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研究员在编辑叶秀山先生的遗著时，经黄裕生教授提议，以《哲学的希望：欧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以下文章中均简称为《哲学的希望》）为其书名，恰当地反映了叶先生晚年关于“欧洲哲学的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的深入反思。本文以“哲学的起源、危机与希望”为主题，既是为了应和叶先生的哲学思考，也是为了把“哲学的希望”当作一个问题来追问。一说到“哲学的希望”，一定是哲学出了问题，所以才有“希望”的企盼。这等于是在追问：哲学还有希望吗？或者，哲学的希望何在？这种追问看起来好像有些突兀甚至不可思议。的确，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现在发展得很好，但是哲学自身未必如此。这篇短文尝试依序讨论三个问题：哲学的本性是什么；哲学为什么会陷入危机；哲学的希望何在。这就构成了本文的三个关键词：起源、危机与希望。
近年来，我发表的论文和做的讲座很多涉及“哲学的危机”，甚至往往以此为主题。人们或许会感到诧异：哲学现在不是“活”得很好吗？有哲学系的高校越来越多（超过了80所），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高校越来越多，哲学的从业人员越来越多，哲学的产品（论文、论著）越来越多，哲学系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多……因此与过去相比，哲学学科的生存状况好了很多，何言“哲学的危机”？！这里我想从哲学的起源说起，然后探讨哲学的危机和希望。
一、起源
哲学是古希腊文明的产物，哲学和科学在源头上是一回事。
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六百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大主要文明相继构建起自身的核心理念。中国的先秦诸子、希腊的哲学家、印度的《奥义书》和佛陀、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以及巴勒斯坦的犹太先知等，他们的思想创造为后来的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已广为人们所熟悉，虽然它在很多方面有商榷的余地，但是我们可以忽略其细节，而视之为一个解释人类文明的理论框架。尽管雅斯贝尔斯把中国、印度和西方的根本思想都笼统地称为“哲学”，但是实际上只有希腊人创制了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也可以说只有希腊人创制了科学，因为哲学和科学原本是一回事。这一事实或许令很多人难以接受，他们的道理十分简单——哲学（科学）无用，如果哲学和科学是同一回事，那么说哲学无用还可以被接受，说科学无用则肯定令人难以理解。实际上，希腊人面对的是科学的问题，其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始终是哲学的，即提出一整套自上而下合理地解释宇宙的理论学说。亚里士多德声称哲学起源于惊异或好奇，且看他举的例子：“不论现在，还是最初，人都是由于好奇而开始哲学思考，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例如关于月象的变化，关于太阳和星辰的变化，以及万物的生成。”亚里士多德说的是哲学的起源，不过举的都是自然科学的例子。因为那时还没有形成具有统一范式的自然科学，哲学的问题也是科学的问题，科学的问题则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解答的，所以哲学就是科学，科学就是哲学。叶秀山先生在《科学·宗教·哲学》的“序”中称哲学在其源头处是一种“科学”的形态。实际上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科学在其源头处是一种“哲学”的形态。
不仅如此，希腊人创制哲学（科学）的目的只是为了求知解惑，有解释世界的意图却没有改造世界的野心。所以对希腊人来说，哲学是为了自身而被追求的东西，这意味着哲学体现的是希腊人基于自由而“学以致知”的科学精神。亚里士多德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几何学方法在巴比伦和埃及存在了上千年之久，只是到了希腊人这里才把几何学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他们不太关心几何学的用途，而是致力于相关的推理证明，从而使几何学成为了科学。就此而论，我们以为哲学和科学是普遍存在的，但实际上它们的最初出现是有些“反常”的，因而带有偶然性。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平行宇宙”，那里和我们的地球一般无二，只是没有哲学或科学。换言之，古代文明例如中国古代文明崇尚“学以致用”是十分正常的，到今天仍然如此，我们基本上不太能容忍古希腊式“学以致知”的“屠龙之术”。事实上哲学也的确无用，它并没有帮助希腊人强盛;而东方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财富和技术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17世纪，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引发了科学革命，才让无用的哲学（科学）与有用的技术相结合，激发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遂使得西方文明迅速超越了东方文明，至今仍然居于领先地位。
因此，我同意吴国盛教授的观点，即李约瑟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问题”。当李约瑟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时候，言外之意是中国古代科学曾经很发达而且世界领先，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然而实际上除了希腊人之外，中国乃至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没有产生科学，所以中国不只是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实际上也没有产生古代科学。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求真，技术实用。古代科学是哲学，近代科学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17世纪笛卡尔所引发的哲学革命虽然试图以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新兴的科学技术奠定基础，但是由于哲学仍然坚持自上而下解释宇宙的理性主义方式，实际上就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哲学危机的种子。简言之，哲学的危机与哲学开始“有用”（即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从17世纪起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哲学中的科学因素与技术相结合，恰恰是哲学自身与科学技术分道扬镳的开始。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不具备实用性的古代科学（哲学），也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此而论，我们如果仅仅把科学理解为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而忽视古代科学（哲学），那么恐怕我们的科学技术也走不了太远。
二、危机
