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0月25日傍晚，围困大别山之敌整编第40师，奉白崇禧之命窜至三家店地区，企图前往广济方向追击杨勇纵队，因为此前敌人突然发现，“刘邓大军”的四个纵队，正分散开往长江北岸的广济、黄梅、黄冈一线，似有渡过长江挺进江南的迹象，“九江指挥所主任”白崇禧自然吓得不轻，于是督促几个整编师火速由北向南压缩，企图阻止我军过江。

白崇禧其实想多了，鉴于大别山地区的冬季即将来临，刘邓大军当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部队过冬所需的棉衣问题，10万大军的棉衣棉裤可不是小数目，而大别山区在桂系的残酷和严密控制下，群众基础已非常薄弱，部队根本无力筹措布匹和棉花。

刘邓首长遂电令各纵：“我决以半个月的时间分散长江沿岸，主要解决棉衣，尔后集中全力作战”。电令还规定了各纵的活动区域，其中杨勇的第1纵队奉命进至蓟春、广济地区，这才引得整40师（另附一个整82旅）追踪而来。

野战军司令部发觉该敌的动向后，从司令员到参谋都气乐了：因为这个整40师早就是手下败将，如今居然还敢追来！于是刘邓首长紧急调动第1和第6纵队，回师聚歼该敌，伏击地点选择在高山铺一带。

接到命令后，杨勇第1纵队率先以急行军速度，赶至高山铺西北地区，在一条长十余里的峡谷两侧，完成了设伏。

这个整编第40师原来的番号是第40军，在年初的“平汉战役”中，曾被晋冀鲁豫野战军基本歼灭过，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军长马法五也被生俘，其后以残部重建，新兵多战力差，当然是我军打击的对象。

刘邓首长在战前发电强调：“白令40师附82旅由浠水继续向东前进，我必须歼灭该敌才能解决棉衣！”可见换装冬季棉服，已成为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压倒一切的任务！

刘邓大军南渡黄河直出大别山时，解放区给部队筹措的军资是895000块大洋，这个数字看起来不少，可当时过河的有12万大军，人吃马嚼消耗极快，撑到9月初后勤部的钱袋子就见底了。所以部队进入大别山区以后，连菜金都非常困难，更别提有钱来购买布匹和棉花了，加之许多村庄百姓早已跑光，筹措无门。按原计划，应由王宏坤率第10纵队梯次南下大别山，给刘邓部队带来经费和过冬的棉衣。

可是第10纵队携带辎重过多，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进展比较缓慢，已经来不及送达了，军委闻讯也非常焦急，9月底特地给刘邓发来急电说明情况：“你们冬衣必须下决心立即动手自制，万万不可依靠后方长途送冬衣”。

军委对刘邓大军的处境非常关心，在电文中还详细嘱咐道：“办法是即向商人及民家有花布者分派代制，照市价立借据，由王宏坤送款（愈多带愈好）清还，分文照付”。中心意思是刘邓大军要“先借后还”，之后第10纵队护送钱款抵达后，再一一偿还给民间，然而大别山当时的艰苦程度，其实远超军委的想象，什么叫“无后方作战”？非言语所能形容。

在敌人的威胁欺骗下，大别山区的群众都跑光了，怎么借去哪借？所以刘邓部队只能分散到相对富庶的长江北岸地区，结果这边还没开始筹措，那边敌人就追来了。

高山铺战役形势图

不过也好，如果能打掉敌人的这个整编师，必然可以缴获大批棉衣和辎重，对部队的过冬帮助极大，另外如能打一场打胜仗，对震慑敌人和恢复士气都有作用，于是有了“高山铺战役”。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0月26日清晨，大雾弥漫，敌中将师长李振清率领部队，在能见度很低的情况下，仍然奉令出发，沿公路向广济方向“追击前进”，终于在上午9时左右，进入我军在高山铺一带的伏击圈。

我1纵司令员杨勇随即下令攻击，双方在周边高地展开了激烈争夺，1纵指战员奋勇拼杀，将敌人死死压在山下。整40师突不出去，偏偏黄昏时分又下起了雨，李振清只好命令停止攻击，在高山铺附近几个村子就地宿营，准备次日上午再组织突围。

杨世峻

不过敌人再也跑不掉了，远道而来的我第6纵队，经48小时冒雨急行军，终于在11月27日天亮时赶到战场，两个纵队合兵一处，登时对敌构成了绝对优势。当天上午9时，杨勇下达总攻击令，两个纵队的战士们如猛虎下山，开始对敌实施分割围歼。

