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术界感兴趣的课题，特别是在炭河里城址发现之后，更成为学界同仁非常关注的热点。迄今为止，学界关于湖南商周铜器的研究论文和专著达数百篇，参与学者数十人，涉及内容从单件标本的年代、产地、制造工艺、装饰艺术，每一类器物的演变序列、文化属性，上升到铜器群整体的宏观研究，以及与此相关的湖南商周青铜文明、湖南的青铜时代等问题，呈现出不断全面和深入的态势。然而，青铜器本身的研究远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其背后的人类社会、思想文化等才能基本满足我们的探索欲望。本文试从青铜礼仪的角度对湖南商周铜器群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湖南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管理方式及宗教信仰等问题做力所能及的探讨。
传世文献对湖南商周历史的记载极少，如果仅以文献来谈湖南商周时期的社会状况，可以说基本无望！好在从20世纪前半叶以来湖南境内出土了大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目前总数已近千件，这是我们探秘湖南商周社会的希望之光。那么，怎么来探索呢？笔者认为从青铜器所反映的社会礼仪进行切入至少应该是一个值得一试的途径，这项工作此前还没有人做过。
当然青铜器并不直接告诉我们当时的社会礼仪如何，但是作为当时人类最先进的技术成果，青铜器一定会成为彼时社会礼仪的物化载体，即青铜器曾经在湖南商周社会礼仪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是我们赖以研究的前提。另外，中原地区因有大量历史文献，其商周社会的基本状况较为清晰和丰富，而且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考古工作开展较早，成果斐然，其青铜礼仪与社会结构的关联关系已经取得了高度共识。那么，将湖南商周青铜器所见之青铜礼仪与中原地区进行比较，考察它们之间的异同，再参考中原地区商周社会的基本情况，至少可以对湖南商周时期的社会结构、管理模式及宗教信仰等问题进行粗略的估计和推测，这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
一、“礼”的形成与中国古代的礼
所谓“青铜礼仪”，是指青铜器在当时社会礼仪中的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逐渐固定并形成较为严格的制度，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青铜礼制”。要研究青铜礼仪，需先搞清楚什么是“礼”和“礼仪”。
关于“礼”，古人早有论述。东汉刘熙《释名》中说：“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大致是说：礼，是一种规范或规则。我们现在表示某件事处理得当或合规矩，也称“得体”。《礼记·仲尼燕居》篇也说：“礼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与，伥伥乎其何之！譬如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见？若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从这个意义上讲，礼是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并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礼和礼仪的关系为：礼是核心内容，而仪是礼的外在表现，两者一般不能绝对分开。
礼是如何形成的呢？
学术界普遍认为，礼的出现与人类对神的崇拜和祭祀有关。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亦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意思是履行你对神的承诺（即践约），以此来侍奉或讨好神灵，以求得神的护佑。今天我们许多人到寺庙里去烧香敬菩萨，先许愿，如果灵验了，还要再去还愿，否则菩萨会怪罪，就不再保佑你了。远古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受大自然制约的程度很高，自然界中各种对人们生存和生活作用巨大或者有威力的事物都会受到人类的崇拜。
出于自身生存和繁衍的强烈愿望，人类希望借助大自然的力量造福于己，于是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神，并通过对神的祭祀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崇敬之意。最早创造的大概有太阳神及风雨雷电和各种凶禽猛兽之神，这时的神仙世界是诸神各显神通，不相统属，在学术界被称为“多神教”阶段。后来由于生产力和社会组织管理水平的提高，人类的能力显著增强，会出现人格之神（即祖先神，一般以英雄人物为原型创造而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认为，人的意识形态是由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决定的。因此，神仙世界的构成脱离不了当时人类社会结构的发展状况，神的世界实际上就是人的世界的翻版。