哲学的危机是多方面的，它也源于多种因素。赵敦华教授在《现代西方哲学新编》的结束语“西方哲学的危机和出路”中，讨论了西方哲学历史上的四次危机。我们可以把哲学的危机分为内部危机和外部危机两种情况。所谓哲学的“内部危机”，说的是哲学问题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困境，哲学总是由哲学问题推动着发展和演进，因而危机原本就是哲学的“常态”。所谓哲学的“外部危机”，说的是哲学自身的存在出现了麻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我们在此讨论的“哲学的危机”属于“外部危机”，它涉及哲学的生存问题。造成哲学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讨论其中的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的危机开始于近代科学的飞速发展。
以笛卡尔为开创者的近代哲学虽然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恰恰是因为原本不具有实用性的古代哲学（科学）与经验相结合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使技术插上了科学的翅膀，从而使科学具有了实用性，哲学与科学开始了分化。套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术语，古代哲学或古代科学具有价值理性的功能而不具备工具理性的作用，近代科学技术则是一种工具理性。尽管哲学仍然坚持自上而下合理地解释宇宙的理论工作，但是当哲学试图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的时候，它自身便自然科学化了，而且成为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对它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于是，作为价值理性的哲学似乎“迷失于”作为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之伟大成就中而不能自拔。
在西方哲学的近代时期，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例如近代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尔本人就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莱布尼茨与牛顿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康德也曾经因为用牛顿力学解释太阳系的起源，在科学史上青史留名（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牛顿则把他的代表作命名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因此，近代哲学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伴随着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哲学作为哲学仍然是自上而下合理地解释宇宙的理论学说，这使得哲学与科学终于分道扬镳；另一方面哲学成为科学的理想则促使它向自然科学的方向发展，于是哲学虽然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知识所具备的普遍必然性，却成为了像自然科学一样的一个学科。
然而，哲学可以是古代科学，却不能是近代科学（技术）。如果我们主要把科学理解为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那么哲学肯定不是科学。即便哲学被看作像自然科学一样的一个学科，走上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正轨”，也依然如此。自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哲学与科学的分化，最终导致了霍金的一句“名言”：“哲学已死。”原本由哲学回答的问题现在都被划归给自然科学，“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在发展的步伐。在我们探索知识的旅程中，科学家已成为高擎火炬者”。换言之，哲学已经完全被自然科学所代替了，而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要表达的意思：哲学试图合理地描述宇宙，这一理想由自然科学和技术完满地实现了，因而哲学终结于自然科学。
第二，哲学的危机源于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的职业化和专业化。
19世纪初由德国柏林大学引领的大学革命产生了两个后果：一个后果是随着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渐成熟，哲学成为了所有研究型大学的标准配置，成为了一个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特征的“学科”；另一个后果与此相关，正是因为哲学成为了一个专业学科，所以“在结构上，大学革命把哲学家古老的全能知识角色分化成了各种各样的专业学科”。例如，按照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哲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和宗教学，任何一位哲学工作者都必须归属于一个二级学科之下，并且还会被进一步划分到“三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上去。就此而论，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虽然不是科学，却具备了一门科学所具备的学科制度，因而哲学的发展指向了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向。
迄今为止，哲学系几乎成了任何一所研究型大学的标准配置，我们现在的哲学从业人员恐怕比过去两千多年所有的哲学工作者之总和多出了很多倍。例如20世纪末，仅美国哲学协会的会员就超过了8000人，《美国哲学家名录》所列的哲学家超过了10000个名字。毫无疑问，哲学成为一个学科对于哲学这门“学科”来说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哲学自身而言则并非如此。因为哲学发挥作用的方式与自然科学不同，人们可以不懂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专业知识，却完全可以共享它们的成果；而如果大多数人读不懂也不去读哲学的论文、论著、译文、译著，哲学就没有任何影响力，最后也就沦为学术圈子里专家学者们自娱自乐的东西。这意味着哲学学科的繁荣与哲学对社会的影响成反比——哲学学科的繁荣体现在专业化和职业化上，哲学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就越鲜有人能理解，从而难以对社会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
我不是反对哲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而是忧虑在哲学的理论与社会大众之间缺少关联的中间环节，因而哲学难以对社会发挥作用，甚至对社会没有作用。这才是最可怕的“哲学无用”。
第三，哲学的危机源于大众文化的威胁。
我们这个时代是大众文化的时代，哲学在大众文化的时代被边缘化了，遂有“坚守学术”“坚守象牙塔”之类的“豪言壮语”或悲壮的誓言。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属于精英文化，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很难普及化。在大众文化时代之前是精英文化的时代，虽然大多数人读不懂也不会读哲学作品，但是它们仍然可以成为文化的代表，并且引领文化的潮流和方向。然而，自从进入了大众文化的时代，亦即进入了商业文化的时代，任何可以流行乃至发挥作用的文化产品必须符合商业规律，衡量文化产品价值的标准不是学术水平或教化作用，而是“热搜”“排行榜”“票房”和“点击率”；加之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使得哲学的产品“拒绝”大众的理解，遂使哲学基本上退出了与大众文化竞争的舞台。虽然哲学界也会有少数学术明星，但是从总体上难以对大众文化社会发挥有效的影响，而正是哲学的职业化和专业化与大众文化的泛滥相配合，导致了哲学的退场。就此而论，哲学越来越演变成为学术共同体内部“自娱自乐”的舞台，在这里的确也“风起云涌”，围绕各种理论问题可以有激烈的思想交锋，然而其影响很少能够超出哲学圈子之外。这意味着我们貌似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理论问题，但是它们都仅停留在哲学工作者的头脑之中，我们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决。
