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绝对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经叱咤风云、权倾一时，却最终落得个千夫所指、遗臭万年的下场。当了汉奸的汪精卫死后却安葬在中山陵旁的梅花山麓。这让深受日伪祸害的国民无法容忍。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要、民主人士、各地群众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公开铲除大汉奸汪精卫的墓穴。南京媒体称：“大汉奸与先总理中山先生同葬于中山陵，这是对先总理的侮辱，是对深受日伪祸害的四万万同胞的侮辱，国府应顺从民意，公开铲除汉奸墓穴。以平民愤，以谢国人。”

当时的报纸报道汪精卫的叛国条约

按照常理，铲除大汉奸汪精卫的坟墓，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蒋介石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民意，公开铲除，获取民心。然而，蒋介石却偏偏秘而不宣，却悄悄派出军队，在半夜偷偷摸摸地秘密炸开汪墓，在掘开墓穴之后，还支开士兵，派心腹在墓穴之中搜寻。蒋介石此举意欲何为？他到底想从墓中找到什么？

大汉奸汪精卫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极大的秘密。要讲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1932 年春，蒋汪再次“合流”。蒋汪组成新的国民政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蒋汪政府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时，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挑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淞沪休战协定》的签订，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文，它使上海成为日本侵华的重要基地。《塘沽协定》是卖国协定。由日军将领冈村宁次与国民党军陆军中将熊斌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它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非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蒋汪合流后的汪精卫与蒋介石

《何梅协定》则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惧怕日本人、出卖主权的嘴脸。《何梅协定》规定：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政府接二连三地与日本签订出卖主权的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解放日报》揭露何梅协定

张学良和杨虎城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上午为西安事变向全国发出通电即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这三个协定的签订，蒋介石摆脱不了卖国的嫌疑。后来，汪精卫叛变投日，组建伪南京政府后，汪精卫曾对陈公博说，蒋某人骂我卖国，它自己更不干净，我手上有他卖国的铁证。有一天，我会让蒋某人身败名裂的。

大汉奸陈公博

1938 年 7 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 月 19 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随即，全国民情愤概，蒋介石发表了《蒋委员长驳斥敌汪伪约》的公开声明和《蒋委员对记者的谈话》。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同时令戴笠派人行刺汪精卫，戴笠遂派陈恭澍、余乐醒赴河内刺汪。然而刺杀失败。

汪精卫（前排中）

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却又私下安排汪派人物谷正鼎去河内，送去汪的护照，转达蒋介石的意见，希望他去欧洲疗养。称：“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

谷正鼎

谷正鼎面见汪精卫本后，汪精卫说：“蒋某人怕我公布他的证据，我现在不会公布，因为还不到时候，我也不想国家混乱。谷同志你回去告诉我们的同志，叫他们好好工作，你及正纲（即：谷正纲），也要谨慎小心。蒋某人如能把党国搞得好，我便终身不回国，如搞得不好，我还是要回来的”，但到底汪精卫手中有蒋介石什么卖国证据，一直是个谜。

这也许就是蒋介石要炸开汪精卫坟墓的原因之一吧！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这得从汪精卫的死说起。

11 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在楼上商量征粮一事，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促。汪精卫闻讯急忙下楼来迎接，没想到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汪精卫曾被刺杀，脊椎骨负伤，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从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一直留在背上的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

陈璧君

12 月 19 日，汪精卫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弹头取出后，陈璧君破涕为笑。在南京的大小汉奸头目纷纷到医院表示祝贺。汪精卫自己也强打精神。一连几次发表“卧床演说”。谁知好景不长。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乞求于中医单方，经其侄儿陈春圃辗转打听，终于在无锡探悉到一位名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帖”，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帖药，立马就可好。刘一帖替汪做了仔细的检查，并出示膏药一张，命贴于背心。服药贴膏后的第二天，汪的痛楚竟大大减轻。汪陈夫妇暗自庆幸。

汪精卫夫妇（前排右伪陈璧君）

这天，日本军部派人前往医院看望汪精卫，见汪精卫精神状态大为好转，便将一叠秘密文件交给汪，说汪可以随意处置。日本人离开后，汪陈夫妇即派陈春圃去江城客栈，向住在那里的刘一帖送了一份厚礼。并派车邀他复诊。刘一帖收下礼物后，随车再往医院。他见汪病痛减轻，便面露喜色地对陈璧君说：“汪先生创毒不重，只要照原方服上两剂，再贴一帖毒散膏药，便可一劳永逸了”，随即交代了几句后，便告辞而去。