随着人类社会组织的进步，神的数量会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其结构层次也会越来越复杂。当人类社会出现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或“帝”之后，神仙世界中也会出现至高无上的神来统辖其他诸神，在学术界这个时期被视为“一神教”阶段。人们创造神，目的当然是要神为己所用。这就需要与神沟通，表达自己的愿望，还要取悦神，如果愿望实现，要答谢神的帮助等，这一切均需通过祭祀仪式来实现，故祀神是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左传·成公十三年》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祀和打仗，是一个国家最大、最重要的两件事，而且祭祀排在首位。所以说，祀神是人类最初的礼仪活动，为“礼”之源。
在祀神活动中，根据祭祀对象的神格差别，会选择不同的祭祀方式即仪式。在仪式中，会使用各种道具，这些道具可称为“礼器”，还有献给神的各种祭品，可称为“礼物”，其中有生命的物品，在我国古代被称为“牺牲”。为了尽可能地取悦神灵，人们会用当时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以最珍贵的材料、最先进的技术、最优美的形态、最华丽的色彩，制成各种功能的礼器；并以最宏大的规模、最隆重的场面来举行祭祀仪式。所有这些都可统称为“礼仪”。在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和社会组织结构有别，神仙世界的结构也不一样，祭祀的对象、所用礼物和礼器、仪式形式都会有所差异。所以，从某一个人类社会礼仪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反观其社会政治结构、社会管理方式及宗教信仰等各方面的情况，青铜礼仪当然也不例外。
在中国古代，“礼”的出现应该很早。传世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已有非常成熟和系统的礼制，涵盖当时社会的各个领域，统称“五礼”。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其中吉礼最重要，包括祀天地和祭人鬼两大类。前者属自然神，后者为祖先神，两者的祭祀有差别。祭祀自然神一般以玉器、丝帛等为祭品，而祭祀祖先神则用牺牲、酒醴、百谷等。夏商之前的三皇五帝时期，祀神之礼就已经产生。《山海经》中载有黄帝作礼祭神驱鬼的故事，《吕氏春秋》中也记有颛顼作礼乐祭上帝的情节。《通典·礼序》卷四十一云：“故自伏羲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从考古材料来看，礼器至迟于距今六七千年前已出现。
湖南境内的高庙文化和汤家岗文化遗存中发现的戳印或刻划太阳、八角星、獠牙兽面、凤鸟等纹饰的白陶器以及黄河流域仰韶文化绘有人面纹、鱼纹等的彩陶器，做工精致，显然不是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器，应是祭祀神灵所用之礼器，有学者称之为“神器”。良渚文化所见大量玉璧、琮、钺等，形态规范，已成定制，是非常成熟的礼仪之器，且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表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形成以玉器为代表的礼仪制度，玉礼器已成为当时社会中等级、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物。
进入青铜时代，虽然此前的玉礼器传统被延续下来并仍然承担一定的礼仪功能，但青铜器作为材质最珍贵、制作技术最先进、外观最优美、使用效果最好的人工产品，取代玉器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礼器，广泛使用于包括祀神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中，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和严格的制度。在夏商周三代，青铜礼器不仅成为社会政治秩序的象征，也是当时国家政权的象征。《汉书·郊祀志》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孟子·梁惠王下》亦云：灭人之国，必“毁其宗庙、迁其重器”。
二、中原地区青铜礼仪发展与演变