第四，最严重的哲学危机源于轴心时代的没落，传统观念退出历史舞台，而哲学家们对此毫无反应，这意味着哲学失去了它的“大问题”，从而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
哲学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是任何哲学工作者都被限制在哲学一级学科下属之二级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或研究方向上面，哲学家们的确从“粗放型”的全能天才走向了专业细分的专家学者，我们每个人都存身于哲学的细微部分，由此遗失了哲学之整体的问题。哲学工作者们默默地耕耘，有条不紊地培育着一篇篇、一部部的哲学作品，其丰硕成果与哲学的危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如前所述，哲学是古希腊人的创造，起源于轴心时代各大文明所面临的虚无主义的挑战。雅斯贝尔斯解释轴心时代出现的原因时说，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寻根本性的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更高的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中感受绝对”。从那时起，轴心时代的理念便主宰着世界各大文明，西方人“言必称希腊”，中国人总是要回到先秦诸子百家去。然而，随着17世纪科学革命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推进，西欧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全世界都未能避免这一进程。其后果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个轴心时代最终没落了，原本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现实影响力，哲学和宗教首当其冲，不仅上帝死了，存在、实体、真理、至善、天、道、“仁义礼智信”……统统失去了现实意义。这就是我所说的“虚无主义的威胁”，这乃是哲学最根本的危机。
如此一来，终有一天，哲学可能已经死了，而哲学这个学科却仍然在热火朝天地蓬勃发展。
最后，我们说说哲学的希望。
三、希望
一说到哲学的希望，令人颇费踌躇。如果造成上述这些危机的因素都不能消除，那哲学的希望在哪里？
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欧洲哲学的发展”，下编分析“中国哲学的机遇”。我同意叶先生的说法，现在是中国哲学的机遇期，因为前述之哲学的危机严格说来主要是西方哲学的危机，中国哲学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既然有所不同，中国哲学或许能够成为西方哲学的补充，弥补西方哲学的缺陷。只不过要从事这项工作，首先需要切实地理解西方哲学，与此同时切实地理解中国哲学，这两者是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可惜的是，这两个条件现在都不能得到满足。
自西学东渐以来，不过百年之久，想当初佛教东传，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中国化，所以就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时间来说，远远不够消化其营养，生长自己的肌体。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更难说深入，这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似乎是一个残缺不全、时序错乱的西方哲学。再说中国哲学。表面上看，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比研究西方哲学的有利条件多了很多，但是实际未必如此。因为一方面，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造成了传统的“断裂”；另一方面，走上现代化道路意味着我们从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原本适应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失去了现实影响力，这就是轴心时代的没落对我们的影响。显然，解决上述两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时间，而且相应于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我们还需要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这方面任重而道远。问题是，时代的需要究竟能够留给我们多少时间？恐怕并不多。
因此，现在的确是中国哲学的机遇期，只不过中国哲学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对此我并不盲目乐观。中国人在沿着西方人开辟的现代化道路努力前行，我们也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作为“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转型的结果是古今之争、传统的断裂。既要现代化，同时还要保持传统文化，这本身就带有悖论的性质。例如有人在反启蒙和现代性，亦有人主张重建启蒙和现代性的方案；有人认为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批判预示了中国哲学的希望，也有人认为中国不缺少神秘主义的东西，欠缺的是理性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如果我们试图以中国哲学来补充西方哲学，那么我们的课题是，如何复兴传统文化（准确地说是让传统文化现代化）以便驯服现代化，这看起来只是我们的问题，实际上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因为轴心时代的没落是世界性的问题。我想把叶先生说的“中国哲学”的范围扩大一些，用来指现代中国的哲学，而不仅仅指中国古代哲学。如果中国的哲学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如果我们兼收并蓄，融会中西，乃至不问西东；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性的学术问题研究，也关注当今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理论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哲学专业知识普及大众的方式，让哲学发挥社会影响……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如果”。这些“如果”乃是哲学的希望的条件。迄今为止，这些还只是“如果”。寄希望于这些“如果”能够变成现实，这需要我们的努力，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是否还有“机遇”，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已经错过了“机遇”，不得而知。
还好，希望毕竟还在。有希望，就值得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