汪精卫夫妇本以为这一张膏药贴了之后，便可消灾纳福。谁知贴后不到三个时辰，汪精卫四肢抽筋，浑身上下痛似鞭笞。陈璧君见病情恶化，慌了手脚。她一面请铃木大夫审视，一面命陈春圃去江城客栈接刘一帖到医院会诊。不多会，陈春圃气急败坏地来报告说，那刘先生当晚并未回转客栈。眼下已不知去向。陈璧君意识到是刘一帖在膏药中掺了虎狼之药，才引起如此严重的病变。三天后，有人给汪精卫寄去一信。陈璧君拆开一看，见白纸上写着四行黑字。“厚礼不该收，既收亦不愁，平生药一帖，宜人不宜狗。”

汪精卫在病床上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使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也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 年 2 月，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行来南京诊治，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3 月，近乎全瘫的汪精卫乘坐由日本天皇赠给他的“海鹣”号飞机，从南京飞抵日本名古屋机场，并被立即送进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一间特设的病房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主刀施行手术。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媒体对汪精卫卖国行为的报道目录

一周后，X 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 385 摄氏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而此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汪精卫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其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精卫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

11 月 9 日上午 9 时，盟军出动 150 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挨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 41摄氏度，心跳每分钟 128 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 年 11 月 10 日下午 4 点 20 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日本军部特地用“海鹣”号飞机将汪的尸体运回南京。

民国出版的汪精卫卖国纪实

陈公博、周佛海决定在梅花山上为汪精卫举行葬礼，并决定 1944 年 11 月 23 日沦陷区放假一天，凡愿参加送葬的南京市民，每人可领取 20 元的中储券，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职工月收入的四分之三。经过一番“悼念”活动，汪的尸体被埋葬在梅花山麓。在盖棺前，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一叠纸稿放在了棺木中。随后。陈璧君又请来建筑专家，亲自布置用了五吨坚硬的钢块。掺在高标号进口混凝土里，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墓壳。没想到那叠纸稿和如此建造的墓壳，日后成了蒋介石炸开汪精卫坟墓的又一个诱因。

仅仅过了 10 个多月后，抗日战争就胜利了，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呼声中，南京人民对汪精卫的坟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满，纷纷要求铲除。然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述，蒋介石并没有公开表示铲除汪精卫的坟墓，而是派何应半夜去秘密炸开墓穴。

何应钦

何应钦接受密令后，电召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陆军七十四军副军长邱维达，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南京宪兵司令张镇等人的召开专门会议进行研究，何应钦亲自出席主持会议,他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主要是商量一件事，希望大家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国府不久就要还都了,汪精卫这个大汉奸的坟墓,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儿。如不把它迁掉，有碍各方面的视听。”

何应钦告诉与会者，此次行动是将汪精卫的迁往别处，并未提及炸毁焚尸。他对与会者说，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

说完他就先退了席。之后，会议由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主持，接着发表意见，仍然申述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经接到重庆委员长的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置好。”

萧毅肃

会议最后决定：由陆军总部工兵指挥部指挥官马崇六，和中央军七十四军副军长邱维达具体负责，当时就指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宪兵司令部在迁移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同时要求在迁移时，马骏超的南京市政府要派员协助。

大致把任务分配以后，马崇六向邱维达介绍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基的工程，我们已经勘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

马崇六问邱维达打算用什么方法打开。邱维达随便谈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宜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马又告诉邱：“总座（何应钦）的意思时间愈快愈好，因为汪坟迁移后，还要整理和改建成花园和长廊。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用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经过研究和分析，最后决定只能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声响来掩盖，以防止泄密。

马崇六

原来决定是在一月二十日深夜十二时，开始炸破坟墓，由于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临时改在二十ー日行动。在此前的三天，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由南京宪兵司令张镇的手下将周边地带包围起来，实施戒严，断绝行人，并禁止游览。

关于执行爆破坟墓的任务，邱维达指定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工兵营长李东阳负责处理。据工兵技术员勘察估计，大约要使用“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全部炸开。

