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在军事战场上被列强凌辱，外交家们不得不在谈判桌这个第二战场尽全力纵横捭阖。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折冲樽俎，唇枪舌战的整个过程，其背后折射出来的历史意义比较复杂，很多时候已经超出了“弱国无外交”的范畴。

王正廷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王正廷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担任外交部部长，其间主持了政府“改定新约”运动，却因在“济南惨案”和“九・一八事件”中对日本的谈判未能达到国民期望，导致群情激愤，其住宅被毁，本人遭到学生殴打，最终请辞外交部部长。

民国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终，西方列强在巴黎举行会议，决定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安排战后新的世界秩序。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应邀派出以顾维钧等为成员的代表团出席巴黎和会。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出席重大国际会议，国内各界对此抱有极大希望。

王正廷与顾维钧一起出席了中日大辩论会议。他们各尽所能，尽力维护中国的权益，在拒签和约问题上，王正廷首先表态：“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在北京政府下令签约的紧要关头，他违背禁令，通电国内揭露北京政府的训令内容，表示“誓必死争”，痛陈一旦签字则中国“气馁势孤，永劫不复”，激起国内舆论激烈反响。

由于中国代表团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欧美同学会于民国八年（1919年）3月召开临时会员大会声援中国代表团。除了通过联络渠道发通知外，还在北京《晨报》登报告知：“欧美同学会开会：欧美旅京同学会会员定于本月五日在石达子庙本部开会，讨论要政。”4月5日到6日，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召开年会，与会者对巴黎和会尤为关注，面对日本窃夺山东权益的严峻形势，群情激愤，一致决定并立即行动：首先致电学长、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征祥，表示坚决支持中国代表团。电文中说：“力争发言，勿为日人气馁，此间同人愿为后盾。”随后立即以欧美同学会的名义，向国内外发布《对时局宣言书》，要点包括“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打破列强在中国之势力范围及利益范围”。

4月30日，巴黎和会无理拒绝了中国的正当要求。5月4日下午，欧美同学会于南河沿会所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于青岛问题的应对办法。5月7日，欧美同学会再次开会，与会者公推当时在北京政府法律部门工作的欧美同学会评议员王宠惠为主席，讨论了由会员吴赉熙草拟致各国使馆的英文请愿书。请愿书首先声明，日本以武力要挟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决不能据此攫夺中国胶州；接着，请愿书希望友邦各国主持公理。会议推举了12名代表赴英、美、法、意使馆陈述。会后，代表们立即前往各使馆递交请愿书。会议同时还通电巴黎和会，电文表达力争收回山东主权的强烈主张。

5月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高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火烧赵家楼。

继北京欧美同学会发出对内、对外通电之后，上海、南京欧美同学会也于6月23日联合发出了对内、对外的拒签和约的通电，表达了维护国家主权、坚决反对签约的严正立场，这是第一次不同地区的欧美同学会联合发表通电。

这时候，国内五・四运动的热火开始燃遍整个华夏，对巴黎和会上诸种不合理的决议群情激奋。6月2日，陆征祥接到北京让他签字的命令，他陷入了巨大的困局中。这个字一签，怎么有脸面对国人？

6月9日，陆征祥请辞外交次长，把签字的决定权留给了临时入团的胡惟德和王广圻。6月14日，陆征祥再次称病，住进了法国圣克鲁德医院。六月二十五号《远观周报》访谈王正廷时，王正廷慷慨陈词：“日本之占，此不仅有害于中国，并且危机世界之治安。许日本在山东有特殊之地位，不啻增加日本在中国统治之权，向使日本一方面开采山东之矿产，一方面使用山东四千万之华民。其为害于世界，不亦大于德国多多耶”。

王正庭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最终实现中国拒签和约。后来王正廷回忆称：“我一生有一桩得意事，就是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

