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五九旅副团长冯祖武
冯祖武，湖南省茶陵县人。1912年生。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六军团十七师任班长、排长、连长，八路军第一二0师三五九旅侦察队长、营长，中原军区第三五九旅副团长，西北野战军第二军五师十三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第五军十五师师长，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四师师长，新疆哈密军分区司令员，新疆军区纪检副书记，乌鲁木齐军区后勤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60年6月晋升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0年1月16日在乌鲁木齐逝世，享年78岁。
归 队
冯祖武
日寇投降后，我三五九旅奉命北返。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妄图一举消灭我中原军区部队。1946年6月，竟一次调集了三十六万兵力，于中原地区将我们团团围困，六月二十七日，我们连续突破了敌人五道包围圈，当时指挥部决定，我们三五九旅要在月底度过荆紫关，挺进秦岭山区。
一
为了摆脱尾追之敌，部队兼程急进。一天深夜，我们到达鄂豫交界的淅川城下，此地距荆紫关只六七十里了。我们立即向城中守敌发起猛攻。忽然传来消息，说前方敌人已经奔占荆紫关了。这时天空雷电交作，暴雨倾盆而下，情况于我们不利，遂撤出战斗。部队于当晚冒着洪水，徒涉丹江。第二天，走着走着，我感到脚下疼痛异常，心里明白，这是昨晚在淅川北关的水壕里被敌人埋下的竹钉子戳伤的。我咬紧牙关，坚持着走了一天，到傍晚脱鞋一看，厚厚的鞋底已被戳穿，脚掌已经青紫了。原来敌人把长一尺左右的竹钉子削尖，擦上桐油，烤干后密密麻麻地安在壕沟里，这种竹钉子锋利如钢刀，并带有毒性。我立即找到医生，进行了简单的治疗。
自从过了丹江后，天天爬大山，翻悬崖，䠀水过河，与国民党匪军且战且走，日行百里以上，晚上也不能休息，致使我的伤势很快重起来，整个一条腿肿得亮光光的，连动也不能动了。团首长们从马背上取下各人的行李自己背上，把驮东西的马让给我骑。骑上两三天掌就坏了，马不能走了。我们参谋长王满耀同志到处雇请老乡来抬我，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我想：不行呀!不能让别人抬，我要自己走!咬紧牙抬腿，可怎么也踩不下地。部队出发了，我心一横，只好重新躺在担架上。
深山里走了几天，根本没有路。我在发愁，这深山野林里哪儿再找老乡去呢？休息时参谋长又来看我了。我心里很难过，对他说：“请首长再不用找老乡了，把我寄下，你也好省点精力指挥战斗。”参谋长安慰我：“安心养伤吧，不要为我操心。顺便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两天的仗打得太好了。”站在一边的连长刘法胜同志插嘴道：“报告首长，请批准我连同志们背营长吧!”参谋长说：“你们有你们的任务嘛!”一连长坚决地说：“那有啥!上山背，平路抬，打仗时安置好休息。”我看见同志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的，心中不忍，立刻说：“不行，我不能拖累部队，影响战斗。还是寄下我吧!”参谋长沉思了片刻，说：“还是让同志们轮番背你走吧。”他一走，刘法胜同志便把随身仅有的一个小包袱向山沟里一扔，弯下腰来背我。经不住一旁的战友们三拉两扯，就把我扶在他背上了。我个子大，压得刘法胜同志气也喘不过来，加上我的腿肿得象杠子一样硬，更难背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他背着我默默地往前走，呼吸越来越急促。“连长!你歇会，擦擦汗，让我来……”任凭一边的同志口不离声地喊，他仍旧头也不转地走着。有一次，胡南海同志气呼呼地说：“连长，你打仗跑前面，说是为了好指挥。背营长，你已经累了，不让我们换，是啥理由？”有的同志舍不得累坏连长，不吭不声地从他背上使劲拉我。这时他急了：“不要拉，营长的腿不敢撞。我让你背嘛!”就这样一次就背二三里不让人换。
