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经典战例，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是上甘岭战役。

这场战役中，面对有300余门大炮，出动3000多架次飞机，兵力占有绝对优势的“联合国军”，志愿军击退了他们900多次冲锋，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

而在我们感叹这些志愿军战士们大无畏精神的同时，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上甘岭战场的坑道内还有一名女志愿军战士，她也是上甘岭战役中的唯一女兵，她就是刘禄曾。

更让人们意外的是，这位女战士还是一位出自书香门第，上海解放后才参军的新兵。

刘禄曾为何参军，她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经历呢？

事情还要从1949年上海解放说起。

当时随着渡江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军大势已去。很快在解放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下，上海也是囊中之物，并于5月27日解放。

而为了避免引起城内民众的担忧，解放军部队在进城前便再次强调了纪律，要求战士们坚决不拿民众一针一线，也不能打扰民众的生活。于是就出现了大量解放军战士为了不扰民，纷纷选择席地而睡这样的一幕。

很多上海民众听说战争结束后纷纷开门，而看到的第一幕就是躺在大街上休息的解放军士兵，这让很多人倍感震惊。这件事也树立起了解放军军纪严明的良好形象，击碎了南京方面之前宣传的解放军所谓“干扰生活，大肆破坏”之类的说法。

此时，一直在关注国内形势，对解放军有一定了解的刘禄曾也在看到这些后更加坚定了她参军的想法。

可是对于她想参军这件事，周围的亲戚纷纷表示很不理解，因为她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典型的文弱女子，她给人的感觉完全和五大三粗的军营并不搭边。

而且她学习很好，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这所学校是当时国内第一所西方教育模式的大学。因此她毕业后完全可以从事法学相关工作，在政府里担任一些法务相关的职位。

除了她的个人条件外，当时和现在不同，现在有不少大学生士兵和高中生士兵，而当时参军入伍的战士大多数都不识字。即便是部队里的中高层军官大部分也是小学或者初中文化，像罗荣桓元帅这样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去参军难免和战友之间隔阂太大。

因此综合来看，她的参军决定几乎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和冷眼，但她性格很倔强，最终在父母的同意下，她准备报名参军。

一开始，她还想着能火线参军，然后跟着部队上战场。但实际情况是当时国内大局已定，除了部分地区需要剿匪以及特别偏远地区还有战斗外，几乎都结束了征战。部队更多的工作已经是协助行政机关尽快稳定局势，像她这样的女子自然也没能实现军营梦。

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 ，1950年，东北亚发生了大规模战事。起初朝鲜战争中朝鲜占尽优势，韩军被打到了海边的釜山，再努力一步韩军就被打下海了。但美军自然不会坐视不顾，随即选择武装介入并在仁川登陆，朝鲜军队局势急转直下，接连败退。

没过多久，美军的战斗机就飞到了鸭绿江，并轰炸了中方的设施和渔民船只，边境气氛骤然紧张；同时在东南沿海还开进了海峡，阻挠我解放军解放行动。北京方面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出兵入朝作战，抗美援朝战争也随即展开。

部队也因此开始大量招兵，刘禄曾听说消息后，二话不说报名进了军营。

对于她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部队自然是非常欢迎的。虽然她没有过硬的射击技术，也没有任何战斗经验，但考虑到敌人是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双方的语言不通，交流起来很困难，学过英语的刘禄曾也是部队里急需的紧缺人才。

打完仗后，如果缴获了战利品，也需要懂英语的人去辨认和分类，如果抓获了俘虏，也需要会说英语的人去同战俘沟通，争取掌握一些敌人的情报，同时安抚俘虏的情绪，落实志愿军宽大优待俘虏的相关政策。

因此她成了第九兵团的香饽饽，大家都很重视她。

可等到部队实际到了半岛，巨大的生活条件反差还是让她感到措手不及。

一开始，她和很多战友都以为到了那里，即使条件艰苦，至少还是可以生火取暖做饭的，但实际情况是第九兵团战斗的区域遇到了40年来前所未有的极度严寒，比苦寒的东北要冷得多。至于和江南地区的上海相比，差别完全是天上地下。更重要的是，部队当时是隐蔽行动，为了躲过天上美军侦察机的搜索，部队禁止生火，只能吃冷食喝冷水，艰苦程度超乎想象。

在抵达战场前，她还基本保持着每天用凉水洗脸的习惯，一方面提神，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卫生。到了战场上，她发现根本没办法每天洗脸，因为那样容易冻伤，但为了避免生病，也不能不洗，因此只好几天才洗一次，但往往过不了一两天，脸又脏了。除了洗脸，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还要背着沉重的行李长期负重行军，这段经历在后来成为她终生难忘的特殊记忆。

除了卫生问题，睡觉也是问题，由于九兵团仓促入朝，地方上提供的棉衣数量不足，她和战士们躲在防空洞里每天晚上都是忍受严寒，睡眠质量无从谈起。

在吃饭方面，由于物资太紧张，她和战士们只能吃炒面，面粉太干，实在咽不下去，就掺进去一把雪揉一揉下咽。这种环境下，很多经历过三大战役的男兵都难以忍耐，更别提她这样一个才走出书房没多久的弱女子。但她凭着心中的那份执着和坚毅，一路上都坚持了下来，赢得了大家的认可。

她被调到第九兵团政治敌工部工作后，开始辨别和翻译缴获的战利品，并翻译美军的宣传单。由于这些内容涉及一些专用的英文军事单词，学校没教过，她无法完全翻译，只能一边学，一边翻译。好在她聪明好学，很快就掌握了专业词汇，胜任了相关工作。

到了审讯战俘的时候，她在学校学的日常英文词句就有了用武之地，不断向敌军战俘说明志愿军的优待俘虏政策，降低他们的抵触情绪。

因此她成了负责审讯战俘的主要工作人员，后来她参加了上甘岭战役，为了让敌人彻底放弃战斗，她每天和广播小队去前沿阵地向美军喊话，唱外国的圣诞歌曲，动摇敌人的作战意志。

期间她多次经历生死考验，毕竟上甘岭被美军轰炸机大炮削平了好几米，她还通过歌唱战斗歌曲的方式，鼓舞了坑道内战士的斗志，为上甘岭战斗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抗美援朝结束后，她被安排继续从事涉外工作。

1979年，她跟随吴贻芳博士前往美国访问，期间，她和博士去纽约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没想到这家餐馆的老板看到她后，主动打招呼，见她表情很疑惑，认不出他。

餐馆老板就走过来说“女士，您还记得我吗？我叫伯特纳，当年抗美援朝时期的美国战俘。”她脑海中立刻回忆起了当初的经历，想起了这位伯特纳。当时他被俘后态度比较好，积极回答问题，生病后，她还专门安排人给他看病，让这位俘虏很感动，赞扬志愿军的优待俘虏政策。

多年后两人在纽约街头偶遇，都感到很意外，于是坐了下来好好聊了聊。无论当年战场多残酷，敌我矛盾多激烈，此时都已经是热爱和平生活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