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4月19日，贺子珍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75岁。随后，她的女儿李敏等人为她办完后事，遗体火化后送回北京，长眠于八宝山。

贺子珍曾经作为“毛泽东夫人”，她给她的女儿李敏留下了什么呢？

在贺子珍逝世后，她的遗物留在了她晚年养病所在的华东医院，后来医院将这些遗物转交给上海市委保管，经过市委协商，他们觉得应该把贺子珍的遗物交到她的家人手中，于是，市委工作人员找到了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把贺子珍生前留下来的东西给李敏。

李敏看到母亲的遗物后泪流满面，她没想到母亲留下的是三个箱子，其中两个皮箱是贺子珍于1948年从苏联带回来的，没想到36年过去了，这两个皮箱还在，只是母亲已经离开了。

李敏也很好奇贺子珍的三个箱子里装的是什么，便打开一看，李敏顿时明白了，这里面都是些“最不值钱”同时也是“最值钱”的东西。三个箱子里面没有任何钱财或贵重的首饰，有的只是贺子珍的日常用品、衣物、信件、政治类的书籍、以及各种账单和发票。

当李敏看到贺子珍遗物中的这件时，她非常心疼母亲的遭遇，同时对母亲贺子珍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它就是一张压在箱底的由上海华东医院出具的三级甲等伤残证明。

贺子珍为何伤残？她之前都经历了什么事情呢？

1925年，16岁的贺子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之后，她结识了几位共产党员，在他们的指引下，贺子珍接受了革命思想，革命的“种子”在她现在开始萌芽。

1927年，刚从永新女子学校毕业的贺子珍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面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随着哥哥贺敏学上井冈山。在井冈山，贺子珍遇到了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正受“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排挤和打压，患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疾病，贺子珍在他的身边日夜照料着，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起来，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往事：幸好有贺子珍在身旁照顾，不然自己没有那么快好起来。

就这样，两人感情日渐升温，毛泽东温和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同年，两人在井冈山结为夫妻，不久，贺子珍便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任中共湘赣边特委机关秘书、毛泽东的秘书。他们有共同的革命信仰和斗志，在战场上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平日里是恩爱的夫妻。那是贺子珍最幸福的时期，虽然条件艰难，但他们不离不弃。

好景不长，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此时，贺子珍已有孕在身，但她决定跟着大部队一起转移。

为了摆脱国民党的追击，红军部队日夜兼程，很快来到滇黔交界的盘县境内，将进入云南省境，只要渡过金沙江，红军就可以突出重围，扭转当前局面。然而，贺子珍即将面临她人生中最惨痛的灾祸。

敌军突然轰炸红军所驻扎的小山村，贺子珍在警卫员的掩护下隐蔽起来了，但她看到伤员暴露在敌军的轰炸范围内，便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用毛巾帮伤员包扎好伤口，组织伤员隐蔽。

眼看快要到达隐蔽点，敌军的飞机俯冲下来，贺子珍和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深陷枪林弹雨之中。

为了保护伤员，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伤员身上，帮他挡住敌军射下的炮弹，虽然那位伤员没有被炮弹击中，但贺子珍身受重伤，倒在一片血泊中。炮弹碎片传入了她的身体各个部位，头部、背部、四肢等无一幸免，血液一直一直往外流，染红了一大片土地。

贺子珍立即被送至卫生部救治，经医生检查后发现，她全身各处分布着17块大大小小的弹片，这些弹片深浅不一，有的可以取出来，有的则无能为力。

由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加上前方的战事吃紧，缺乏麻醉药，但贺子珍的伤势太严重了，一刻都耽搁不得，医生和她的战友只好狠下心，硬生生地将浅处的弹片取出，但至于深处的弹片，只能永远地留在贺子珍的体内。

手术后，贺子珍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在一旁细心照顾她。几天后，贺子珍从昏迷中醒过来了，而她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询问的是那位伤员是否还活着，然后，又叮嘱身边的人把自己受伤这件事告诉毛泽东，怕影响他的工作。