实施爆破时,在现场监督的有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等人。汪精卫是在一九四四年死于日本,他的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装运回国,葬于此地。汪伪政府并准备花大笔巨款来建造二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基。据一位姓孔的工程师告诉邱维达，陵墓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预算是五千万伪币。没想到，墓地的核心工程刚初步完工，日寇就宣布投降了，施工也就停止了下来。

邱维达

工兵爆破作业是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炸开墓的外层混凝土钢筋部分；第二步,炸开盛棺的内窖。内窖炸开后，オ能见到棺材，揭开棺盖，见尸体上面覆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子，尸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掛，头戴礼帽，腰佩大绶，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所以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据邱维达回忆：掲开棺盖前，马崇六命令工兵及不必要的人员退离墓地回避，由马超俊市长独自进行全部棺内检查，似乎是在寻找什么葬物。检査结果：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纸条,这张纸上用毛笔写“魂兮归来”四个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说这张纸上的字是汪的妻子陈璧君从日本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的，以示招魂的意思。此外，还有一叠诗稿，

这些诗作，先前都曾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只有最后一首《自嘲》，字迹歪歪斜斜，不具年月，估计是汪精卫死前的绝命诗。诗中写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检查之后，马超俊有些失望。显然是没有蒋介石要的“秘密文件”。

当马崇六指挥开棺时，邱维达发现这样做与原来的计划不一样。在开会时何应饮的指示明白规定是迁移，迁移没必要打开棺材。而现在又将棺盖打开，且并没有提出迁移到何处去的打算。邱明知有些不对头,但不了解他们又搞什么名堂。

汪精卫墓

马崇六当即吩咐工兵营长李东阳：“你的任务现在就把棺材装上陆军总部的卡车，今晚还要将墓地平掉,务使不留原来的痕迹。当时，邱为了弄清这个谜，暗示李东阳注意，李东阳理解邱的用意。邱维达故意对他说：“为了负责到底，请你随同汽车护送一下，以免中途发生意外。这里的任务，交代你的副营长就行了。”随即，邱并对马马崇六表示，李营长忠实可靠,一切问题可以放心。马崇六表示同意让李去护送。

次日清晨，李东阳由现场回来对邱报告说：“我昨晚随同马崇六将汪精卫的棺材一直送到清凉山火葬场，他们将尸体交付火葬场后，又对汪精卫的遗体和棺材进行了仔细地检查，但没有发现什么东西，遂将棺材同尸体全部焚化。至此邱才明白，马崇六是根据何应钦的另一秘密指示，按预定计划实施的。所谓迁移，只不过是在会上的一种托词而已。

据档案记载：还有一个事情，也是蒋介石非要炸开汪精卫墓的的原因。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有意思的是，这个伪政权是日本人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来的，但日本政府起初却不予承认。这是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知道汪精卫的价值，日本政府认为：汪精卫无法代表中国，中国的老大还是蒋介石。

汪精卫与日军将领合影于南京

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作用。”为此日本人还作出了三个方案：一是与重庆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二是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是“持久战模式”。

日本不承认汪伪政权，是因为他们还对蒋介石抱着一线希望，希望两国谈和，早日结束战争。

从1939年1月4日，日方就开始了与重庆的秘密谈判，国民政府派出的谈判人员就有宋美龄、孔祥熙、宋子良、马伯援、张季鸾等。在谈判中，蒋介石什么都可以答应日本人，但却坚持领土恢复至“七七事变”以前。这是日本人所不能接受的，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这场战争，到最后什么也捞不着一寸领土，日本不干！

汪精卫与冈村宁次

面对着蒋介石的固执，头山满公开发表文章 ，尖锐批评蒋：“他终究是一傻瓜。对应该提携的日本实施反戈，以致难免自灭，他现在作最后的挣扎。他会这样蠢，实在是我们也是料想不到。”

其实，蒋介石的“和谈”并非真心实意，却有着十分明显的策略目的：一是延缓日军进攻；二是延缓日本政府对汪伪政府的承认；三是给英美国施加压力，如果不对中国进行大量的援助，将迫使中日和解。

1940年11月21日，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致电华盛顿：“蒋已通知我，如果美国不‘拿出积极态度’来对付轴心国即将对汪伪政权的承认，他的抗战就会受到‘严重的损害。”