民国八年（1919年）9月10日，王正廷和陆征祥一起代表中国签署《协约及参战各国对奥地利和约》，开辟了中国加入国际联盟的途径。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3日，国民革命军在北伐途中经过山东济南城时，日军为实现其独占中国的野心，阻扰中国统一，借口保护济南城内的日本侨民，挑起事端，出动军队占领济南城，中国军民死伤达6000多人。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山东交涉官员蔡公时在临时办公处更是遭到日军先割去耳鼻后枪杀的虐杀，其十多名同事也同时被杀。日本还包围了驻扎在济南城内北伐军队总司令的蒋介石，将其狠狠地羞辱了一番。“五・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同仇敌忾，各地反日、抵日运动风起云涌，要求政府与日本开战，收复济南。在选择继续北伐还是与日本进行军事交涉的困境之中，蒋介石选择了继续北伐，将与日本的交涉事宜交到了外交部。然而，在日军的强大军事威胁之下，如何处理好“五・三惨案”引发的民众仇日、抗日情绪与继续北伐的关系，使得当时的外交部乃至整个国民政府都处于相当困窘的状况。

惨案爆发时，外交部部长黄郛当时刚好在济南，此后两天内接连三次向日本田中内阁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内容首述日兵挑衅及惨杀我国官兵情形，末述此事不仅是两国间之交涉，抑且违背万国公法，请迅即停止军事行动，以公正手段调查后再定办法。但是日方置之不理，继续对济南实行军事控制。

6日，南京、上海等地学生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并对黄郛对日交涉产生分歧。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举行反日出兵大会，上书黄郛，勉励其努力对日；上海学联紧急代表大会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则认为黄郛不善外交，擅自签字，丧权辱国，电请中央罢免。7日上午，黄郛返回首都，向国民政府报告“济南惨案”事件中日军暴行之经过，协商交涉及对付方针，决议因值重要时期，军事进展区域、外交上均需人负责。蒋介石决定派资深外交官王正廷奔赴济南调查事件真相，并负责一切外交事务。

五・三惨案纪念亭

5月14日，王正廷从济南完成事件调查后到达上海，向国内外各方说明惨案经过：“日兵此次在济南之暴行，完全系一种具体之侵略行为。惨案发生，日人应负其全责。盖自此案之根本问题而言，日人决不该破坏条约、擅自出兵山东，以侵略吾之主权，何况以重兵压迫胶济路，而直入济南城。此种悍然行动，已将日人之野心，完全暴露。……日人之伎俩，当不能尽售，且此次之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完全违背华盛顿会议之条约，更不能逃此公论。”

王正廷的言论将国内民众的仇日抗日情绪推向了高潮。各种抗日团体持续举行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国民政府将外交部部长黄郛解职，并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重重压力之下，5月22日晚上，黄郛突然在上海向南京政府发电请求辞职，同时将原电送交上海各报发表。

黄郛辞职后，虽国民政府高层多数主张慰留，但由于黄郛去志坚定，在当时外交紧急的情况下，似乎不方便再做无谓之慰留，更应另选他人。黄郛离职后，外交部属下的第一、第二、第三司司长亦相继请辞。外交部各职司人员的虚空，对济案的解决更是毫无裨益。月底，宋子文便以黄郛辞职，外交重要，要求中央迅速确定继任人选。社会舆论普遍认为王正廷之前奉蒋之命，专办济案，今若出掌外交，必能收驾轻就熟之效。

此后经冯玉祥保荐，6月6日，国府议决任命王正廷为外交部部长。7日正式发布，令其速赴南京就职。14日王正廷宣誓就职，并指派稽涤生为第一司司长、周龙光为第二司司长、徐谟为第三司司长，以完善自己的外交班底。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对国外国内的局势，有一种新的外交方针——订立新约，大体的主旨是，希望能在中国统一之后，进一步遵循正常的手续，实行重新订立新约，即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