后来，这个消息还是传到了毛泽东的耳中，他得知贺子珍为了保护战友身受重伤后，心痛不已，就派人把担架送过去，并将自己的警卫员派过去照顾她，但贺子珍拒绝了。

为了不影响部队行进，贺子珍让组织不要管她，但她是为了掩护战友受伤的，组织怎么会狠心扔下她呢。就这样，大家有时抬着她，遇到抬不过去的路，便背着她前进，后面她慢慢好起来了，就再也不肯麻烦别人了，坚持要自己走，最终她凭借自己的毅力，走完了这二万五千里征程。

毛泽东曾经对贺子珍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这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警卫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伤了，快不行了，我掉了泪。”

“患难见真情”，贺子珍和毛泽东一起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从井冈山的革命到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最后到延安，一路上艰苦相依。

到延安不久，他们便迎来了第一个女儿，毛泽东看着眼前的女儿兴奋不已，跟贺子珍共同经历长征的女战友听说她生了，也前来看望，其中包括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人。邓颖超对这孩子情有独钟，抱在手里仔细端详，并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娇娇。

那为什么毛泽东的孩子姓李而不姓毛呢？为什么后面孩子叫李敏而不是李娇娇呢？

由于毛泽东的身份特殊，他之前的化名叫李得胜，所以孩子跟着也姓李。1947年之前，孩子一直是用的乳名娇娇，回国后，毛泽东便给她取了个学名：李敏。其中的“敏”字也是大有来头，出自毛泽东在翻阅《论语》时看到的一句话：“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寄托了他对女儿的美好期许，希望她聪明伶俐，行事果断。

好景不长，在延安的日子虽然还算安定，但贺子珍和毛泽东争吵不断，经常会因一些小事情吵起来，长此以往，这对夫妻的感情自然不比从前。1937年，贺子珍为了跟毛泽东赌气，带着女儿李敏和两个儿子（杨开慧所生的毛岸英和毛岸青）来到西安养病，后来直接带着三个孩子去到了苏联。在这期间，毛泽东不管是以丈夫的身份让她回来，还是以上级的名义召她回延安，她都没有理会。

刚到莫斯科，这母子四人的生活过得还算欢乐，贺子珍跟毛岸英、毛岸青的关系非常好，把他们视如己出。1938年，她的第六个孩子出生后便不幸夭折了，贺子珍悲痛不已，但还好有三个孩子的陪伴，她渐渐地从丧子的悲痛情绪中走出来。

丧子只是不幸的开端，后来贺子珍因为娇娇的体弱多病，带她去国际儿童医院治疗，谁知跟院长发生了争执，并惹怒了院长，他便凭借自己在医院的绝对权威，将贺子珍关进精神病院。其实贺子珍哪里有什么精神病啊，只是她作为一位母亲，看到女儿生病心急如焚，一下情绪失控罢了。在精神病院中，她每天都很煎熬，很担心在外面的几个孩子。同时，她听到毛泽东再婚的消息，就如晴天霹雳，但她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忍气吞声。

1948年，毛泽东得知贺子珍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便派人去接这母子四人回国，他们终于踏上了回祖国的火车，等这一刻等了非常久。回国后，三个孩子回到了毛泽东身边，贺子珍独身一人在上海。期间，毛泽东没有忘记过贺子珍，他经常会问李敏关于贺子珍的病情，并写信鼓励贺子珍好好养病。

1959年，贺子珍受邀至庐山休养，在这里，她看到了阔别了22年的毛泽东，这是她事先想都不敢想的。毛泽东支开身边的人，他们是时候解开这么多年的心结了。贺子珍见到毛泽东，眼泪抑制不住地往外流，所有的话都哽咽在喉咙里。至于后面他们在一个小时内聊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贺子珍回到上海住处后，性格变得比以前沉默，经常望着一处发呆，也开始糟践自己的身体，拒绝吃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她很孤独，她有很多心事积压在心里，不知该不该讲，不知能跟谁讲。晚年的她孤身一人住在上海，享受不到天伦之乐，陪伴她的只有病痛的折磨和无尽的孤独。