我国中原地区的青铜礼器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年代相当于夏代后期。这一时期的青铜礼器种类和数量均较少，按实用功能可分为容器、乐器和仪仗器三类。其中容器类可细分为炊食器、酒器、水器等。炊食器仅见炊器鼎1种，不见食器。酒器有爵、角、斝3种，均为饮酒或温酒器，未出现大型储酒器。水器仅见盉，乐器类仅见铃。仪仗器有兵器戈、戚及牌饰等。看似简单的数种青铜礼器，已经初现此后整个商代青铜礼仪的基本特征，如容器为主要礼器，其中又以酒器为核心，仪仗器地位也较高，还有乐器。可见夏商时期青铜礼仪主要用于祖先神的祭祀，且在祭祀仪式中大量用酒。青铜仪仗器的出现，似可再现当时祭祀仪式的庄严肃穆。当然，此时的青铜礼器，制作工艺还较低，器表几乎没有装饰，器物形态均仿自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器。表明青铜礼仪在当时还处于初始阶段。
商代早、中期，青铜礼器较二里头文化时期有较大发展。主要表现为：礼器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如炊器增加了鬲、甗，新见食器簋、水器盘，酒器新增尊、罍、觚、壶等，仪仗器除戈外，新出现钺；器表多装饰兽面纹并形成相对固定的范式。
商代晚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工业臻于顶峰，青铜器在当时礼仪方面的表现也达到了极致。一是青铜礼器的种类齐全、数量巨大，除前期所见各种器类外，又新增炊器分裆鼎，酒器卣、瓿、方彝、觚形尊、觯、觥，水器盂，乐器编铙及车马仪仗器等；二是青铜礼器的装饰艺术登峰造极，以兽面纹为主题的传统理念占据了青铜礼器的装饰艺术领域，也显示出崇尚神秘、浪漫的时代精神。
西周早期青铜礼器的主要变化是酒器开始让位于炊食器，商代礼器的核心成员觚基本不见，爵、斝、尊的数量大为减少，但总体上仍延续和继承了商代晚期的传统，器类多而庞杂，纹饰繁缛，兽面纹依然是当时的主要装饰题材。
从西周中期开始，中原地区青铜礼器无论在器类组合、装饰风格还是在搭配方式等方面均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体现了西周早、中期之间中原地区青铜礼仪的巨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炊食器鼎、簋等替代酒器成为礼器组合的核心。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流行的大量酒器，如觚、爵、斝、觯、方彝、觥、卣、尊、罍等已非常少见或消失，而新出现簠、等食器。
2
礼器组合器类减少，但搭配稳定，整齐划一，充分显示出较为严格的礼器使用制度。例如，一般使用奇数的列鼎和偶数的列簋，外加两件酒器壶、水器一盘一匜一盉、成套的乐器钟、镈及车马仪仗等。与此前礼器种类庞杂、搭配无定制的特点有明显区别。
3
器表装饰风格普遍趋于简洁、明快，区别于此前繁复陈杂的特点。装饰题材以龙、凤为主导，新出现窃曲纹和几何形的波带纹、重环纹等，兽面纹装饰理念明显淡出。纹饰的表现手法也明显呈现程式化和图案化。
这些特点表明了从西周中期开始中原地区青铜礼制的成熟，青铜礼器已经在制度上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秩序的象征物，真正发挥着社会政治管理的职能和作用，这与史籍中周公制礼作乐的记载是吻合的。故《论语·八佾》篇载“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三、湖南商周青铜礼仪及相关问题
湖南境内出土的商周铜器内涵非常复杂，从文化面貌来看有商文化、周文化、江汉平原地方文化和湖南本地土著文化等多种不同文化传统，产地有中原地区（仍可分为商文化中心区和周文化中心区）、江汉平原和湖南本地等，虽然这些不同文化传统和产地的铜器应该同属于湖南境内商周时期某一阶段的某一支人群集团或文化，但并不能认为它们都能体现湖南本地商周时期的青铜礼仪，也就是说，这些不同产地和文化面貌的铜器类别对于研究湖南商周青铜礼仪而言，其材料价值和地位应该是不一样的。因此，在根据湖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来探讨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礼仪时首先应该思考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湖南本地铸造的青铜器可能才是我们考察湖南商周青铜礼仪的主要对象，而外来铜器很有可能因为脱离了原来的文化背景从而丧失了其原有的礼仪功能。所以，对于外来铜器，首先应该深入考察其在本地是否仍然发挥了礼仪功能，如湖南出土的中原产铜器等在本地是否仍然作为礼器使用，如果不是，则不能体现湖南商周时期的青铜礼仪。因为，中原与湖南两地在宗教信仰和社会结构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会导致中原文化的青铜礼器不适用于本地社会的礼仪活动，湖南本地的祭祀对象和祭祀仪式可能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而根本不需要使用这些异族的青铜礼器。《左传·成公》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由于文化传统不同，来自中原的青铜礼器在湖南有可能只是作为一种财富被收藏或埋藏。