王正庭

王正廷就是推行这种新的外交方针的领导人物。

这种外交政策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注重撤销不平等条约，力求达到关税自主，取消领事裁判权。第二，希望通过与欧美国家之间的外交活动来限制日本。第三，与日本谈判多次停滞，外交工作逐渐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王正廷当上外交部长后，他希望借助国内政治统一，独立民主的意识增强，通过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与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新约的目的。他认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立场必须坚定，但是如何废除却可以采取有弹性的办法。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外交方针，被一些学者评价为“温和型外交”。

从这一点上来看，王正廷并没有什么错！

关于第2点，由于很多关税条约已经到期，王正廷照会各国公使商议修约定的问题，仅仅在民国十七年（1928年）下半年，就通过外交谈判的手段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多个欧洲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

而对于这项措施，只有日本一国从中阻挠，最后因为外交上的孤立，日本最后不得不接受我国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措施。在此后的民国十八年（1929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王正廷将重心放在与欧美国家进行谈判，撤销领事裁判权的问题上。

王正庭

在谈判的过程中，王正廷对所有的国家一视同仁，根本不理睬日本提出的苛刻条件。但是由于欧美国家对领事裁判权的态度比较强硬，最终没有任何进展。

关于第3点，与日本单独谈判，按照当时的情况可想而知，根本就没有谈判的必要。尤其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中日宁、汉、济单件惨案仍未解决，又出现了万宝山事件、朝鲜排华事件、中村事件，让两国的关系紧张到了极点，因此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也受到了国内的责备。

王正廷担任外长后，国内民众将争取国权的希望寄托在其身上。但王正廷发现事情并不是像之前的只做调查那样简单。一方面，日本依仗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希望继续通过军事交涉的方式将事件扩大，从而达到阻碍中国统一的险恶用心，对中国要求外交解决进行各种抵制、拖延，甚至要求蒋介石当面向日军代表进行道歉；另一方面，蒋介石为继续北伐，完成统一，对于济案希望以外交解决为宜，避免直接大规模军事冲突，影响统一大业。

惨案发生后至当年年底，中日双方就解决济案问题进行了三次谈判，日本对国民政府提出道歉、惩凶、赔偿、保障将来四个无理条件。王正廷对日方要求几乎全部否定，坚持日本必须先从山东撤军，再进行其他事宜讨论，双方的谈判陷入破裂。在此期间，双方利用济案展开外交互弈。国民政府充分利用中日间经贸旧约到期，“商定新约”的时机，淡化济案在外交事务中的影响，迫使日本低下身段，主动接触国民政府以防止国民政府单方面提高征税；而日本试图通过威逼张学良“东北自治”，进而威胁国民政府统一作为筹码来达到他们的无理要求。日本的田中外相甚至表示，日本不必强求解决济案，“要以冷静的态度，等待中国方面反省”。11月29日，王正廷向新闻界宣布，中日交涉现已停顿，须日撤兵后方可谈判，并希望国民“一致为政府后盾”。

在此期间，全国各地请愿团纷纷致电国民政府及王正廷，要求迅速解决济案。而王正廷坚决要求日本先撤军的立场，导致谈判延宕太久，从外交的角度来看，王正廷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当。但济案的迟迟不能解决，加上其在谈判过程所作出的一些让步，使得国内民众获悉交涉停顿后，急切希望政府收复主权，开始渐失冷静，将斗争矛头指向了王正廷。12月6日，中央大学的全体学生向中央党部请愿，并向外交部示威，要求迅速解决济案。王正廷出面安抚学生，继续坚持“如日本不先撤军，政府绝不与其解决各案”的原则。