贺子珍一直想去北京，但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她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知道后，便安排了这场贺子珍等了30年的北京之行，其实，她想来北京的真正目的是想在自己逝世之前再去“见一面”毛主席，去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他的遗容。

1979年9月8日，已经70多岁的贺子珍穿戴整齐，把自己收拾得十分得体，由于常年受疾病的折磨，她已经不能直立地行走，这能由李敏和孔令华（贺子珍女儿李敏的丈夫）推着。在参观的过程中，贺子珍很平静，但当李敏扶着她上车，正要离开纪念堂时，只见她转过头望向纪念堂，眼里泛着泪光，一旁的李敏看到母亲后，也不禁流下泪水。

贺子珍知道，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离开延安、离开毛泽东前往莫斯科，要是当初脾气不那么暴躁多好，要是当初不那么冲动多好，这样自己跟毛泽东就能兑现相守到白头的承诺。

1984年4月15日，正在家中给孩子们辅导作业的孔令华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被告知：贺子珍病重，已经准备好去上海的飞机票，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李敏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对孔令华说：“母亲病重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马上去上海。”

李敏和孔令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刚出家门就看到接他们去机场的车已经来了，孔令华两手搀扶着伤心的李敏上车，随行前往上海的还有他们的女儿孔东梅。

李敏自幼体弱多病，身体虚弱，再加上几年前检查出患有心脏病和淋巴结肿大，当听到妈妈病重时，更是心急如焚。在飞机上，李敏的心脏病突发，顿时心跳加快，脸色苍白，心口疼痛不已，只见她用手捂住胸口，缓解紧张的情绪。坐在李敏旁边的丈夫孔令华见状，立即给她服下了一粒缓解心脏病的药片。一旁的女儿孔东梅也跟着紧张起来，懂事的她安慰李敏说：“妈妈，不要紧张，我们很快就可以见到姥姥了，姥姥会好起来的。”

当飞机到达上海后，一出机场，李敏一家人便被门口等候多时的小汽车接走了，目的地正是贺子珍所在的医院华东医院。到达医院后，李敏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了，直奔她母亲所在的病房，她来不及听医生给她介绍她母亲的病情。

此时，贺子珍身体非常虚弱，呼吸急促，脸庞憔悴，形体消瘦，正闭着双眼躺在病床上，她隐隐约约听到女儿李敏的声音，是女儿在呼唤她：“妈妈，我来了......”贺子珍这才睁开眼，看着女儿和女婿，以及孩子们，她眼里泛着泪光，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露出微笑的神情，嘴唇动了几下，好像在说：“你们来了。”

李敏紧紧握着贺子珍的手，看着憔悴的贺子珍憔悴虚弱，她心疼不已，泪眼模糊地说：“妈妈，我们来看您了，您一定要好起来。”

贺子珍看到女儿一家人来看她后，心情明显比之前好多了，也许她有很多很多话想对女儿说，可惜此时的她心有余而力不足。贺子珍自从偏瘫后，说话都说不清楚，再加上现在高烧不退，整个人非常虚弱，全身乏力，她只能依靠眼神传达自己的想法。

贺子珍凝视着女儿，嘴角动了几下，然后又把目光转向李敏身后的医生，李敏这才反应过来，正是身边的这些医生，在她母亲生病时无微不至地照顾着。李敏连忙对医生说了声谢谢。

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在接到居住在上海的女儿贺小平的电话后，得知贺子珍病重，心情十分焦急，便也从福建赶来了。贺敏学看着高烧不退的贺子珍，建议医生给她服用安宫牛黄丸——一种用于危重病人退烧的良药，果然，贺子珍在服完退烧药后，体温明显降下来了，没有高烧的折磨，贺子珍很快就睡着了，李敏这才放心地离开病房，让母亲好好休息。