我一边走一边想：频繁的战斗，紧张的行军，吃不上，喝不上，昼夜得不到休息，拖得每个同志眼眶深陷，面皮发青，瘦得只剩个骨头架子了，但是一听到枪响，却一个比一个冲得快；走起路来腿都打颤，连自己也拖不动了，可一个个的还抡着背我。这是为了什么呵？想着想着，不觉两行热泪湿透了衣衫……
让同志们背着又走了三四天，慢慢的，见不到一块庄稼地，大家连生洋芋和生包米棒子也吃不上了。一天，天色尚早，我们走着走着太阳就看不见了，四面黑沉沉的。我问刘福清同志到了什么地方，他说这是火烧沟的大黑山。大黑山上长着茂密的原始森林，荆棘丛生，连条鸟道也寻不着，要前进没法下脚，爬也没个爬处。整个大队停滞下来了。通迅班长王玉宝同志告诉我，已经派出人去寻路了。环境越来越困难，又病又饿，不少同志一倒下去就永远站不起来了。我向首长坚决要求寄下来，再不能增添同志们的负担了。凑巧这时徐国贤副旅长来了，看样子是专意来找我的。没等我开口，他便说：“冯祖武同志，为了你的安全和部队行动的便利，党委同意你的意见，暂时寄下你……”他喉咙里象噎了什么，说不下去了。站在周围的同志哭了，一致向副旅长要求：“副旅长，我们有办法背营长走!”副旅长走近我身边，弯下身子又仔细看了看我的伤势，对大家说道：“同志们，谁愿意把自己的同志寄下？可是现在只有寄下来，对营长和革命才有利。这样他养好了伤仍旧可以回来嘛!如果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扔下他，那就太危险了!”同志们豁然明白了，低下头来，一声不响。看护我的小鬼一双眼睛滴溜溜地盯住我，忽然哇的一声扑在我怀里哭了。一时间引得大家都哭了。我一阵心酸，眼泪止不住往下落，想把自己内心的想法告诉同志们，但喉咙哽住了，怎么也张不开口，好长时间，我才哽咽着说道：“同志们，你们放心走吧!我决不辜负党对我的教育，同志们对我的鼓励，我一定要回来。有了群众对我们的支持，我一定可以回来!”说完话，副旅长忙着到前面去了。我转过头来一看，同志们一个个擦着泪，就是不走。站在我跟前的刘福清同志，擦干了眼泪，从医药包里掏出剪刀，咔嚓咔嚓地剪着我的头发，身旁的同志们默默地盯住我，皱紧眉头，他们象要一把抱走我，却又无能为力似的。头发还未剪光，同志们就帮着我把侦察员身上脱下的两件老乡衣服穿上了。这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泪水雨点般洒下来。通讯班长王玉宝同志抱住我失声痛哭……
前面的部队已开始前进了，眼看我营的同志拉了下来。有人回转身来喊道：“一营的，怎么不走呵？”我恍然如从梦中惊醒，大声喊道：“同志们，走吧!我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希望你们克服困难，消灭万恶的敌人，为人民报仇吧!”同志们缓缓向前移动了，但是走一步回头看一看。王玉宝同志硬不走，解释也不听，最后我忍住疼连推带劝，他才走了。我眼巴巴地把同生共死的战友们送走了，身边就留下刘亮生和刘福清两个。他们拿出一包又一包的药品，象平时教看护那样仔细教了我一番。当刘福清同志最后仰起面来看我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营长!我没尽到责任，所以才寄下了你……”说时，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我立即回想起这些天来，同志们把送在嘴边的食物留给我吃，自己却一连几天饿着肚子，拖着疲病的身子，还要背着我爬山涉水，时时问长问短呵，照护解手呵……经刘福清同志这么一说，心里更加伤痛，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我紧紧握住他俩的手，心想我冯祖武决不会辜负首长和同志们，永远跟着党革命到底!许久许久，我们才松开手分别了。