王正庭

13日下午1时，金陵大学、南京特别市党部、南京私立中学、反日会、金陵女大、安徽公学、汇文中学及各机关代表在中央大学开反日大会。虽然现场有卫戍司令部派出的70多人在中大中、东、西三门维持秩序，禁止出入，并将后来赶到的五卅公学、女附中及各机关民众2000余人拦在门外。蒋介石更是派出了副官到现场，请求民众进行和平游行。在会上，民众高呼“反对外交政策”及“打倒王正廷”。散会后，举行了大游行。游行路线本预定先赴国府，再去中央党部、外交部，最后去日本领事馆。因出东侧门时，宪兵不许游行，学生们于是临时决定，不去国府及中央，直赴外交部。出大门时，宪兵又不允许游行，学生情绪开始愤激，呼喊着口号向维持秩序的宪兵冲锋三次，宪兵人少力薄，不能阻止，只能任由学生们自行离去。当学生到外交部时，已有提前赶到的200余武装军警保护。学生高呼口号，要求王正廷出见。部中人表示外长在上海公干。随后学生又齐队奔向日领馆，又因军警先有准备，阻止其前往，遂决定前往下关王正廷的住宅进行抗议。在日领馆一带的军警见学生前往下关，猜到学生目的地即为王的住宅，连忙派车分载该地一部分军警，前往王宅进行保护。等到民众到达王宅时，大门已紧闭，学生不得入。刚好土地局有搬运车经过，被学生截住、推至院墙下，学生登车爬墙而入。军警人少，学生人多，后门被冲开。学生一拥而入，拿起厨房內铁锹等物，将房内器物及门窗玻璃乱击砸毁。北区署长潘锡余、巡官王佐臣、公安局局长姚琮都赶来拦阻，学生用砖石砸向军警。军警因奉姚琮命令，不许回击，只能看着学生捣毁王宅。后来几名学生，将汽油倒在地毯上，就火炉点燃，准备烧房，被军警发现，及时扑灭。王宅除了一间客厅因锁得很紧，未能被打开外，其余各室器具门窗，都被捣毁。同时外交部交际科科长陆兆鹏也被学生架出暴打受伤，经军警解救后送至鼓楼医院医治。一直到6点多，学生才离开王宅前往中央党部。

民众离开王宅后几分钟，蒋介石即乘汽车赶到，察看王宅被毁情形，随即又赶到中央党部接见游行学生，对学生的毁宅行为进行指责并对王正廷的外交事务表示支持。

王氏住宅被毁发生后，舆论哗然，纷纷致电问候以示支持。15日，王正廷回到南京，蒋介石立刻邀请其会面，王正廷当场表示要辞职。蒋立即加以抚慰，表示外交部部长住宅被毁之事，已经由国府下令告诫群众，不得再有此种举动，并勉励王正廷继续与各国进行交涉，勿抱消极态度。随即国民外交后援会发表声明挽留王正廷，海外华人团体如菲律宾的中华总商会也发来电报，表示问候支持：“希望勿为介意，尚乞贯澈初衷，再接再厉，凡于存意破坏我国主权者，尤为力争勿屈，海外侨民始终拥戴。”

得到国内外的支持，王正廷继续担任外交部长，与日本就济案进行谈判。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之下，济案的最终处理结果与国人期望相去甚远。客观来看，此种结果并非王正廷之本意，不能将过错全部归咎于他。王正廷在其任内开展的“改订新约”运动中，还主持了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的谈判，收回了上海两租界的司法管辖权，建立了租界内的中国法院体制。对于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王正廷没有提出全面的交涉和实施计划，但通过努力，收回了天津比利时租界、镇江、厦门英租界、威海卫英租地等。收回了国家多项主权，为民国时期的外交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民国二十年（1931年）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次日下午3点，国民政府接到东北警耗，外交部立刻照会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紧急严重抗议，请其电达日本政府，迅令日本军队停止一切行动。同时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王正廷报告二次抗议经过。

王正庭

9月20日，王正廷在中央常会上报告日军对东北的最新动态，并表示：“这一事件系日方预定计划……彼恃强横、吾以公理；彼以武力为外交前驱，吾以交涉为最后手段。吾对武力，事实上只有示弱，吾对公理，则惟有抱坚决心。”决定一面向日正式抗议，一面向国联和非战公约签字国寻求帮助，请他们主持公道。

沈阳沦陷后，南京、上海、江苏、山东各地民间团体立刻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集会，联合成立抗日救国会，决议对日实行经济绝交，严惩私贩日货奸商，并请中央准备对日宣战、宣布对日经济绝交；同时迁怒王正廷，认为其懦弱无能，联合签署电报要求中央将其撤职查办。