对于贺子珍的病情，李敏和孔令华，以及贺敏学都心知肚明，她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贺子珍的这些家人想陪她走完她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程，不想让她再留有遗憾了，她这辈子吃得苦够多了，她的内心有太多太多难以诉说的遗憾。

后面，李敏每天都会带着家人来看望和陪伴贺子珍。退烧后的贺子珍，脸色比之前好了不少，神智清晰，也有力气说话了，看到家人们每天都来看她，问道：“你们是不是担心我不行了？每天都跑来看我。”贺子珍还让护士给外孙女孔东梅弄点好吃的。

看着贺子珍的病情有好转，李敏一家人及贺敏学一家人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以为她度过了这次危机，不曾料想，这是回光返照。18日晚开始，贺子珍的病情比之前更加严重，反反复复发高烧，整个人陷入昏迷状态，这一晚，整个病房的气氛十分紧张，医生在拼尽全力抢救贺子珍，李敏和孔令华等人在外面彻夜守候，他们在内心祈祷，期待有奇迹发生。

直至19日下午，医生宣布贺子珍抢救无效，她的呼吸和心脏都停止了，享年75岁。

得知贺子珍处于弥留之际，上海市委招待处询问李敏等人，平时贺子珍的穿衣爱好，盖什么毯子。李敏等人听后心都凉了，难道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母亲贺子珍曾经是一位为革命作出牺牲的女战士吗？她不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她的身上现在还留着子弹，她不应该受到人们的敬仰吗？

贺子珍去世后，她的亲人面对一个问题，不知道怎样为她操办后事，上海市委也犹豫不决，他们跟贺子珍的亲人商讨这件事，打算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悼词也让家属自己写。贺子珍的家人当然不同意这件事，贺子珍为革命事业奉献过，这是不可否认的，她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荣誉，让她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

对于贺子珍的后事怎样办、骨灰安葬在哪里，这个问题，上海市委不敢贸然决定，只好上报中央，最后，邓小平对此事作出了回应：贺子珍的骨灰放在八宝山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存放中央领导同志骨灰的地方）；中央领导人都要送花圈。可能这只是邓小平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决定，但对于贺子珍及其家人来说，是一种最高的认可和真诚的尊重。

4月25日，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贺子珍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市龙华革命公墓的大厅举行，她的遗体上盖着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胡耀邦、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等国家领导人都送来花圈，许多单位、省市、地区也送回来了花圈，并发来了唁电。

除此之外，听闻贺子珍去世了，她的亲属和好友纷纷前来吊唁，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来送别这位在长征中挺身而出的女战士。还有不少上海市民聚集在龙华殡仪馆门口，希望能进去瞻仰贺子珍的遗容，和这位女战士告别。

在告别仪式后，贺子珍的遗体就被火化了，贺敏学、李敏、孔令华，以及他们的子女坐上中央派来的专机，将贺子珍的骨灰送回北京，最后安放在邓小平指定的八宝山的一室。在贺子珍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出现了不少“老大妈”，她们是贺子珍长征时期的战友，还有一些在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过的革命子弟，他们都是前来告别贺子珍的 。

4月26日，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全国各地的报刊都刊登了新华社向全国播放的关于贺子珍逝世的电讯，电讯上面附有她的照片以及她的革命履历，并认可了她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对她的一生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对于李敏而言，她先是悲痛地送走父亲毛泽东，现在连母亲也离她而去，她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从失去双亲的悲痛中走出来。由于一些变故，李敏的父亲毛泽东和母亲贺子珍没有像他们年轻时约定的那样相守到白头，但他们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他们是最了解彼此的人。

毛泽东在1970年提到贺子珍是这样说的：

“杨开慧、贺子珍、江青三个人，贺子珍对我最好，长得也很漂亮。她后来有病，老怀疑别人害她，谁都怀疑，但不怀疑我。”

每当我们提及贺子珍的故事时，心情总是沉重的，或许是替她感到遗憾和惋惜，或许是同情她长征时的遭遇。但我们更应该铭记的是，贺子珍是一位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女战士，是传说中的“双枪女将”，是井冈山第一位女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