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夏邑县）。父叔梁纥，母颜氏。在东周这个乱世，他带着弟子三千周游列国，试图推行自己的主张，结果四处碰壁，“子以甘辞说子路而使从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杀卫君而事不成，身菹于卫东门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谓才士圣人邪，则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不容身于天下。”一度“孔子困于陈、蔡，七日不火食”。但是虽然四处碰壁，但其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以至于其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表。
在人们的印象中，孔子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是充满爱心有教无类的老师。
在政治上，孔子不争，国君冷落他了，他就带着弟子走人；在教学上，孔子根据学生的性格特点循循善诱，基本上不骂人；他连上课都很诗意，于杏树下悠然弹琴，学生们在树下或坐或卧的读书，很有诗与远方的感觉。
但诗意仅存在于孔子喜欢的弟子身上，比如颜回。孔子把颜回当成宝，要不每天夸一遍，他都觉得愧对人生。他说自己“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却表扬颜回：“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他对颜回的喜爱人尽皆知，也让其他学生，尤其是子路这种直肠子十分不满，甚至有些嫉妒，于是有一次，仅比孔子小九岁的子路就公开和孔子表达不满，结果被孔子揶揄了一番：“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诗意的校园生活，对于刺头宰予来说，只是失意。
如果一个学生被老师公开批评，且批评的话竟然数千年来兴盛不衰，那么对这个学生来说，人生太难了。而宰予就是那个被骂惨的学生。
孔丘
有一天，孔子正在上课，估计是上周礼课，因为孔子梦想恢复周礼，拯救那个已经礼崩乐坏的世界。“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从此，聪明的且有反叛精神的宰予成了“问题学生”，搞得人们一听到朽木和粪土之墙，就想起上课睡觉的那个宰予。
其实，宰予并非如此不堪。他是孔子排定的“孔门十哲”之一，名列“言语科”第一名，比商人出身，口若悬河的职业外交家子贡还厉害。宰予在唐朝被封为“齐侯”，在北宋被封为“临淄公”，在南宋更是被封为“齐公”。所以另一版本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就是朽木和粪土之墙有其本质的现状局限了，就不要去勉强去按照优质木头和光洁的墙面去要求了。汉代的王充在《论衡》中曾说：“昼寝之恶也，小恶也；朽木粪土，败毁不可复成之物，大恶也。责小过以大恶，安能服人？”王充还说“孔子作《春秋》，不贬小以大。”那么在宰予昼寝这个小问题上：“以大恶细，文语相违，服人如何？”孔子对学生学问的教育及弟子行为的规范，会根据每个学生的天赋和性格不同因材施教，每个弟子对事物的认知和事物对其行为的影响分别根据自身进行升华。
这说明两个道理，第一，问题学生并不一定是坏学生，他们也有权有能力拥有美好的未来；第二，再好的老师也有走眼的时候。
宰予是少有的敢和孔子较劲的学生。有一次，他问了孔子一个两难的问题：“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因为跳下去就是死，但是转身走人就是见死不救，那就不是仁者。孔子很生气，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就这样把问题糊弄过去。
孔子对宰予充满了成见，他还说自己看错了人，“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认为宰予花言巧语愚弄了他，他以前是“听其言而信其行”，自从看清了宰予后，就“听其言而观其行”了。
宰予
以今天的眼光看，宰予的独立思考、绝不盲从，恰恰是当代学生所需要的品质；同时，他的质疑和观点并非是无理取闹，相反，正可以从中看到他对儒家思想的思考的深入和旺盛的求知欲。
其实，孔子与宰予的分歧是主义之争。宰予对孔子推崇的丧礼制度有不同意见。
儒家特别重视丧礼，即使是砸锅卖铁也要按照礼制办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然后要守孝三年，不能结婚生子，不能下地干活，更不能笑容灿烂，总之得悲伤得不能自已不成人样，这样才是大孝子。“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宰予并非不孝之子，他也不一定心安，但他为何要冒被天下人指责的风险说心安呢？
在说宰予之前，不妨说说宰予之后的墨子，那时墨子也许尚未出生。墨子原是儒家弟子，因为反对儒家的礼乐特别是重丧制度，离开儒家成立了墨家，成为儒家专业的反对者。
墨子观察世界的立足点是有用，凡是有看的见实效的东西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儒家的葬礼既浪费时间又浪费人力物力，应该在取缔之列。
宰予
看来，在墨家学派之前，这种功利实用主义思想在宰予那里就已经有了苗头。也就是说，孔子大概从宰予的身上，看到了内部反叛者的迹象。
而不仅是宰予，连子贡也有了这种思想。
子贡在鲁国做官时，曾经想改革一种祭礼。按照周礼，周天子每年秋冬之交会把第二年的历书交给诸侯，诸侯要把历书放在祖庙里，每到初一就要去祖庙去告祭。但当时鲁君早已经懒得去了，就杀一只羊作为祭品糊弄过去。“子贡去告朔之饩羊，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子贡恶费羊，孔子重废礼也。”
由此可见，宰予和子贡注重实际，是典型的功利实用主义者，既然礼已经不再适用，也产生不了实际效果，为何还要守着不放呢？
而孔子思考问题的角度显然不同。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社会秩序与规范。从硬性规范转化为道德情感，需要长期的仪式感支撑。也就是说，从“礼制”到“礼教”，需要长期的礼仪实践，从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虽然孔子不相信鬼神，但他强调“祭神如神在”，要用严肃的仪式感强化内心的道德感。
孔丘
生活没有了仪式感，人们就会缺乏对礼的敬畏与热爱，而没有虔诚的热爱，礼也就徒有其名了。因此，孔子不仅要人们遵守礼，还要人们将礼转化成为内心的情感与道德，做到真学真信真用。
孔子重视守丧三年之礼，是为了强化人们对祖先的敬，而将敬转化为现实的孝，在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下，孝自然就能够转化为忠。如此，才能构建一个有序有礼的社会。
因此，孔子大骂宰予的真实原因是，要推行生活的仪式感，是维护礼与放弃礼的主义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