23日，为示对沈阳沦陷之哀悼，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上午9点，南京社会各界在市公共体育场举行反日救国大会，参加的团体成员和民众人数超过10万人，为历来所未有。会上，紧急提案党员王辟尘、罗次启、邝卓生等15人提出非常紧急案，请中央令国府，速将卖国媚日之外长王正廷撤职严办，明正典刑。提案中称：“此次日本侵占东省，我军节节退让，一切责任，均应由日本负担。此乃国际耻辱。电询外交部，王正廷复电竟称系中日军队冲突，减轻日本责任，增加我国耻辱。似此卖国媚日，实属别有肺肠。现监察院已为此事提案弹劾，此而不办，则内奸不除，国何以救？应以民众公意，请中央令国府，立将王正廷拘押，撤职严办，明正典刑，以惩官邪而谢党国。”现场民气沸腾，到达极点。会后游行时，有人主张通过萨家湾一带，王正廷知悉后，吸取了上次住宅被毁的教训，立即打电话给警察厅，要求加派一批保安队在自宅及外交部官舍，加紧保卫。同时更换了汽车号码，以免被认出而遭到围攻。

28日上午9点，中央大学学生千余人，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冒大雨前往中央党部请愿。国民党常委丁惟汾在二门前露天接见，对学生诸多请求，分别答复。此时中大校长朱家骅正在中央党部出席纪念周活动，学生要求朱与他们一起至外交部请愿。朱家骅开始本不愿意，但见到学生态度激烈，怕生事端，于是与学生同赴外交部。到达外交部时，王正廷正在楼上办公室接见帮办吴天放等人，于是派人去接见学生。学生们并不接受，愤激之下相拥至楼上部长办公室，当面向王正廷严重质问，言语间发生争论，学生痛愤之下，不断捶击桌面，桌面玻璃被打碎。王正廷见状，准备下楼躲避。此时又有学生数人上楼堵路，被外交部职员推下，意在保护王正廷离开。双方于是发生冲突，相互拳足相加。王头部受伤，当即奔赴鼓楼医院治疗。而外交部职员于秩序纷扰之中，亦有被殴打者。部中会客厅的物件，也有毁坏。直到军警赶来劝阻后，混乱始告平息。

次日，蒋介石夫妇、邵力子等人前往慰问王正廷。随后蒋在答复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赴京请愿团要求惩办王正廷时表示，外交过失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并非一人之事，继续对王正廷表示支持。朱家骅也因学生大闹外交部，并殴伤外长一事，引咎向国民政府提出辞职：“发生侮辱王部长及毁坏外交部公物情事，闻讯之余，恐栗万分。窃家骅身为校长，处理无方，致酿此不幸事件，应负一切责任，理合呈请钧部准予撤职，从严惩办，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王正庭

10月1日，王正廷向国民政府行政院递交了辞职书。

究其根本原因，王正廷的外交主张重心在于收回关税自主权，撤销外国领事裁判权，在与外国的交涉中，做出了一些妥协性的让步，以达到改订新约的目的。这一行为让很多人认为，他是用卖国来换取利益，也正是因为如此，王正廷在当时背负了不少骂名。

九・一八事变之后，外交部虽然声称抗议日本，却迟迟不肯出兵，国联的作用也微乎其微，最终让群众更加愤恨，造成了多次请愿，殴打王正廷的事件发生。作为外交部部长，王正廷因为中日关系处理事宜而被学生殴打并不是个案，事实上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官员，在处理中日重大事宜时，几乎都被愤怒的青年学生殴打过。民国八年（1919年），外交总长曹汝霖家被烧，驻日公使章宗祥被打；民国十年（1921年）总长郭泰祺处理中日纠纷，被北京学生殴打。王正廷的前任黄郛若不是及时辞职，恐怕也难逃被学生殴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