第二，即使是湖南本地铸造的青铜器，也要对其社会功能进行具体分析，需要确定其中哪些属于礼器以及它们在当时本地社会礼仪中的地位如何，只有这样，才能揭示湖南商周青铜礼仪的主旨。因为湖南本地铸造的青铜器也有不同类别，它们可能并不一定都是作为礼器使用的，而且即使是作为礼器使用，各自的地位也会不尽相同。
从这两点出发，通过对青铜器出土相关情况的考察，我们没有找到来自中原或其他地区的青铜礼器在本地用作礼器的正面证据，而反面证据却不少见，如许多中原文化礼器的埋藏性质为窖藏而非墓葬，而且被埋藏时器内往往储有其他小件铜器或玉器。笔者认为这些窖藏的性质不是以往多数学者所认为的祭祀坑而是财富匿藏坑。
现罗列如下：
1959年宁乡黄材寨子山出土的兽面纹铜瓿，内藏卣小铜斧224件；
1963年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附近沩水河滩上发现的“癸冉”提梁卣，内藏玉器1170余件；
1970年宁乡黄材王家坟山出土的“戈”卣，内藏玉器320余件；
1985年衡阳市郊杏花村出土的“戈作宝彝”提梁卣，内藏玉器170余件；
1986年双峰县金田乡月龙村出土的鸮卣，内藏玉器5件；
1984年新邵县陈家坊出土的铜瓿，同出两周之际的越式鼎3件、春秋铜豆1件、铜翣2件及玉环等。
前5例青铜礼器中埋藏时内储工具或玉器，且玉器均为装饰用玉而非玉礼器，后1例埋藏年代为春秋中期以后，各类不同时代的器物埋在一起。这些例子的埋藏性质虽不排除是墓葬的可能，但肯定不是祭祀坑，最大可能是财富匿藏坑，其中出土的中原文化青铜礼器显然是作为财富而非礼器被埋入的。
另外，在宁乡炭河里、望城高砂脊等地西周墓葬中，许多来自中原及本地仿造的中原类型青铜礼器多为部分残片而不是整器下葬。很明显是以这些铜器残片象征财富，如果视为礼器，断不致如此。因为只有在不被视为礼器的情况下，一件完整青铜器和一块铜器残片的财富象征意义等同。
湖南本地铸造的青铜器可以大致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仿中原式青铜礼器，以鼎为主，目前已见数十件，其他卣、尊、罍、簋、盉等数量极少，可见当时本地仿制中原礼器并不是要作为礼器使用，而是别有他用。鼎虽为中原礼器之核心，但需与其他器类搭配使用，方能成“礼”。所以，笔者认为就算是湖南本地社会想效仿中原之礼，也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的。况且，这些鼎中除极少数与中原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铜鼎基本相同外，绝大部分标本都多少有些变异，数量最多的是地方特色浓厚的所谓的“越式鼎”。它们一般体形很小，胎壁很薄，足内侧为空槽或瓦足，这是尽量节省铜料的做法。铸造工艺也非常草率，铸造缺陷较常见，事后也不进行打磨，如果是礼器会这样粗制滥造吗？而且这些铜鼎底部多见烟炱，早有学者推测其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
第二组是乐器，包括铙、镈、甬钟等器类。尽管湖南出土青铜甬钟中的所谓“乳钉界格钟”“阴线界格钟”可能是受到中原西周甬钟的影响出现的，但为本地铸造当不成问题。本组铜器中，铙的数量最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所见南方铜铙150件左右，而确定为湖南境内出土的70余件，其他不明出土地点的，许多与湖南出土的铙基本相同，亦有可能是从湖南境内流出的。这些铙多数体形硕大，重量一般达数十千克，最重者超过200千克，粗略估计湖南出土铜铙的总重量已超过3000千克，如果加上十多件镈、40多件甬钟，总重量已接近4000千克。
现代矿产资料显示，湖南境内铜矿储藏量很小，品位不高，埋藏深，开采价值有限，应该说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开采难度很大或不能开采。那么，湖南境内铸造如此多的大铙，其铜料需从他地输入（应该来自江西或安徽境内），必将耗费巨大的社会财富。湖南先民在铸造铙等青铜乐器时，似乎毫不在乎铜料的消耗，一件比一件大，但在铸造中原礼器铜鼎时却非常吝啬，想尽办法节省铜料。可想而知，大铙等乐器才是湖南商周社会最重要的青铜礼器，其在当时社会礼仪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第三组是动物造型铜器，包括尊、卣、觥等器类，目前所见有四羊方尊、双羊尊、象尊、猪尊、牛觥、虎卣等，均为酒器。本组铜器过去均被断为商代晚期器，但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它们的铸造年代为商末周初或西周早期，笔者认为它们最有可能是湖南本地西周早期的制品。本组铜器有两大特点：一是造型设计上大气磅礴，器表装饰神秘诡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二是制作工艺异常细致、精到。这样的作品从构思设计到整个铸造过程都是一丝不苟、精心掌控，工匠们所花费的时间、精力、心思应该非同一般。这充分说明，本组铜器也是当时社会礼仪中非常重要的礼器。
