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交织，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尤其是东北边陲的后金势力日益壮大，让大明王朝焦头烂额。

当努尔哈赤的铁蹄逐渐践踏至抚顺、清河等要地时，明神宗朱翊钧深感事态危急，犹如烈火烹油，不容再拖。他毅然决然地决定调集大军，誓要一举荡平后金，恢复边疆安宁。

公元1618年，朱翊钧钦点杨镐为统帅，历经十个半月的周密筹备，集结兵力号称高达47万（实际10万人）。至1619年2月末，杨镐调遣西、北、南、东四路大军，目标直指赫图阿拉，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萨尔浒战役。

面对明朝雄师压境，努尔哈赤展现出卓越的战术智慧，无论明军如何分兵，他坚持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在广袤的战场上，集中力量于一处的后金军队，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每日皆能歼灭明军一路。最终以区区6万兵马，战胜明军10万精兵，书写了战争史上的奇迹，明军开始连战连败。

1626年，雄心勃勃的努尔哈赤率领6万八旗精兵，自沈阳出征，直指宁远。

后金军抵达宁远城时，袁崇焕部署了一项奇策：他命人在城楼上架设了十多门庞大的铁制管状武器，这些武器的炮口无一不对准了努尔哈赤的军营。

随着袁崇焕一声号令，震耳欲聋的轰鸣声骤然响起，努尔哈赤的营地瞬间被烈焰和硝烟笼罩，金兵伤亡惨重，纷纷溃逃。

《明季北略》一书记载，大炮“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后金勇士再凶悍，也顶不过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热兵器大炮。

金兵的盾牌、铠甲，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下，仿佛纸片一般脆弱。他们的攻势被瞬间瓦解，士气也一落千丈。而那些侥幸未被炮弹命中的金兵，也被震耳欲聋的炮声吓得魂飞魄散。

尽管努尔哈赤不甘失败，多次组织金兵反攻，但始终无法突破袁崇焕那十几门铁制管状武器的防线，最终只能无奈撤退。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也受了炮伤，八个月后因炮伤发作愤懑而死。

这场战役与其说是两万明军击败了6万后金大军，不如说是十几门带着巨大轰鸣声和破坏力的武器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们被称为“红夷大炮”，来自于西洋，飘洋过海来到明朝的故事可不简单。

崇祯时期，国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明军在与后金的交战中屡战屡败，辽阳、沈阳、广宁等重镇相继失守。明朝的军事力量遭受重创，士气低落，财政枯竭，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国内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势力日益壮大，对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明朝政府急需寻求新的军事技术和战略来对抗后金和农民起义军。

徐光启，作为明末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西方科技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在目睹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的惨败后，他敏锐地意识到必须借助欧洲先进武器来改造明军。于是，他开始向朝廷上奏，请求多造西洋大炮，并组织欧洲雇佣兵参战。

幸好时任统治者倒也开明。公元1627年（天启七年），崇祯的哥哥天启皇帝亲笔向葡萄牙当局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为“因澳门是大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

这封信件表达了明朝皇帝对葡萄牙在澳门地区的统治权的认可，并请求葡萄牙人在明朝面临紧急情况时提供军事支援，以回报明朝的皇恩。

明朝给了葡萄牙这样的面子，葡萄牙也不能不识相。他们派遣了包括炮手、工匠在内的团队前往明朝，带来了先进的火器技术。这些葡萄牙人在明朝境内教授火器制作和使用方法，对明军火器部队的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

其中，一个叫公沙（全名公沙的西劳）的人作为葡萄牙军官，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火器技术，还亲自参与战斗指挥，为明军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在著名的宁远之战中，就是他带领炮手发挥了重要作用，重创了后金军队，甚至打伤了努尔哈赤，为明军取得了一场重要胜利。

在徐光启推动下，明朝开始大规模组建火器新军。葡萄牙炮手成为这些新军的重要教官和指挥官，帮助明军迅速提升了火器作战能力。在山东登州，明军与葡萄牙人合作建立了登州火器营。这支部队装备了先进的火器，战斗力显著提升，成为明朝对抗后金的重要力量。

然而，好景不长。1632年，吴桥兵变发生，主管登州火器营的孙元化部将孔有德因军中缺食发动叛乱，不仅杀害了包括公沙在内的多名葡萄牙炮手，还抢走了大量火器投降后金。这件事给明朝的火器新军计划带来了沉重打击，还让后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火器技术，进一步增强了其战斗力。

忠心耿耿的徐光启并未死心。公元1632年，他再次上书请求崇祯皇帝向葡萄牙请求支援。崇祯虽然在面上同意，却不像天启皇帝一样积极，他让徐光启自己写信给葡萄牙人。

徐光启遵守皇命，发出了明朝给葡萄牙的第二封信——再次强调了明朝对葡萄牙军事支援的迫切需求，并试图通过提供宗教利益来吸引葡萄牙的支持。

在接到这封具有召唤性质的信件后，三百多名葡萄牙人再次义无反顾，带着先进的武器和技术，踏上了前往北京的旅途。

可是，不久后，朝中保守派却跳了出来。他们以“华夷有辨，国法常存”为由，认为招募外夷教演有损天朝颜面。礼科给事中卢兆龙等人更是上书强烈反对葡萄牙人的参与，认为明朝精通火器、能习先臣戚继光之传者亦自有人，何必外夷教演。

他们还担心葡萄牙人会借此机会要挟明朝，提出在澳门复筑城台、要求裁撤香山参将并开海禁等无理要求。

耳根子软的崇祯皇帝在保守派的蛊惑下动摇了决心，最终下令遣返了到来的葡萄牙火炮部队。尽管徐光启等人多次上疏解释葡萄牙人的忠诚和火炮技术的先进性，但都无法改变崇祯皇帝的决定。

这一决定不仅让已经到手的先进武器技术白白流失，也让明朝失去了一个重振军威的重要机会。更重要的是，明朝挽救败局的最后一线生机就此丧失。

这两封见证了两国之间传奇历史的信件，虽然在中国的原文已经灭失，但在葡萄牙发现了译文。葡萄牙火炮及其雇佣军的出现，为明朝带来了一丝希望。然而，由于崇祯皇帝的保守派臣僚的阻挠，这一可能改变历史走向的举措最终未能实现，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1644年，当崇祯皇帝走向煤山自缢的时候是否曾想过，如果当时能够更加开放地接纳外来技术和人才，是否能够扭转战局甚至避免灭亡的命运？

然而，历史没有假设，也不能再重来。

这段故事虽然令人遗憾，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让我们看到了开放包容心态的重要性，以及决策者智慧和勇气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同时也提醒我们，在面对挑战和危机时，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和清醒头脑，以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