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本》，是先秦的重要古文献。

其《作篇》载：“诅诵、仓颉作书。”

“诅诵”，又称“祝诵”“祝和”，亦即“重黎”“祝融”。

照此说法，祝融与仓颉共同创造了“文字”。

至晋，卫恒《四体书势》仍云：“有诅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

过往，人们皆知 “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

对于“诅诵”或曰“祝融”参与造字，大概一般不甚了了。

“祝融”，史书记载亦众说纷纭——

《管子·五行》说他是黄帝治下的司徒。

《世本》说他是帝颛顼之孙。

《史记·楚世家》说重黎与其弟吴回皆被帝喾高辛氏命为“祝融（火正）”。

远古中华大地上，曾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三苗三大部落族群——“祝融”，当为海岱地区东夷族群的首领或核心部落。

起初，中原的华夏族与东夷族联手，打败了三苗。这两族之间，或还有“轮流执政”的约定——帝尧，华夏族；帝舜，东彝族；帝禹，华夏族；皋陶和伯益，东夷族。

然而，“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攻益而立启。”（《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有夏一代，东夷族依然强大，“太康失国”的始作俑者后羿，即祝融后代的有穷氏。

正所谓“帝降夷羿，革孽夏民”。（《楚辞·天问》）

大概从“启代益作后”开始，“卒然离蠥”，华夏族与东夷族关系就不那么好了。（《楚辞·天问》）

加之“太康失国”的“罪魁”是东夷族的后羿，更使两个族群的关系雪上加霜——至于商代，原本或起于东夷而融于华夏的商族，竟曾频繁征伐东夷。

《国语·郑语》：“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这是流传久远的“祝融八姓”之说。

周代依然极重“夷夏之别”，以致“八姓于周未有侯伯”。

据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和地下考古资料，古东夷族有过三次大的向西向南迁徙——

第一次，新石器时代晚期，即龙山文化期的早或中段，古史传说时代的帝颛顼至帝喾之间，东夷族的一部分向西南迁至鄂东涢水流域，形成了融于当地三苗族群的东夷祝融集团。

第二次，龙山文化期的晚段，古史传说末叶的尧舜时期，鄂东三苗分布区的三苗和融入的东夷祝融氏妘姓己姓昆吾等族民，向西北迁徙到陇东南的洮水流域古三危之地。

第三次，龙山文化末叶，古史传说的尧舜时期至春秋中期秦穆公霸西戎之前，原居陇东南洮水流域的前述族群，向南偏东方向，迁徙到四川大凉山和云南楚雄及昆明地区，形成了分布于川、滇、黔、桂的西南民族。

清华简《楚居》，清晰记载了作为祝融后裔的楚人迁徙的路线。

陈平的《从“丁工陶文”谈古东夷族的西迁》，对上述三次大迁徙，做了详细考证。

“丁工陶文”，指出土于山东邹平龙山时期大平底陶盆上契刻的文字。（见下图）

（丁工陶文慕本）

此“陶文”尚存11个字；年代当属公元前21世纪。

这些文字，不仅比目前所知的甲骨文早约500年，其形体结构也完全不可能按殷商甲骨文来破解释读。

显然，这是一种与自甲骨文延续下来的华夏文字“并列”的另源文字。

学者们发现，“丁工陶文”，与字形保持相对稳定的古夷（彝）文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依据古夷（彝）文资料，很容易便可解读上述文字。（见下图）

可知，其时的这些古夷（彝）文，已经“进阶”到了一种文字的“书面语”阶段。

还可知，陶片破损的左下边缘尚存残留笔画，此段“书面语”当另有内容阙失。

不过，从残存11个字的汉译——“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已可确定，此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典型卜辞。

“魅卜”，即“卜魅”——夷（彝）语语法，唯有宾语前置于动词之前一种形式，因此，“魅”为占卜对象，“魅卜”就是为驱恶鬼诸邪而卜。

“阿普渎祈”，即“祈于阿普渎”——“阿普渎”是为夷（彝）族所信崇的洪水后的始祖。

“告”，是祭名。

“吉长”，即“长吉”，类于殷商卜辞中之“引吉”。

“百鸡拐爪”，即“鸡骨卜卦”——为夷人传统的占卜形式。

详细考证，可参见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其称：“（此）陶文内容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要说的是，前面有说“夷族”，有说“夷（彝）文”，有的又说“夷族”，这是因为，“彝族”“彝文”之“彝”，为新中国建国后，为消除古往今来“夷”字所含贬义而改用“彝”字——之前文献记载中皆为“夷族”“夷文”。

