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所有行李都堆进一辆老式客车，准备把所有货物运到成都，途中遇到很多麻烦和挫折，以致两个多星期后，我才到成都。

我在重庆停留了几天，为了领取西康省省会康定航空站站长任命书。

在成都我碰着一辆去雅安的教会卡车———雅安是西康公路的终点。

于是，我上了卡车跟他们一起走。

一天夜里，我们在赶路，卡车全速行进，一不小心撞到一座腐烂的桥上。

我翻了个筋头，头朝下落在地上，幸亏没有折断脖子，但后来我头痛了好几个月。

我们从雅安走了八天路，才穿过了可怕的西康峡谷。

我在康定呆了两年（康定旧时称打箭炉），那两年总的来说是不愉快的。

不过旅行到西康省的边远地区时，倒也有冒险和欢乐的时候。

新成立的西康省毫无疑问是最腐败的省政府，实际上它独立于在重庆的中央政府。

西康省的政府官员们阻碍我的工作，处处为难我的情况足够写一本书。

我不断地被指控成日本特务，斯大林的间谍，希特勒的间谍，最后是中央政府的密探。

他们在许多场合试图谋害我，可是每次我都奇迹般地得救了。

最后我被软禁起来。

幸运的是，财政部长、中国工业合作社主席孔祥熙博士打电报直接过问此事，并指示我回重庆。

孔祥熙

我感到痛苦。

但是我得承认，这次令人不愉快的经历使我对最恶劣的中国官场作风有了深刻的了解。

我回到重庆时，不再是一个单纯无知的、心中燃烧着理想主义火焰的外国生手，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官员，深知如何对付充斥在政府里的骗子们的阴谋诡计。

在西康的官员中我也有朋友，他们当然推心置腹地向我传授了一些很有用的知识，即政界错综复杂的情况。

我在重庆受到孔祥熙博士的接待，告诉了他实情。

我知道他会生气。

在中国要求得到上司的报答，以此来为难上司，这不是官场的习惯。

官员们只有变得像格言中的毒蛇一样聪明，才能救助自己。

换句话说，他必须变得比骗子还聪明。

在孔博士的眼里，我是另一个加剧了强大的西康省政府和虚弱的中央政府之间的摩擦的愚蠢的洋人。

在这危急时刻，中央政府正努力避免摩擦，以此使全国政局得以苟延残喘。

"我很想到丽江去工作。"

接见结束前我胆怯地补充说。

因为虽然我还没有到过丽江，可是我已听说那个地方的许多情况，我想我会喜欢那个地方。

他透过眼镜瞪着我。

"是我来做任命工作还是你来做？你将到我告诉你的地方去！"

