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人’如何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为何是坚定的两岸统一派？

陈明忠在台湾坐了两次“政治黑牢”，是台湾最后一位被判死刑的政治犯，也是一位为两岸统一的民族英雄。在他的身上似乎有太多的故事需要我们了解。

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进入台湾，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这段历史被称之为“白色恐怖”。

陈明忠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之后，思想发生了急剧地变化。尤其是二二八事变的爆发，使得陈明忠更加意识到思想的重要性。

陈明忠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他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

很快他参加了二二八，意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此他秘密入党，踏上了红色革命的道路。

白色恐怖出现后，中共地下党秘密潜伏在台湾。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秘密处决，疯狂杀戮。陈明忠很明白，国民党是真的害怕了。

在台湾戒严期间，陈明忠两次入狱。第一次是在1950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全面逮捕了中共地下组织，陈明忠也在名单上，但他拒不承认，就这样他被判了十年的监禁。

第二次是在1976年，他们发现陈明忠和党外势力来往密切，国民党再次逮捕了他，本来要判决死刑。在判决的前一天，台湾的保钓人士和一些留学生筹集了1.6万美金，买下了《纽约时报》一个版面，刊登营救广告。

在舆论压力下，台湾当局只好把刑期改为15年。判决当晚，蒋经国亲自在电视上宣布“陈明忠意图从东南亚偷渡武器发动叛乱。”

在狱中，陈明忠在这里看到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经历。当然这里也成为了一些人的新生之地。在监狱的那段日子，反而激发了他们学习的热情。他们在纸条上写着小抄，伴随着这样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

虽然极左有热情，但他们所做的却徒劳无功，他们的反抗却让整个牢房的难友遭难。

十年间，母亲两次前来看望他都没有见面。在这里，他们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但因为学习资源的有限，他们也不能有效实践。

1987年，台湾解严，陈明忠的案子仍然维持原判。不过，最终在别人的帮助下，陈明忠还是争取到了保外就医的机会。出狱之后，他成为了统派的代表人物，在多个组织中都是关键人物。

第二次被捕后，他受尽了各种折磨。有人说，刑罚有四个阶段，到了第二阶段，基本都会全部供认。然而陈明忠却通过了第四阶段，并未供出其他人，也保护了许多党外人士。

当时很多人都问他：“你到底练了什么武功，能抵得住？”陈明忠回答：“决定求死，就不再害怕了。”

这一次刑罚，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各种伤痕，后来在海外保钓运动人士和国际特赦组织的奔走救援下，才有了活下去的机会。所以他一生都笑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

第二次出狱后，台湾对统派的发展是不利的。台湾媒体对大陆的正面报道也很少，所以一般人对统派的印象也不好。

1987年，陈明忠获取保外就医。1988年蒋经国去世后，获得了减刑，1990年被获准出境。

当年，陈明忠就去往了日本和美国，向营救他的那些人道谢。

陈明忠的一生跌宕起伏，其实从幼年开始，他的经历就不普通。

1895年，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了日本。

此后，日本在治理台湾时采取同化政策，使得台湾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与日本接轨。而对于台湾本土进步人士提出的台湾人和日本人地位平等的要求，予以严厉打击和镇压。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又对台湾人推行了皇民化政策，大力推广讲日语，在各地都设立了日语的讲习所，并取消了报纸的中文栏，废除了学习的中文课，还强迫台湾人士改名为日式姓名。

1929年，陈明仲裁呼声在高雄冈山的一个地主家庭，由于当时还在日据时代，所以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日本教育，老师也会告诉他：“你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

由于从小接受的思想和教育，也让陈明忠认为自己一直都是日本人。所以他在小时候就想着，将来当日本的上将，身骑白马。

小学毕业之后，陈明忠来到了州立高雄中学上学，当时台湾学生只有十个人，剩下的都是日本学生。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思想有了一些变动，台湾人和日本人好像是不一样的。

他从哪里看出来的呢，这些日本人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会骂他们“清国奴”，动不动就会殴打他们。这让陈明忠百思不得其解。就这样他苦难了两三年，直到读到了一本书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本书叫做《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孙中山的一个部下写的，日本人把他翻译过来。刚刚15岁的他只能看懂民族主义那一套，才知道自己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于是他的思想开始转变了。

不过，在他中学时期，是受到最大刺激的时候。有一次他和日本同学起了冲突，他打赢了，却遭到了日本同学的围殴，临走的时候还恶狠狠地告诉他：“你不是不可以跟日本人打架，但是你不可以打赢。”

这一点也让他彻底觉悟，自己根本不是日本人。

陈明忠的夫人冯守娥有民族意识要比他早很久。他从小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父亲是有民族观念的人，对于日本的统治非常反感。当她阅读东洋史才知道中国的历史，中国一直受到日本的欺负。

那个时候，爸爸常常会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这样我就一直有民族观念。等到后来长大之后，看到日本人对台湾人的不公平待遇，这让她反抗日本的心理更强烈了。

1945年8月15日，冯守娥在广播中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让她惊喜不已，随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很快国民党也进驻台湾。

为此，很多人上街庆祝，那个时候的冯守娥和其他人一样，满心欢喜地迎接着大陆来的同胞，迎接中国人的军队。

台湾光复之后，冯守娥开始积极学习中文，阅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文书籍。当时的台湾青年中最流行的口号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那个时候，他们的老师也都是进步人士，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和日本时代不一样，比较民主。

陈明忠在1944年考入了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然而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招募台湾人从军。到了1945年1月，更是全面实施了征兵制度，于是，陈明忠也被征召进日本军队。与此同时，他又一次回到了学校读书。

他觉得大陆来的老师要比台湾的老师好，因为大陆来的老师受过新式的教育，比较开放民主。而台湾的老师受到了日本教育的影响，对他们都是命令式的。

晚年，陈明忠也曾表示，虽然自己坐了21年的牢，可对自己的一生还算满意。

因为他当年在中学时感觉到的民族屈辱，已经洗刷。而且他有生之年能看到中国的繁荣已经非常开心。不过他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有生之年看不到两岸的统一，但他相信大势是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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