喧闹的山谷，顿时变得冷落起来，大黑山里阴森森的，使人心寒。我好象失去母亲的孤儿，泪水止不住地流着，四肢无力，软瘫在地上。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王汉兴、贺劲南两位主任和彭西庆股长来了。王主任对我说：“山沟里有一家老乡，成份很好，我们已经和她谈好了，把你寄在她家里。”然后对负了伤的佟吉祥(我营一个排长)说：“你同营长一块养伤，你的伤势稍轻，要多照顾营长。等你们伤好了，一同想办法归队。”说完就搀扶着我们到了老乡家中。
二
一进门，一位年约五十岁左右的老太太忙把我扶到炕上，递了碗热水，向外走了。这一走，可叫我乱猜了一阵。隔了许久，老太太领着一个人来了。她一进门，就看出我俩坐立不安的样子，忙说：“这是我儿子，在炭窑上作活，叫老五，咱们都是自家人。”老五笑嘻嘻地站着。我怕部队吃了她地里还没长熟的洋芋和包谷，引起她不满，便解释道：“老妈妈，我们部队几天也没吃一口东西，没办法才吃了你的洋芋，使你老人家受困难。”老妈妈立刻回答：“那有啥？我知道你们是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我少吃点也情愿给你们吃。再说你们还给了钱呀!”我听了此话又惊又喜，随口问道：“老人家，你知道红军吗？”“知道。我们以前也在红区住，掌柜的也是个红军，可几年都没来过信了。我们老家在商县，从你们走后，刮民党兵一来，把我的房子烧了。我娘儿俩从死里逃了出来，到这大黑山烧炭度日子。”说完长叹了一声。接着她低头和老五商量了一阵，说：“后面有个水冲下的石洞子，从没人知道，把你们藏在那儿牢靠。”我答应了一声。她又对老五说：“背上这个老乡，现在就去吧!”刚走出门，她又叫我们站住，追出来四下环顾了一阵，小声说道：“刮民党兵要来搜山，我就敲那儿，喊‘黑老虎’(即狗熊，群众称黑老虎)来了，你们就防备好。”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屋檐下的犁铧。我们走了大约二三里的样子，到了石洞跟前。洞边长着一笼一笼带刺的小树，青悠悠的葛藤一簇簇地垂下来，遮住洞口。老五先爬上去扔下一根绳子，把我俩吊了上去，进了洞。接着他又出去抱来些干草，安置我俩躺下，走了。为了防备敌人搜山，我连忙叫住老五，要他又给我掰了两根树棒子。佟吉祥可能看出了我的用意，老五走后他也一拐一拐地爬出去弄了两根，一进洞口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武器。狗日的要来，就和他拼，别想捉活的!”我应了一声。两人静静地躺着，不声不响，可谁也没睡着。
晚上，老五端着两碗洋芋蛋，提上一罐子水来了。两碗喷香的洋芋我俩几口就吃光了，一罐水也给喝干了。他临走时嘱咐我们，山里“黑老虎”很多，不要怕，但是睡下要多加小心。还告诉我们明天天不亮他再来。老五走后，感到许多天没睡觉，困极了，我蜷在干草里正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刚一闭眼，便听见沙沙的响声，越来越近。我翻身坐起，握紧了棒子，注视着漆黑的洞口。一时间，到处都响起来了，接着呜呜的吼声响彻了山林。我想这就是“黑老虎”吧。佟吉祥忽然开腔了：“准备好，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没消灭了我们，可不敢让这家伙给收拾了!”我俩就在这漆黑的夜里，目不转睛地盯着洞口。天亮了，老五果然端着洋芋蛋来了。他把洋芋倒在草上，说道：“趁热吃吧!白天我不能来看你们了，来往挑炭的人多，碍眼，天黑了才能来。”