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是指新朝（公元9年至公元23年）时期，王莽为解决西汉末年社会矛盾和土地兼并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王莽改制完全参照《周礼》，他的目标是把国家恢复到西周的周礼模式和井田制，改革围绕土地、币制、商业等经济内容展开，辅之以官名地名和民族关系等。

王莽接受儒家思想文化洗礼严重畸形，他认为西汉的一切问题根源都是土地私有和礼崩乐坏。

只有将现行所有制度连根拔起恢复古制，才能解决问题，实现大同理想。

不过由于改革迂腐且不合实际，再加上操之过急，能力不足，不仅未能挽救社会危机，反而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遭到贵族豪强、平民百姓等社会所有阶层的反对。

最终王莽政权在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下被推翻，新朝仅持续15年，历经一世而亡。

提到王莽改制，涉及到一个大前提就是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一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具体指土地越来越多的集中到大地主手中，逐渐演化为地方豪强。

他们与官僚沆瀣一气，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压榨百姓，侵夺皇权。

而掌握土地的自耕农则沦为佃农，只能依附于地主，靠打长工糊口，更有甚者成为流民，在社会形成极大不稳定因素，严重威胁封建统治。

土地兼并通常孕育于朝代前期，到王朝后期表现突出，犹如癌细胞不断侵蚀着帝国的机体，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和小农自然经济是产生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

西汉成为第一个直面这一问题的帝国（由于秦朝存续时间短以及历史特殊性，不具有参考性）。

文景时期是土地兼并的萌芽阶段，汉武帝时期，通过征收巨额赋税，迁徙豪强显贵于长安及盐铁官营以打击地主豪强势力，使社会资金回流到政府。

汉宣帝则通过惩治不法豪强，没收土地，并将其地充为公田分发给农民使用，遏制土地兼并。

然而土地私有的封建属性决定土地兼并无法彻底解决，自汉元帝以后，西汉帝王昏庸无道，朝政纲纪败坏，土地兼并加剧。

官僚权贵和地主豪强“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使得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经济凋敝，盗贼流民规模恶性膨胀，社会问题日益加重。

王莽，出身于权倾朝野的外戚王氏，他的姑母是汉元帝皇后，叔伯都担任过大司马大将军，是西汉晚期最显贵的家族。

王莽从小饱受儒家文化熏陶，对《周礼》和大同社会十分向往，处处仿效儒家价值观，不仅生活简朴，为人谦恭，而且服侍母亲周到，行为检点，是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

但同时王莽政治野心勃勃，城府极深，善于利用自己的美名和王氏家族大佬的信任博取上位。

公元1年起，汉平帝年幼登基，王政君临朝听政，王莽出任大司马，此后在不到十年时间里，诛灭异己，独揽朝政，于公元9年废孺子婴，篡位称帝，改国号为新。

面对土地兼并和社会艰难困局，王莽决定变法，托古改制，把自己的“理想国”梦想付诸实践。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王莽掌权后第一件事就把火烧向土地兼并，王莽的逻辑是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想解决这一问题直接釜底抽薪。

即实行王田制，将全国土地改为公田，废除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国有制，私人不得买卖，一家有男丁八口，可受田九百亩。

同样，针对奴婢数量膨胀的问题，王莽将奴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

王田和私属制是王莽针对土地和奴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解决办法，他相信只要把土地私有这一命门掐住，土地兼并也就迎刃而解，农民抛荒现象就会好转。

同时，王莽建立赊贷和六管业务，赊贷指由政府办理贷款，如果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以向政府借贷。

祭祀借贷须在十天内归还，丧事借贷须在三个月内归还，均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交纳不超过本金10%的利息。

六莞指把盐、铁、酒的专卖及铸钱、山林川泽所有权收归国有，对利用山川水泽谋生的收取赋税。

其目的是通过政府力量控制经济，平抑物价，限制商人囤积居奇，使贫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王莽的经济改革看似高明，但实际操作却完全走样甚至崩盘。

首先是土地国有，王莽一味仿古，忽略社会现实，商周时期确实实现土地公有。

但在那个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冶铁技术尚未出现，农耕手段落后，只能依靠大规模人力作业弥补农耕技术的不足，是生产力处于初级阶段的体现。

到春秋末期，随着铁制农具的普及，井田制逐渐瓦解，土地私有取而代之。

从战国到西汉末年，封建土地私有制已延续四百年，可以说，土地私有是顺应社会发展的产物，地主阶级早已取代商周奴隶主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

如今王莽不切实际，把所有有产者的财产拿走，立即遭到所有官僚权贵、地主豪强、自耕农的强烈反对。

有的势力强大的甚至举兵反抗，很多朝臣一针见血的指出:

“井田虽圣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

井田制虽然吹捧的再好，那也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现在去追寻绝迹的旧制，哪是那么容易的，就算是尧舜再世，没有个几百年时间也实现不了。

同样，奴婢问题也是封建制度下的产物，他们与地主阶级共生共灭，哪是一道诏令就能解决的。

至于六莞在实践中也完全走样，六莞实际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只不过力度和范围进一步强化，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减轻普通百姓经济负担。

出发点是好的，不过推行和执行大多依靠富商大贾，结果他们借机同地主豪强互相勾结，肥己营私，囤积居奇，使原本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而王莽推行这些政策武断冒进，以严刑峻法强势推动，如有非议者，全部流放抄家。

原本支持王莽的官僚和豪族势力纷纷站到他对立面。

虽然王莽在公元11年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制度，但统治集团内部已呈分崩离析之势，不过王莽并未就此罢手，而是继续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

币制改革是王莽改制的另一个重头戏，王莽前后进行过四次币制改革，第一次在篡位前，后三次在新朝时期，他的改革一味追求复古。

在公元9年的第二次改革中，他废除了汉武帝时期以来的五铢钱，颁行金、银、龟、贝、铜等28种货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十分困难，流通非常不便。