如此看来，商周铜器湖南地区的青铜礼器主要是以铙为代表的乐器和动物造型的铜器为主，中原文化的传统礼器炊食器（鼎、簋）、酒器（觚、爵、斝等）在本地可能未被作为礼器使用，至少不是必需的或最重要的礼器，表明湖南商周社会的青铜礼仪与中原地区有很大差别。根据以上情况并参照中原地区青铜礼仪的已有认识，我们对湖南商周青铜礼仪做如下推测。
1
湖南商周青铜礼器以乐器铙、镈、钟为主，特别是铙，数量多，造型及装饰较为统一，说明其使用相当普遍。其次是动物造型的尊、卣、觥等，它们均为酒器，从器形、装饰和工艺等特点分析，它们属于湖南青铜礼器中的高大上，使用的级别应该很高。
2
青铜礼器的使用范围主要用于祭祀，可能并未用于随葬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不像中原地区青铜礼器已经适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目前湖南出土的青铜乐器及动物造型铜器，还没有可以确定为墓葬出土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笔者想是受制于青铜礼器的数量有限，毕竟铸造青铜器会耗费不小的社会成本。
3
湖南商周青铜礼器，器类简单、功能单一，只有乐器和酒器，缺乏中原青铜礼器必备的食器、水器、仪仗器等。
4
从礼器的实用功能来看，其祭祀的对象应与中原地区有别。铙、镈、钟都是打击乐器，尤其是铙，声音洪亮而悠长，应该是通神的道具，且多出土于山顶，可以想见其沟通的主要是自然神如天神、山神等。动物造型铜器既可以是盛酒的礼器，也可以是巫师通灵的助手，而酒又是祭祀巫师通灵前的必备之物，因为醉酒可以使巫师的大脑神经进入非正常状态，达到忘我非人的通神效果。再加上没有炊食器，我们判断当时祭祀的对象是自然神而非祖先神。
5
从各类铜器出土数量和埋藏情况来看，湖南的青铜礼器尚未形成固定的搭配组合，更未形成严格的礼器制度。礼器的使用可能相当随意，可能只要有乐器就可以了，未必需要一定的组合。乐器的使用数量也不固定，可以单件、两件或更多。
6
祭祀地点应该多在旷野如山顶、河边等，不像中原地区以在庙堂中祭祀为主。目前发现的铜铙一般出土于山顶或河边，估计是在出土地点附近举行祭祀后埋下的。这样，祭祀的规模应该有限，仪式过程也应比较简单。
7
通过祭祀活动，湖南的青铜礼器无疑在当时的社会管理中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但应该没有像中原地区青铜礼器那样成为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的象征物，更未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根据以上特征，下面试就湖南商周社会的政治结构、管理方式及宗教信仰等问题略作以下推断。
前述中原地区青铜礼仪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夏商至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以酒器为核心，辅以食器、乐器、仪仗器等，器类庞杂，搭配无定制，装饰风格崇尚神秘、浪漫，而从西周中期开始，青铜礼器以食器为核心，辅以酒器、乐器、仪仗器等，器类简单但搭配固定，且以成列成套的方式表现为整齐划一，装饰风格上程式化、图案化、生活化，这是青铜礼制成熟的标志。
从政治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从西周中期开始，世俗政治已居于当时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而前一阶段可能仍处于政教合一的阶段，即广义上的宗教在当时的社会管理中尚发挥着巨大作用，故在青铜礼器方面表现出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特色，而后一阶段的青铜艺术明显表现出现实主义和人文主义风格。这种转变与商、周社会政治形态是吻合的。商王朝是以商王国凌驾于其所征服的族邦之上为主要政治构架，而周王朝是以姬周王国的内部分封制为主要政治构架，两者的社会管理方式应有不同，后者用宗法制可以做到，而前者仍需要借力于宗教。
湖南商周青铜礼仪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结构与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相对接近但又有区别，而与中原西周中期以后的状况相差甚远。
首先，湖南商周青铜礼器以乐器为核心，少见中原地区祭祀祖先神的主要礼器酒器和食器等，而可能为本地铸造的酒器如动物造型类铜器又凸显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说明当时湖南民众对神的崇拜还处于以自然神为主的阶段，这是生产力落后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较低的反映。当时的社会管理还更多地借助神的力量来实现，而且是神秘莫测的自然神。反映宗教（确切地讲是巫术）在当时湖南地区的政治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其次，湖南商周青铜礼仪形式简单、随意，缺乏复杂的程序和严格而完善的礼仪制度；同时青铜礼器所使用的范围还可能较窄，不像中原地区已经广泛使用除祭祀以外的宴飨、婚嫁、丧葬等领域。表明了湖南商周时期社会生产力的总体水平较低，社会组织结构和政治管理水平较中原地区相对落后。