老五走后，我们各人细心地擦洗伤口。刚上了药，正在包扎，忽然听见叮叮当当敲犁铧的声音。我俩赶紧放下药包，拿好棒子，佟吉祥走到洞口边藏着。这时我全身都上了劲，想站起来，挣扎了半天，站不住。心想，坐着也要和你干一干，敲不死也得敲你个半死不活。我俩一分一秒地直等到老五送饭的时候。他一进来，放下罐子便说：“今天匪兵来了，硬逼着娘交出八路军。娘说她昨天到后沟去了，什么人也没见到。娘还叫畜牲们打了两枪托子。接着，匪兵们到林子里转了一阵就走了。”我俩听了又紧张，又难过。他低头看见洋芋原样未动，说：“娘怕你们受了惊，没好吃的，给你们搅了点面糊糊，吃吧!吃饱了就睡。”我们要他也吃一点，他说回去再吃。
洞里住了四五天以后，晚上“黑老虎”仍旧彻夜不停地吼叫着，我也可以入睡了。白天没事，便沉浸在回忆里。想起长征，想起我们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生产大丰收，想起我们中原突围的胜利……一闭上眼睛，王震司令员、郭鹏旅长、王恩茂政委这些老首长，一个个马上就浮现眼前，陡然好象身上有了无比的力量，兴奋驱走了烦闷，使我忘记了自己依然蹲在阴暗狭窄的石洞里。
佟吉祥闷不住了，要我讲故事。于是我讲我们在土地革命时的斗争、长征的生活和我所知道的英雄事迹，对他进行教育。这样，时间也过得快了。
在洞里一连蹲了十四天。一天下午，老妈妈来看我们了。一见面就凑近我细细地看，摸着我的头，说她早就想来，就是脱不开身，我感动地对老妈妈说：“您太关心我们了!”她说：“这该嘛!本来前两天就想接你们出去睡，免得在洞里把人闷坏了。老五说你的腿还不十分好，来回走动不方便。今天咋样了？”佟吉祥一听可以出洞去住，高兴得刚想答话，又停住了，一双眼睛瞅住我。我说：“拄着棍子凑合着可以走。”我又问老人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她叫我们放心，以前这地方一年半载不来个生人。我们收拾了一下，跟着老妈妈回了家，住在她给牛搭的茅草棚里。老人还把娘儿俩盖的被子抱来了。这时已是秋天，棚子四面透风，刮得人凉飕飕的，睡着后，半夜里又冻醒来。
就这样，白天蹲在洞里，晚上回茅草棚睡，吃的虽然跟从前一样，但是能呼吸新鲜空气，伸展手脚，比整天闷在洞里精神上愉快多了。慢慢地我发现佟吉祥变了，每天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看着洋芋咽不下去，好象有莫大的心事。我憋不住了，回到洞里一问，他说：“我想走，到西安进工厂织布去。这里每天吃上十来个洋芋，终究有一天要饿死的!”听了这话，我心里象扎了一针，一股火气蓦地冒到脑门上，好容易才压住了。他见我不吭声，进一步说道：“你也可以去学纺纱么!”我再也听不下去了，严肃地对他说：“胡闹!你也亲眼看见老大娘一家人和我们吃的一模一样，他们没饿死，就专把我们饿死了？”此后他还是不言不语，情绪不高。
过了两三天，我又细细地劝他：“同志，要好好考虑考虑，不要一时糊涂，走错了路，造成终身恨事。一个革命者死也要死得光荣，你也知道一连三班南下时的事，一个班和部队失掉联系二十多天了，人家班长冯子秀同志还能领着一班人突破敌人层层封锁包围，把同志们带了回来。我们离开部队才几天，环境艰苦点，就想离开革命……”
精明的老妈妈似乎看出了点什么，吃晚饭时对我俩说：“你们住了这些天，没啥给你们吃的，上顿下顿尽洋芋。”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看佟吉祥怎样回答呢？他脸红了，低下了头。我说：“老妈妈，您太好了。没有您，我们连洋芋蛋也吃不上，说不定这阵是死是活呢。”第二天，老妈妈吩咐老五挑了些炭，到集上卖掉，换来了一小袋子面、一斤油、一斤盐。老人赶忙做了些包米面馍馍，炒了些洋芋丝，夜里我们吃了顿好饭。佟吉祥可能受了感动，情绪稍好了些。
