国对于日本的战略预期——希望以日本为遏制中国之基地，以对日本放权为代价来换取其抵抗中国。但是这对日本来说，却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美国人只是放了权，但是日本却要押上自己的“命”。
二、日本的“代价”
日本已经连续22个月的逆差，作为制造业定位国家，连续的贸易逆差意味着制造业产品失去竞争力，汇率不稳定，产业资本转移，造成失业。
做为一个国内GDP长期增速为负，扩张无路的经济体来说，内需的增长是难以指望了；如今出口创汇的竞争力也受到削弱，这种内外交困的经济基本面却迎来了股市的强劲上涨，事出反常必有妖。
上一次看到如此魔幻场景还是2020年懂王不顾新冠疫情正盛、冒着大规模传播风险开国后的美国大盘指数。
唯一能够和道琼斯指数强劲增长相媲美的，恐怕就是新冠感染和死亡人数。
日本一直以来出口主要产品就是机电、运输设备（汽车）和化工产品，很不幸，中国产业升级直接带来的副作用就是打掉日本的产业优势。
自俄乌战争以来，中国各项制造业指标基本都在强势增长，其中汽车出口的增长极为明显，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的汽车出口量已经基本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
（中日汽车出口数据 单位 万辆 数据来源 wind）
日本车有今天倒也不奇怪，就和当年的诺基亚一样，优点非常明显（耐用、省油），但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早就不是靠耐用省油就能占领市场的时代了，在电动化和智能化赛道上日本已经被世界远远的落在了后面。
丰田不忘初心，坚持在电动车上配置手动挡，以实现“驾驶乐趣”。电动车配手动挡，听起来就像是AI驾驶马车一样，充斥跨时代的错乱感。
曾被成为日本出口行业“明星”的电子设备也不复往日辉煌，生产规模还比不上2015年。
索尼基本裁掉智能手机方面的业务，甚至将北京工厂迁到了泰国，也没听说搞出什么名堂；因为错过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松下在动力电池市场的份额一降再降，在全球市场份额中已经落后于比亚迪。
日本唯一有点起色的高端行业就是半导体，近年来发展的还算不错，但是在中美拿芯片作为筹码反复拉锯的博弈中，日本最终选择全面导向美国。
5月23日下午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外汇法法令修正案，正式将先进芯片设备等23个品类纳入出口管制，该管制将在7月23号生效。
最终，在二战后丧失军事主权的日本，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下，一步步的交出经济主权，走向了中美对抗的最前沿。在这场对抗后，中美或许还能存在，可日本就不好说了。
三、美国的斗争性与妥协性
美国对于日本，属于是“捧得起你也踩得起你”的角色。所以美国希望以日制华，捧日踩华就是情理之中了。但是还有一层意思美国藏得更深，那就是如果制衡中国失败，那么美国也可以用“收割”日本来补充损失。
中美相争，在之前的几年中美国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是无论是重返亚太让航母编队硬闯南海，还是贸易战打击中国商品，继而是疫情三年的组织力比拼，最后是加息与挑动俄乌战争，无论哪一条美国都是战败方。双航母编队被中国卫星定位最后落荒而逃，自此越南、菲律宾的反华势力开始衰退；贸易战中国对美顺差不减反赠，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最终加到了美国国民自己头上；三年的新冠疫情各国生产秩序混乱，德国日本都陷入逆差当中，而中国则是在高端制造业一日千里；美国加息向全世界征收美元，中国则“开仓放粮”为各国纾困，俄乌战争没有拖垮俄罗斯，反而拖垮了欧盟。
所以美国实际上对与中国的斗争性是不断削弱的，因为美国并不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国家利益是可以妥协的，但是大公司和财团的利益是必须保障的。眼下美国与中国的各种“斗法”中，不但没有达成遏制中国的国家战略，反而极大地损害了美国工商业和金融财团的利益，这在美国就属于是“逆天而行”了，因为商业利润就是美国的“天”。
在东亚的军事态势中，中国是占优的一方，美国在东亚复制俄乌冲突的成本过高，所以美国的军方才急于与中国沟通。如果美国不能得到中国在台海行动不牵连日本的保证，那么一旦整个东亚地区陷入混乱中时，美国就没法保证其自身的工业品供应。这是因为中、日、韩等东亚国家是世界制造业的主力，一旦东亚三个国家同时卷入冲突，那么美国遭受的打击比这三个国家还大。这就是美国的军方几次三番要与中国军方建立沟通机制的原因，因为他们害怕中国的军事行动扩大到日、韩，而我们拒绝其要求也表明了我们的态度：真要有了军事冲突，那就不会按照美方的意愿来局限于一地。中国的这种“打不打我说了算，怎么打也是我说了算”的态度，震慑住了美国军事投机的冲动，某种程度上让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了中国手中。
在这种文斗斗不过，武斗不划算的情况下，美国对华的妥协性就开始抬头了。一方面拜登政府该进入大选的“大考”当中了，另一方面是目前对华政策的成本已经远高于了利益，风险过大而美国难以承担。我们可以看到从沙利文到布林肯，各路美国政要都急于与中国达成和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日本的就的“捧抬”中其实也蕴含了“杀机”。
那就是如果对中国的遏制不能成功，那么趁日本的沉溺于资产泡沫的时机，可以通过操纵“热钱”撤离来“收割”日本，以此回补美国的损失。这个模式在当年的广场协议中就已经可以体现过了。当时的日本由于广场协议而本币升值，这本来对其出口是不利的，但是由于热钱涌入日本，使得日本股市、汇率、房市都大幅升值，一个巨大的泡沫就此成形。最后当这个泡沫破裂之时，海量的国际游资撤出日本，使得日本的股、汇、房三杀，日本的经济活力自此被封印，错过互联网、新能源等一系列产业革命，在世界的繁荣期中进入“失去的三十年”。
所以美国此次“捧抬”日本的股市，既有着鼓励其充当遏制中国“排头兵”的用意，也埋伏下了对华妥协时反手收割日本的“泡沫地雷”。这些现在借着日本股市上涨获利的国际游资和投机热钱，也可能在其资产价格与基本面差距过大时倒戈一击，通过“捧杀”的方式完成对日本的“收割”。对美国来说，反华诚可贵，大选价更高，若为私利故，二者皆可抛。所以美国对日本的心声其实就是：“我割不了中国，还割不了你吗”。日本的体量足够民主党的大佬们应付一次选战了，收割日本的难度不但低于中国，甚至低于德国。所以对于美国的决策层来说，杀狗吃肉的诱惑可能会大于从邻居家抢牛抢羊，因为前者的风险与收益之比要显著优于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