同时王莽严厉打击民间私自流通五铢钱和私自铸币的行为，一经发现抄家连坐，仅仅一年后，王莽废除刚刚施行的二十八种货币，只留两种继续使用。

在此后几年里又两次更换币种，总之，王莽改制废了换，换了废，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从，极大扰乱货币市场秩序，引起所有豪族和百姓的不满。

不过每次改革的规律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每更换一次货币，百姓就要遭受一次洗劫。

其结果是货币大幅贬值，再加上自然灾害不断，粮食减产，物价飞涨，米价由汉文帝时的每石数十钱涨至二千钱，很多百姓破产流离失所。

如果说土地改革尚有一定积极作用，那币制改革则是彻头彻尾的闹剧。

同时王莽为了推进改制，不问民间反映，一味以严刑峻法压制，对于上报实情的官员，一律罢黜。

王莽即位之初，尚能得到很多大臣支持，但一通操作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

为了上位，他打压刘氏宗亲，土地改革得罪了地主豪强，币制改革引起商贾和民间有产者的不满，当失去这些阶级的支持，王莽的统治开始崩塌，但即便如此，王莽依然自我麻木。

王莽的自大妄为还体现在对外民族关系上，他以天朝上邦自居，鄙夷周边少数民族，刚称帝不久，就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为由，将西域各国和西南夷的王改为侯。

这首先引起西域诸国的普遍不满，此后王莽又在许多涉及地缘利益方面压制西域诸国，西域很快陷入战乱，连西域都护都被杀害，公元16年，王莽派兵出征西域，结果被西域诸国联军联合剿灭。

西南夷方面，王莽对抗命不从的云南广南县的句町王处死，随后句町王之弟率西南各族百姓起兵，西南陷入混乱，直到东汉建立才平息。

此外，王莽还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调发其百姓参与平叛，引起高句丽上至王公下至百姓的普遍抵制。

面对北方的匈奴，王莽同样采取贬损措施，自汉宣帝以来，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得到改善。

到汉元帝时期，呼韩邪单于前来归顺，并迎娶王昭君，以汉朝女婿自居，汉匈之间迎来难得的和平，北方边境一度恢复生机热闹。

但即便如此，汉朝仍将匈奴视为对等的大国，给予其足够的尊重，比如汉朝发给匈奴的印信，文字是匈奴单于玺，以表示待以客礼。

而王莽上台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功德威信高于前朝，先是收缴西汉时发的“匈奴单于玺”，代之以“新匈奴单于章”。

以“章”代“玺”表明王莽降低匈奴单于的政治地位，将其与汉天子的平等关系降为与汉朝诸王同样的地位。

随后又将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单于”，还在他下边设十五单于，这种羞辱式的外交引起匈奴的公开反对。

再加上其他纠纷，匈奴再次侵扰边境，无数吏民被掠杀，形成“千里无烟，无鸡鸣犬吠之声”的局面。

在王莽的折腾下，几乎所有属国少数民族都反叛了，面对四起狼烟，王莽只能发兵镇压。

沉重的兵役徭役摊在广大内地百姓身上，仅北击匈奴一项，就要征发全国各地精兵三十万人，带足三百天粮草。

征匈主将严尤不客气的指出，一切粮食后勤均要汉军自筹自带，打匈奴最多一百天，有无斩获都要按时返回，否则就会困死在沙漠中。

但即便如此，粮草筹集也十分困难，因为中原老百姓在王莽的折腾盘剥下都破产了，再加上徭役繁重、水旱蝗灾祸频繁，几乎都活不下去了。

对此王莽却不自知，他动员全国财力、物力，将全国吏民三分之一的财产资助军费开支，准备同匈奴长期作战。

他的一系列倒行逆施让百姓对其恨之入骨，社会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国库濒临枯竭，财政几乎崩溃。

严重的天灾人祸使土地荒芜，百姓流落他乡，人相食的惨状史不绝书，成千上万的人饿死惨死，更有数十万流民进入关中，社会秩序完全崩塌。

面对惨象，王莽竟然异想天开，派人教流落关中的饥民“煮木为酪”！

除了经济和民族关系改制，王莽在政治上也实施托古改制，比如他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诸侯上千人，但很多人并没有实际得到封地，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又如依托古籍更改了许多官名、地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连官吏都弄不清楚。

最令人费解的是，王莽改制内容繁多没有一项是针对整顿吏治的，汉朝晚期以来，官吏贪污腐败已十分严重，但王莽对此视而不见。

贪污受贿、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层出不穷，少数正直官吏得不到重用，变得穷困潦倒，靠给别人打短工为生。

而王莽所托非人，满朝都是中饱私囊，阿谀奉承，贪腐无能的官吏。

再加上王莽性格躁扰，好逞威风，博求虚名，其改革不仅没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大厦将倾，遭到社会所有阶层的反抗。

公元17年以后，农民起义、落草为盗贼遍地开花，比如山东妇女吕母为被县宰冤杀的儿子报仇，率众攻破县城，其势力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起义女领袖。

在当时遍布全国的起义军中，南方的绿林军和北方的赤眉军成为最大规模的两支，公元23年，绿林军快攻入长安时，王莽却在南郊举行哭天大典。

不久长安陷落，王莽被义军杀死，尸体被肢解，头颅被百姓共提击之，切食其舌，而后被后世历代皇室收藏，直到295年晋惠帝时，洛阳武库遭大火，才被焚毁。

总而言之，王莽改制的目的是要解决社会危机，但由于严重脱离实际，不仅危害豪强地主、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也极大伤害广大下层百姓，最终成为众矢之的，沦为社会各个阶层反抗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