我的伤口因为开刀放过脓，药品较丰富，慢慢愈合了，肿也消退了，离开棍子可以走动，就是有些酸痛。老妈妈见到了高兴得嘴也合不拢，笑着对我说：“这就好了，沟里怕不会有生人来，就是来了也能去林子里躲一躲。你俩白天也不要回洞里去了。”伤刚好一点，就感到闲起来比什么都难受。这样一来，除了能晒晒太阳，更主要的是手里有活干，心情也畅快了，老妈妈在坡上平了两块地，种了包米和洋芋，包谷已结上棒子。我便每天给除草、培土，照顾庄稼。每天早上起来忙着担水烧水，白天给小牛割草，喂喂饮饮，半夜里起来放野火吓“黑老虎”，不让他糟蹋了庄稼。总之，什么事我都干，手里总闲不住。老妈妈象添了个儿子似的，成天欢喜得合不上嘴，一家人快快乐乐的。
一天，我从牛棚里添草回来，见老妈妈和佟吉祥坐在炕上闲谈。我一进去，妈妈叫我也坐下来，对我们说：“你们离开了队伍上的弟兄们，在我这里避难，两人千万要和气。我把你们当自己的儿子看待，一定要想办法帮助你们回到边区，好给咱穷人打天下。”这以前，我也曾见妈妈和佟吉祥谈话，无疑的是在劝解他了。
一月多来，各方面都可以看出老妈妈是个非常有德行的人，又因她曾在红区居住过，所以我经常向她讲些革命道理和边区人民的生活情况。她往往听得入了神，感慨地说：“边区人民真是住在天堂上，啥时候咱们穷人都能上那里去呵!”我告诉她先给我们想办法寻张路证，将来解放了西安，再来接她去。老人高兴极了，说：“明天我就去试试看!”第二天，她和老五分头跑了一趟，没想到办法。佟吉祥见脱险归队无望，又动摇了，想去西安找工作。我狠狠地批评他：“看人家老妈妈舍着一家子性命救我们，把我们当至亲骨肉，指望我们闹革命，打倒蒋介石，穷人好翻身。现在情况稍微困难点，就想脱离革命。你想想，你爹是怎么把你送来参军的？你对得起部队首长和同志们吗？趁现在回过头来还不算晚!我舍不得眼看着你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呵……”讲着讲着，他坐在一旁，低垂着头滴眼泪。过了好半天，他突然抓住我的手，放声痛哭，抽噎着对我说：“……我错了，我死也要和你死在一起!永远不做脱离革命的事……”我又安慰鼓励了他一番。从此以后，他也能主动找活计干了。这人经过教育，以后慢慢变好了，在解放战争中为革命流过血，负伤残废了。这是后来的事。
老妈妈家里，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摸着黑谈上一阵再睡。闲谈中知道老妈妈还有个侄子，也在后沟烧炭。他还经常挑些木炭或者核桃之类的东西到西安一带去卖，返回时又到北同官挑些磁器贩回来。我心里一动，想请老妈妈的侄子帮帮忙，向老人一提，她便答应了。老五要自己去找他表兄，老妈妈怕他办不好，硬要亲自去。来回三十多里路，我们怕老人走不动，劝她也不听。
第二天太阳没出来，老人就动身了。她很晚才回来。一进门就笑眯眯的，我知道事情总有七八分光景了，忙递上一碗水去。她擦了擦汗，也没顾上喝一口，头一句就说：“老三帮了大忙啦!他从一块儿挑炭的朋友那里借到了两张路票，过三天就送过来。老三还倒了四两酒，留下我陪那两个伙计。要不我早就回来了。”
过了三天，老三果然来了。他中等身材，体格单薄，过度的劳动和缺乏营养使他的脸变得灰黄，而且眼神呆滞，几道很深的皱纹刻在一层粗皮上。脖颈上露出两瓣白癣。他看见我们，招呼道：“大哥，你们好!”我们请他坐下，老妈妈便烧水去了。他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取出裹在布里的山羊牌纸烟，每人给了一支，说道：“这是姑妈叫我买的。”我们好象亲兄弟般畅谈着一切。老妈妈端着水进来了，见我们嘴边都笑眯眯叼着管纸烟，笑着说：“老马(离队后我对外的称呼)，老佟，今天好好过口瘾吧!”我们高兴得都笑了。一时间我眼前一片模糊，心里想说什么，但喉咙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晚上照例闲谈起来了。谈到边区时老三特别感兴趣，要我给他再讲一讲。我们顺便也讲了些革命的道理，他听了激动地说：“啥时候我们也能过那样的生活？这里的苦日子也过够了，干脆大家一块儿走吧!”