11月27日，詹森再次致电华盛顿，说他认为蒋：“对于自己继续跟国内困难局势作斗争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并且感到他为了抗拒侵略，已把国家的实力消耗殆尽，而他这样做既是为了中国的利益，也同样是为了英、美两国利益；因此现在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援助的时候了。”

可这时，在英美的袖手旁观下，远东局势形却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变化！汪精卫建立伪政权8个月后的1940年11月30日，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

汪精卫、陈公博与冈村宁次

1940年欧洲战场上，德国节节胜利，日本也梦想着把整个东亚都收拢到自己手下，于是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期待着早日结束中日之战。

日本人双管齐下，对中国实力内外打击。远东战场上，法国人屈服了，英国也被打得一蹋糊涂，这两大国将面临着退出太平洋，放弃远东的局面。在日本的压力下，法国在1940年6月封闭了越南至中国的交通线，紧接着英国人也封闭了缅甸对华的交通，中国陷入了外援无法进入的状态。

美国这边虽然宣布取消美日商约，却迟迟不见动静，依然在远离战场的美洲大陆大笔发着“战争财”。这时国军也打了败仗，蒋介石再次陷入了最艰难的时刻。日本还向德国施压，威胁让中国失去国际支持，另一边仍想着与重庆达成和解。

当时出版的《时事半月谈》

日本人知道：要和解，就必须找到适当的谈和人。日本强行要求居住在香港的交通银行董事长、中国金融界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私交甚好的钱永铭，到重庆牵线搭桥，并转达松冈外相的和平建议：“日华事变以日华两军停战而告结束，以后日本全部撤退，在日华间缔结新的条约，约定进行永久友好和睦，平等互惠的经济合作，结成共同防卫同盟。”

日本之所以急于和谈，是因为3年来日军陷入了对中国的疲惫战中，无法自拔，面对新的国际形式，日本想腾出手来，把兵力用到别的地方。后来丘吉尔说：“如果日本人在1942年能‘消灭蒋介石，那么，至少有十五个或者二十个日本师团可以从中国战争泥坑中解脱出来”。丘吉尔得出结论，解脱出来的这些日本师团会使日本人“开始大规模地入侵印度”。

但日本人却打错了算盘，因为蒋介石决不答应。想当年，列宁和苏俄在十月革命后，与德国讲和，割地之多，几乎等于欧俄的三分之一，几乎把彼得大帝以来所得土地全割掉了，仍免不掉3年多苦战。中国没有割一寸地，苦战了三年，中国已经历过了前所未有的痛苦和磨难，就不再怕风霜雪雨，蒋介石坚定着抗战到底，并颁布严厉通知：“凡中国人谈论中日和平者，一律视为汉奸。”

汪精卫宣誓就职

蒋介石在1940年7月4日的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表示“继续坚定下去，抗战一定可以成功”。日本征服中国实行东亚门罗主义的野心，已被中国抗战三年所粉碎，它现在实际虚弱，而外表虚张声势，进攻安南来威胁我们，它并非不知徒劳无功。但除此方法以外，别无良策。总之，敌人之野心与政策，已被我们觉察，其他问题，自易解决。只要我们继续坚定下去，抗战一定可以成功。

1940年8月，蒋介石指示张群、张季鸾、陈布雷起草了《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最大之成功为完全战胜，收回被占领掠夺之一切；不惟廓清关内，并收复东北失土；最小限之成功，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完全恢复东北失地以及全国行政之完整；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以上两义，前者战胜之表现，后者则为胜败不分，以媾和为利益之绝对要求。

这次“蒋日密谈”，与汪日密谈有性质上的不同，是出与策略，并不是“卖国”。但蒋介石在1929年（民国十八年），曾向日本秘密借款、排斥汪精卫等政治势力，这事，蒋介石也讳莫如深。蒋介石怕后人将这两件事结合起来，指责蒋介石亲日。留下骂名。

关于蒋介石曾向日本秘密借款之事，我们从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找到了如下记载：

李宗仁

“汪兆铭的再度下野，虽为促成蒋中正复职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蒋氏这次访日归来，携有日本政府秘密借款，资本雄厚。复职实系必然趋势，毋待汪的下野而后定的。

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蒋先生在日住于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家中，利用头山氏在日本军、政两界中的潜势力，以游说日本朝野。嗣后复因头山满介绍，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都有秘密商谈。始终参与其事的日方要角，为田中义一的心腹——南次郎。