战至10月27日下午2时，整40师第两个旅及附属的第82旅全部就歼，我军共歼敌12600余人，其中俘虏95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和辎重，仅子弹就有40万发，这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第一次取得歼敌一个整军的大胜！

高山铺战役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大别山周围敌军的气焰，各路敌人暂时都不敢轻举妄动，给刘邓大军赢来了难得的休整时间，各纵队在广济、黄梅、太湖、潜江等十余县展开，建立了根据地，同时着手解决当务之急：时间已进入11月份，马上得解决全军的棉衣问题！

这些县相比大别山腹地，还算是富裕的，城市和乡村里布料棉花倒是有些，可惜我军仍然没有钱，怎么办呢？刘邓部队只能按照军委的指示，先向民间借了。

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将军后来回忆说：“我们南下时开始筹措布匹，见到有布的布店或者富商就借布，留下字据把布拿走，说明以后凭借条如数付款”，陈司令员坦言，这种“打白条”的办法真是万不得已。

王宏春

后来王宏坤率10纵送来钱款后，由于部队转战不定且戎马倥偬，在某地打完借条拿来布以后，“我们的部队又运动到别动地方去了，打的白条有许多没有还钱”，当时借的不光有布匹和棉花，其实纵队供给部还借了一些粮食，打的也是借条。

最令人泪目的事例，是当时2纵曾在商城县的一个村子里发现农民霍家忠的家里面囤积了632匹布，于是纵队供给部长陈三记打了个借条，将这些布匹全部带走了，之后部队再也没有回到过那个村子，还钱一事自然没了下文，战争年代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

1982年，当地政府公开征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期的革命文物，垂垂老矣70多岁的霍家忠把保存下来的借条献了出来，此事经过逐级上报和核查，确认是2纵陈部长亲笔所写，也惊动了二野健在的老首长们。在各级首长的过问下，河南省政府以高出现行价格的折算比例，付给霍家忠人民币6388元，替刘邓大军还上了“欠帐”。这张保存了35年的借条，以及当地政府替部队还款的轶事，足以说明刘邓大军当时的困难程度。

而更大的困难是即便搞来了布匹和棉花，附近也没有那么多的制衣厂或者作坊，而且在大部分时间里，部队经常要转移，也不可能委托给当地老百姓（这里毕竟不是解放区，群众基础弱），怎么来制成棉军装呢？

无奈之下，野司发布命令，要求干部战士利用空闲时间，集体动手自己裁剪和缝制棉衣，这可难倒了十万男子汉，让他们摆弄武器装备不在话下，可是拿起小小的缝衣针来，个个愁眉苦脸，只能硬着头皮照猫画虎，弄得是笑话频出。

刘明昭

某日刘伯承司令员发现，司令部的一个作战参谋，正在量着一块“大花布”准备裁剪，刘司令员不高兴了，部队就得有部队的样子，穿上“花军装”成何体统？于是批评这个参谋说：“谁叫你们不染就缝？”参谋委屈地说，队伍上没有进行集中染布，更没有发染料，那就只能分到什么样的布，就做什么样的棉衣。刘司令员大怒：“同志，稻草芝麻秆烧成灰，就是最好的染料，无论如何，我们都要穿军装，我们是军队，不是秧歌队！”

回到司令部后，刘伯承立即下令发出通知，各部队制作的棉军装必须先行染色，绝不能弄成五颜六色的大杂烩，正规军就得有正规军的样子！

这道命令下达后，两天之内就得到了贯彻，全军指战员都把筹来的花布、白布统一染成了灰色，不过染色可以统一，裁剪效果可就是五花八门了，领口、口袋、扣门堪称千奇百怪，棉衣里铺的棉花也起伏不平，做出来的棉衣实在难看。

刘伯承哭笑不得，批评这些同志是“以滥为荣，不是光荣！”他干脆亲自示范，拿着洋瓷碗教大家怎样开领口，又教大家怎样缝勾针倒线，司令员这样的年纪还如此认真制做，下面的年轻人自然不好意思糊弄了，棉衣制作的整体水平有所提高。

期间，野司还要求部队中会针线活的女同志要发挥“主力的作用”，女同志的数量毕竟不多，于是采取了“帮教”的办法，就是女同志们一边缝制棉衣，一边让些手巧的战士来学习，这些战士回去再教会更多人。

如此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刘邓大军的全体指战员，终于都穿上了新的棉军装，确保了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底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初的冬季作战，意义非常重大，因为白崇禧很快纠集了更多的兵力，又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如果刘邓大军继续着单衣作战，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