老五接着说：“我这次跟老马去看看，回来后再接大家去!”老三说：“我路熟，还是我送他们去。”老人一定要老五去。我说：“老妈妈就这一个儿子，还是留在身边照顾你老人家吧!”他们两人争着要去，最后决定还是由老五送我们。随后，老三又把沿途的村镇详细介绍了一番，顺便谈到敌军驻扎的地方。他还说上次一个乡丁盘问过他。接着老三说我们既然装成南山人，南山有几个峪、几个口，如果说得不对，就说你是八路军的探子，马上就抓起来。他要我们把南山九峪十八口的名称记熟。佟吉祥是河北人，学了一阵，口音有些象本地人了；我学了半夜，仍然一口湖南腔，急得我满头大汗，无计可施。突然老五想出个好主意，要我装哑巴。老妈妈半笑半认真地说：“老马，哑巴见了人要张嘴笑。”我咧嘴傻笑了一阵，引得一屋子都哈哈笑起来。老人又说我们脸皮子不象山里人，得装扮一下。大家都同意化装，可想不出个办法来。老三想了半天，高兴地说：“有了，搓上一些生核桃皮水，皮子就粗了。走时每人再挑个核桃担子。”这天晚上研究了多半夜。
临走的前一天，我们买了两副挑筐，一个背篓，六千个核桃。剥掉生核桃皮猛搓，果然皮肤粗了，搓得多的地方还结了一层厚甲甲。我背篓里装了一千五百个核桃，背出背进试了一阵子，又出去给小牛割了三捆草回来。老妈妈看见了疼爱地责备我：“给我放下!临走了还操心小牛吃不饱。唉!要不是去闹革命，我是舍不得让你们走的!”我说：“不是去革命，我也舍不得离开你老人家!”她又忙着出去端了盆滚水来，说：“老佟刚洗过了，你也洗洗脚，好上路。”没等洗完，又把几片洁净的破布给了我，叫包好脚，免得打起泡。接连着又把事先找好了的一条布带子递给我，说道：“扎上这个，把老总用的皮带换下来。”这时我被妈妈无微不至的关心感动得流泪了，不由地说：“妈妈，我今生永远忘不了您……”她看了我一眼，说：“只要你们平安回到边区，不要忘了我就行了。”晚上我打开贴身的布包，取出五千元法币，留给老妈妈表示点心意。她怎么也不肯收，最后只留了三千元。两千元叫我们带到路上花。
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们就动身。老妈妈送了一程又送一程，我们下了坡，忽然她叫我们站住，象责备似的自言自语：“我老昏了，差点忘记了!”她走到我身边：“老马，你用一大块新布包钱不合适!我们南山人连布都没穿的，谁个舍得用这么一大块新布包钱？呶，用这根粗毛线捆上，免得在路上麻烦。”一边说，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根毛线递给我，又不放心地对老五说：“一路上多操些心思，凡事你多出头露面!”她恋恋不舍地望着我和老佟说：“回去好好干吧!早些解放西安!”我们齐声回答：“妈妈放心，我们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早些消灭了敌人，回来看您!”我走了几步，掉过头来，看见她慈祥地站在坡上，山风吹乱了她斑白的头发，那张满是皱纹的脸上，丝毫没显示出离别的悲伤。我转过头来，偷偷淌了几滴眼泪，就这样跟抚育我再生的妈妈分别了。我永远忘不了，那是一九四六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的早晨。
老五护送我们通过了封锁线，到了马兰分区。分区派干部带老五访问了老区许多群众。他看见家家户户吃的白米细面，粮食满仓，喜气洋洋，直乐得成天闭不上嘴，连声说，回去以后，要想办法把妈妈带来。临走时，我把我的真实姓名告诉了他。分区送了他两万元法币，两斗小米，又派同志护送他回去了。在辽阔的西北战场上，连年频繁的战斗，使我始终没机会跟妈妈再见面。
十多年过去了。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这和平岁月，我常常独自远眺南方，遥念我亲爱的妈妈!（选自乌鲁木齐部队政治部文化部编《三五九旅南下北返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