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了一张康熙时代发去欧洲的谕令，因这份印刷品呈朱红色，又被称为“红票”。这张“红票”的内容居然是寻找他派去罗马多年的洋钦差。

那么问题来了，康熙为什么会派西洋传教士做钦差？他们去欧洲又是为了什么？

想要了解这些谜团，我们需要先了解清代皇室与传教士之间的互动。孙立天所著《康熙的红票》便是以红票为切入点，追溯中国与西洋深度接触的历史。

长期以来，汤若望被认为是西洋传教士的重要人物，但事实上传教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利类思和安文思，他们是以战俘奴隶身份进入到满人世界中的。他们因佟图赖的关系进入康熙的圈子之中，为了后来传教士进入康熙的世界开启了大门，可以说，他们才是对天主教后来在华发展真正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人。

至于汤若望，是范文程引进给顺治的，此后顺治对汤若望所讲的东西以及安文思带来的西方机械小物件都有兴趣。也因为传教士在顺治身边走动，才为整个传教事业换来了十多年风平浪静的局面。但清初历狱事件的发生，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在华传播天主教的方针策略，它让传教士们知道：算命风水这些领域碰不得。

汤若望去世三年后，耶稣会南怀仁神父参劾杨光先和他负责的钦天监，康熙则希望通过这件事挖出鳌拜的势力。南怀仁受到康熙的信任，侍奉康熙左右，让康熙了解了很多西方文化、科学。当然，这对于他的整个传教事业也有实际的帮助。

南怀仁去世后，传教士实现了他们入华百年来的目标，那就是天主教得到朝廷认可，合法地位得到正式确认。新来的传教士到各个地方去传教，老传教士会传授他们经验。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在学习中国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传教士的到来有效的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不过，在1704年教皇克莱孟十一世签署教内禁约，禁止天主教徒参与中国传统礼仪活动。正因为礼仪之争问题，康熙才想出了票，传教士想要领到票，需要宣誓遵守耶稣会神父利玛窦定下的规矩，同时还要表示永远留在中国。虽然康熙没有完全限制天主教的意思，但这件事的确演变成天主教在华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1707年，多罗发布教皇特使谕令，公开反对康熙的领票要求，阻止在华传教士领票。这一谕令带来的结果康熙和北京耶稣会神父派去欧洲的人十多年没有消息。如此情况下，康熙才让内务府印刷红票，这红票其实是公开信，寻找那些派出去的人。

当然，红票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艾若瑟被请回大清，教皇也派来了第二个使团。然而，艾若瑟死在大清的船上；传教士的命运也与当时皇位之争紧密相连，雍正继位后，采取了禁教政策。

于是，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历史走向了终结。

不得不说，一张“红票”带我们回顾了康熙时期中国与西洋深入接触的历史，也让我们找到了中西交流史上的重大转折点。

如果不是雍正继位，也许传教士在华轨迹也许有不一样的景象，中国历史也可能会重写。但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如果。

孙立天在《康熙的红票》一书结尾这样写：

“按照传教士的理解，这是上帝的安排。按中国的通俗说法，这就是命。”

这着实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