曾有学者提出，“丁工陶文”仅是孤证，不足以证明其与夷（彝）文的传承关系。

不过，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很快回应了这种质疑。

大汶口文化的直接来源，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发现的若干常见刻符文字，皆被认为属于古夷（彝）文系列。

与之相关，此种文字还广见于山东莒县陵阳河及大朱家村出土器物，以及江淮流域的双墩文化、石家河文化、安徽蒙城的尉迟寺、湖北天门肖家屋脊遗址和良渚文化。

（1、贾湖遗址出土龟甲上的文字；2、3、良渚遗址出土玉器上的文字）

溯及源头，一直可追寻到距今9000-7800年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

贾湖遗址，尽管其文化中具有接近裴李岗文化的特征，比如陶器，然而其占卜及随葬风俗却与大汶口和薛家港文化相似，尤其是稻作农业更与江淮流域新石器文化一致而不见于黄河流域。

这让学者们认识到，以太行山为界，或许划分了两种虽然接近但又有不同的两种文化类型——西侧以陶寺为代表还可继续上溯的华夏族早期文化；东侧向南向东发展的稻作文明为特征的东彝族文化。

具体举例来说——

贾湖遗址，出土龟甲上的契刻文字，其中一个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与此完全相同的字形，又见于数千年后的良渚遗址出土玉器之上。（见上图）

问题不在于此字与甲骨文“目”字相似，而在于此字何以出现在占卜龟甲和祭天玉璧之上。

古夷文中有此字，不仅字形完全相同，与华夏文字“目”的发音亦极相近。只是，其义为“吉”——取象人之眼目，以象形文表示巫史可与神明交接之义。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示与视、筭与祘皆叠韵也。明视故从二示”

“筭”，是古代华夏族巫占接神的主要方法。“祸”“崇”“䄏”“禁”等华夏文字之本义，皆与“筮筭”通神有关——就此来说，此与东夷文以“目”示凶吉的观念是一致的——同样的象形，却表达了不同的字义。

江苏吴中澄湖良渚遗址出土陶罐刻有四个文字，第一个字与大汶口文化器物上一字极似。唐兰先生释此字为“戉”。（见上图）

小双桥陶器上也契刻这个字，同时绘有有凸显的天极和北斗。古夷（彝）文中，亦有此字，字形与上述完全一致，只是横置，义为“领袖”。

无疑，天极与北斗，象征天帝——“领袖”权力，来源于天帝。

这与华夏文字的“王”字，以斧钺仪仗为象，具有相同的造字“思路”——早期宗教中，由“帝”到“王”或“领袖”的政治理念的形成——也说明，尽管华夏之“王”和东夷之“戉”所造字形不同，但两种文化又何其接近。

《说文》：“夷，东方之人也。”

其实，这个“夷”，是篆体借用之字。

古夷（彝）文的族称，就写作“人”，读音为“ni21（21的音标，应为指数位置而小）”。

甲骨文的“夷”，也写作“人”，为示区别，右边一捺作弯曲状。徐中舒先生说：“夷人多为蹲居与中原之跪坐启处不同”，故而别之。（见下图）

或许，这是甲骨文如此写“人”的原因。但是，其读音，一定来自东夷族称为“ni21”。

殷商卜辞中，不乏“伐人方”“伐尸方”的记载——“尸”字由“右边一捺作弯曲状”的“人”字演化而来。

甲骨文中有“夷”字，为弓与矢叠加，会意为“平”“平定”。（见下图）

再后来，篆体之“夷”有了“蹲居”字义，又繁化为“跠”以与“夷人”之“夷”区别；而“尸”则繁化为“屍”。

可以确定，中国大地上，远古之上古阶段，由于“广土巨族”，不同族群分别创造了各自的文化和文字，除了华夏文字和东夷文字之外，或还有巴蜀文字。

虽然多源，不同族群和不同文化之间，联系与融合又不能不说相当紧密——这大约就是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多元一体”的辉煌历史进程。

“多元”，即在三代之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格局的前提下，不同考古文化所反映的古代族群的多样性，同样很可能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元。

由此，长期形成的单纯利用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唯一手段之做法，未必能够对中华大地上所有起源文字，得出客观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