不知怎的，我压制不住这种感觉，即在他那似乎粗暴的态度中暗藏着友善。

我暂时归属于设在离重庆20英里的避暑胜地歌乐山的中国工业合作社总部。

在那里，我们可以免受日本飞机的狂轰烂炸。

后来我终于得到一道命令，要我去参加设在昆明的云南总部。

这是个好兆头，因为昆明的气氛比充满阴谋的歌乐山好得多。

在云南的日子是比较宁静的。

我们的总部设在离昆明15英里的一所美丽的庙宇中，离滇池不远。

接着我要到保山和腾冲做调查。

我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绕道到丽江去了。

我立刻看出丽江正是发展工业合作社的地方，保山和腾冲则不是。

这两个地方没有原料和工人，只不过是军事运输的要冲而已。

据此，我写报告建议中央总部派我去丽江。

总部对我的请求作了简短的拒绝。

我温和地坚持着我的请求，可是没有结果。

后来发生了一件十分突然的事，孔博士来了一道命令，任命我为丽江航空站站长。

我赶紧收拾行装不顾礼节地出发了。

我只得到一小笔钱，没有文具，甚至没有传统的办公用章，总部也没有派人陪我。

按照去西康的经验，这是个不祥的预兆，似乎是流浪而不是任命。

通常任命省内城镇的航空站站长时，都要大动干戈一场。

为他们准备好印章和大量文具，汇寄好资金，并选派胜任的秘书陪同前往。

我敢打赌上头有人在设法除掉我。

唯一被允许陪伴我的人是我的老厨师老王。

可是他完全不能顶替秘书。

后来我才知道没有一个汉族人愿意到丽江去承担此职。

他们提出种种理由为他们不愿到那里工作辩解。

那个地方太遥远了。

可以说那个地方在中国之外，是"边远蒙昧之地"，是沉没在甚至不通汉语的野蛮民族之中的无人之地。

根据各种传闻，那里的食物，对于一个有教养的汉族人来说，是无法吃的。

当地人吃的东西———牛羊肉、腌菜、牦牛奶油和干酪对汉人来说是几乎不能吃的。

更糟糕的是，一切食品都用牦牛奶油来烹调。

那里有许多汉人被刺杀或被除掉。

穿过街道是危险的，因为街上尽是凶猛如野兽般的蛮子，腰间佩带大刀和短剑，随时准备使用。

我想，他们肯定是在想为什么不派那个疯子洋人去那里呢？

如果他能存活下来，那就很好。

如果不能，那是他自作自受，因为他自己请求去的。

也许还有其他更深的考虑。

可能我的顶头上司对我不太感兴趣，可是他又不能毫无理由地剥夺我的工作———那将是对孔博士的微妙侮辱。

他懂得绝不能干这种粗鲁的事，于是派我到丽江。

而且，如果单独派我到丽江，没有助手或向导，只有一小笔钱，我能在那个陌生、不友好而且危险的地方干出什么来呢？

我该被吓得惊慌失措，一两个月内就急着赶回来，可怜地承认我的失败，并恳求回到和平而安全的总部避难所。

于是那样我的命运就可以决定了。

在西康的失败加上在丽江的失败！

然而我充满了一种胜利感，因为丽江正是我想生活的地方，不管他们怎么想怎么说，我知道在那里我能获得成功。

我现在有了一些经验，加上我长期呆在西湖附近古刹中吸取到的所有戒律和忠告，我就会成功。

在中国工业合作社中，我是最后一小组试图起实际作用的外国人中的一个。

可是除我之外，他们都要么自愿离去，要么被人用计谋被迫放弃。

他们诚实、充满理想、精力充沛并且真正献身于工作。

他们都会讲很好的汉语，可是对汉人的性格和智力认识不足，不能使汉人适应他们的工作方法。

他们的能力很强，能够让对工业合作社运动感兴趣的汉人产生极大热情。

可是他们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其原因在于他们自身的素质。

当放慢比推进更为有利时，当保持沉默比大声讲话更为有利时，他们不能立即识别出来，不是灵巧地调整某些不适合的东西，而是径直干下去，使朋友和敌人两者都丢脸———这点在中国无论如何是要避免的，因为它会引起毫无道理的、不能控制的破坏性仇恨。

可是其中最重要的是，在与汉族各阶层相处时，他们缺乏区别精华与糟粕的直觉能力。

不具备这种第六感觉的外国人，在中国是很难生活的。

在中国，生活和人际关系并不像所呈现出来的样子。

一个外国人只有懂得这种生活及人际关系中暗含的意义，才能成功地呆在这个地方。

于是我现在成了一个"最后一批莫希干印第安人"。

正如道教教导我的那样，"无为"很重要，与某些不能掌握道教教义的西方人的想法相反，这并不意味消极和缺乏行动和主动性。

它实际上意味着积极参与生活，但是要顺流而下，不要愚蠢地逆流拼搏，以免一个人被大浪吞没而毁灭。

要防止许多可能造成伤亡的事件发生，显得太聪明和爱管闲事并不好。

汉族人很讨厌自作聪明、爱管闲事的人，他们总是设法用巧妙的方法挫败他。

好吵架的人难于容忍，某种意义上他赢了，但同时也失去了一个朋友。

正如道教格言所说，不争吵的人就没有人来跟他争吵。

另一句有用的格言是："不爬高的人也不会跌跤。"

这并非真正阻碍进步，而是意味着一个人要谨慎行事，要一步一步地前行。

我的老师教导我，匆忙中去爬一把摇晃的楼梯是没有用的。

一个人的地位要慢慢地慎重地树立起来，以保证其长久、成功和令人尊重。

即使自身素质很好，一个外国人在中国政府中供职的道路仍然是艰难的。

尽管他有重庆和昆明发的证书，他得向地方当局证明，他正是适合此地的恰当人选，也得使其他人满意，特别是就政治而论。

于是我出发去丽江，心里意识到，当地的人们起初并不明白我来的目的和我的工作性质，也许他们期望我不久就两手空空地又离去，我所在的昆明总部也确信我会有同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