商谈的内容，据日本少壮军人透露的秘密报导，约为：（一）蒋氏承认日本在满洲有特殊权益，履行中山先生早年对日本的诺言（据日本传说，中山在辛亥前，曾以”满洲特殊权利“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二）蒋决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头山满

惟蒋氏的手腕也很灵活，出让“满洲”权益，系以“统一中国”为先决条件。嗣后直至“九一八”事变时止，中国迄未“统一”，故蒋氏有所藉口，不履行其个人诺言。而日本官方也因此密约系由少数个人所签订，未便予以公布。蒋氏既自食其言，日本政府也“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到“九一八”前夕，日本少壮军人积愤已深，蒋氏如再推宕，少数不更事的军人可能公布此蒋、日秘件。日内阁为检讨对华全盘政策，曾召集所谓“东方会议”以威胁蒋。蒋不得已，乃允日人派代表来南京秘商，惟事先声言，称蒋所持的文件已在上海遗失，嘱日方将所签原件携带来华协商。

民国十八年十月，日本政府乃特派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专使，来华与蒋秘商有关满、蒙事项。佐分利贞男一行于十月四日抵达上海。蒋乃令上海市长竭力招待，网罗上海的交际名花，举行酒会。日专使一行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搭坐挂车晋京。车行至中途，所有日人均烂醉如泥，南京特务，乃趁机将此秘件窃去。

蒋介石与日本人（后排中为冈村宁次）

翌晨，日使一行酒醉醒来，到日使馆整理行装，拟拜晤蒋氏时，才发现此密件已不翼而飞，未免大惊失色，然又不敢声张。与蒋晤谈数日，自然毫无结果。佐分利贞男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返日，自觉无面目见人，未几，遂于箱根温泉旅邸吞枪自裁。日本政界曾为此起一小风波，因佐分利贞男自杀，群疑莫释，知其内幕的，口虽不能明言，然内心的愤懑实不能自抑，而见之于言辞。这一内幕才逐渐为外人所知。

然而不久，一家日本媒体却报道说，日本人在来华之前所携带的秘密文件，是复制件，原件仍然留在日本。在佐分利贞男一行回国后，日本政府恼羞成怒，大骂蒋介石是无赖。后来，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政权之后，日本将蒋日会谈的秘密文件原件全部交给了汪精卫，声称由汪全权处理。蒋介石获知此情之后，曾电令军统潜伏在汪伪政府中的特工，寻找秘密文件，但终无所获。

从李宗仁先生的回忆来看，显然作为“抗日领袖”的蒋介石不想世人知道自己曾借助日本来战胜政敌。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令戴笠的军统翻遍了汪伪的所有档案，均未发现这些秘密文件，于是戴笠询问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他们均不知情，陈公博说：“我从来就没看见过这些文件，你们要找这些文件，恐怕只有向坟墓中的汪先生要去了”。没想到陈公博随便的一句话，提醒了戴笠，戴笠认为，既然翻遍了汪伪档案，都没有找到秘密文件，汪精卫会不会真将文件藏于坟墓当中？戴笠想起陈璧君在汪精卫墓穴中放入一个纸袋，怀疑那就是秘密文件，不然，陈璧君当时为何用 5 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里为汪精卫造坟呢？于是戴笠将自己的疑问立即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认为戴笠的分析有道理。

监狱中的陈璧君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处多年，彼此了解对方的为人，蒋介石认为：汪精卫生性狡猾，老谋深算。真有可能会将这些证据藏在坟墓里，因为汪知道自己死后，可能会被掘坟，若真是此，则证据就会曝光，蒋介石也会遗臭万年；若蒋介石不掘坟，则彼此相安无事。蒋介石认为凭汪精卫的智商，这是有可能做出的选择。这就是蒋介石要秘密炸开汪精卫坟墓的根本原因。

蒋介石这位所谓的“抗战领袖”，最初就是个亲日派，曾借日本的力量打压政敌，进行反共；后来又在日本的不断挑衅中妥协退让，搞“不抵抗政策”、“攘外必先安内”；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他却试图私下与日本媾和；到日本投降的时候，他又宽大为怀，把日本侵略者礼送出境，还收留甲级战犯继续反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