再次，本地铸造的青铜礼器上不见中原青铜礼器常见的族徽铭文或符号，可能当时湖南地区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如此，则社会管理的实施能力有限，这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管理水平的落后，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人文祖先神或族的文化认同需求并不强烈。祖先神的出现与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大大提高及通过认祖归宗来加强社会群体的凝聚力、达到社会稳定，共同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来威胁的需求有关。湖南境内自然地貌复杂，山多地少，不适宜人类大规模集中群居，但每个小自然地理区域内资源相对丰富，可基本满足小规模居民的起码生存需求，因而缺乏群体之间大规模协作共同抵抗自然威胁的条件和动机，因为再怎么协作也无能为力，而不作为也能苟安，顶多求求神保佑保佑，一切都听天由命，这就是老子所讲的“小国寡民”的境界。
综上，我们将湖南商周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概括为：巫政合一，即巫术在当时社会政治结构中居主导地位，而世俗政治地位较次，社会管理的职能主要通过巫术来实现，社会公共权力集中于巫师集团，而国王或酋长就是最大的巫师。
关于湖南商周时期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礼仪，除了上文从青铜礼仪角度所能进行的探究外，传世文献中也能搜寻到一些蛛丝马迹。汉王逸《楚辞章句·序》云：“《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这段记载里说，楚国南方的湖南地区（沅湘之间），当地习俗信崇并敬奉鬼神，祭祀之时会唱歌跳舞、击鼓为乐，但其所唱歌词比较简陋、原始、低俗，不能登大雅之堂。
这段记载讲的是屈原所在的战国时期，推测此前的商周时期也和这种情况差不多或者更原始。可以想象当时祭祀时的情景是：在部落中心广场或荒郊野外空旷之地或视野高远离天最近的高山之巅，乐师击鼓撞铙，巫师奇冠异服，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作法通神，众人和之，凸显出一种原始、野性之美，与中原地区在庙堂之中仪式复杂、气氛庄严的祭祀场面应该大不相同。现藏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的可能出土于湖北或湖南一带的商周青铜鼓上，有一幅神人图，其形象为：头插两支长羽毛，双手上举，双腿弯曲下蹲，活脱脱就是一个正在作法的巫师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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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泉屋博古馆藏铜鼓照片及拓片
商周之时的湖南先民所信奉和祭祀的诸神到底有哪些，我们已无法知晓，但可从《楚辞》《山海经》等文献记载及战国楚墓出土的帛书、帛画中略窥一斑。
《楚辞·九歌》中的神灵众多，号称“百神”。这些神灵包括天神、地祇和人鬼，前两者为自然神，后者为祖先神。
天神有东皇太一，是地位最高的天神。王逸注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战国楚简所见祷词神祇的简文中，“太一”均排在首位（如湖北荆州望山1号墓、包山1号墓出土战国楚简等）。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中“太一”也明显居于主神地位。可见在当时湖南人的精神世界中，虽神灵庞杂，但已有地位高低之分，推测当时湖南地区的神灵崇拜处于多神崇拜向一神崇拜的过渡阶段。
除东皇太一外，天神还有东君、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等。东君是太阳神，云中君是云神，大司命和少司命为星神，掌管人的寿夭生死，为生命之神。新中国成立前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帛书上还有十二月神的形象。地祇有湘君、湘夫人、河伯、山鬼等。人鬼是指为楚国死去的英雄们。
总体看来，《九歌》记述的神祇以自然神为主，虽然它们已多少具有了一些人格，但自然属性仍是它们的主要特征，而且，这还是战国晚期的情形，楚人进入湖南之前的商、西周、春秋时期肯定会更加原始一些。这与上文对湖南商周青铜礼仪的分析结果不谋而合。
本文由孙莉、王光明摘编自 郭伟民 主编《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内容略有删节、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