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贸是大错特错。”

2021年，美国犹太裔国际问题专家米尔斯海默，在2021年撰写的一篇长文中，犀利指出了这个观点。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复兴和强大，似乎是美国的施舍和恩赐。

批判之余，他还揪出了两个“罪人”，分别是美国前任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

米尔斯海默认为，他们二人是中国加入世贸、并迅速崛起的罪魁祸首。

前者老布什，破天荒的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可谓是开了个“不好的头”；后者克林顿，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上极力斡旋，更是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

米尔斯海默说的言之凿凿。而这些言论也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过去几年来，在不同时期，美国内部关于“后悔让中国入世”的言论层出不穷，理由也花样百出。

那么，真的像米尔斯海默所说的那样，让中国加入WTO，是克林顿的战略失误吗？

我国为加入WTO，又经历过多少辛酸？

美国的国际贸易，其实走过一段明显的下坡路。

关于什么叫“国际贸易”。美国学者本杰明·科恩，是这样描述的：“所谓国际贸易，就是一个国家试图影响外部经济环境，那些经济行为的统称。”

而国际贸易策略的转变，能够映射出该国经济在当前阶段，所处的不同攻守形态。

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众多老牌发达国家就相继完成了重建，比如英法；新兴的工业国家也开始了崛起，比如德日。而在越来越激烈的国际市场争夺中，美国制造业逐渐显出疲态。

短短的十年间，日本的年生产效率增量达到了惊人的14.2%；而欧洲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年增长率也分别做到了6.6%，5.3%和5.1%。相比较，美国的年增长率仅为区区的2.1%。

甚至不如荣光不再的老牌帝国英国的3.6%。

更加致命的是，美国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量竟持续飙升，达到了惊人的3.9%。

另一边，日本凭借0.8%增量的劳动成本，一口气在汽车、船舶、钢铁和白色家电等方面大肆占据市场。仅用了短短十年，日本的船舶下水吨位，就占据了世界船舶增长总量的50%。

日本汽车业也开始腾飞，从1960年产量仅占到全球比例的3%，到1984年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23%国际市场份额的汽车出口强国之一。在支撑工业发展的钢铁制造行业中，日本更是逐渐赶上了美国。1980年，日本以1.11亿吨的粗钢产量，首次赶超了美国的1.01亿吨。

日本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让美国焦急又眼红。

此时处于下风的美国，若采取原始的自由贸易原则，无疑是自寻死路。而若单纯地使用提高关税、或者反倾销与反补贴的措施，同样无法挽救美国在国内外市场的贸易颓势。

加上关贸总协定的制约，美国此时急需一种规避多边贸易体系管控，灵活使用非关税壁垒实行保护贸易的新游戏规则，即：公平贸易。

从表面上看，公平贸易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公平和互惠的，主张双边进一步开放，以实现贸易真正“自由化”的一种贸易形式。

但按照美国一贯的尿性，这话听听就得了，根本就是嘴上一套，实际上做又一套。

果不其然，1988年，里根政府出台了《综合贸易和竞争法》，该法案带有浓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其中就包括针对他国贸易的“超级301法案”，其中日本就被盯上了。

而随着所谓“公平贸易”的深入发展，以“劳工标准”、“环境政策”等生产环节垄断方式为代表的新型贸易壁垒，就此出现。

巧合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末，我国积极进行“复关”和“入世”谈判的时间点，正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变的过渡时期。而克林顿突然跳出来，积极助力我国加入WTO，自然也不是出于合作共赢的考虑，而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1991年苏联解体，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一面旗帜，苏联的倒下，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众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未来向何处去”的深度思考。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确定了我国未来改革开放的目标，以及在有别于传统政治视角下、在新的社会主义特色制度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路线。

此后，我国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继续深化不必多说。

另一方面，1993年，克林顿正式就任美国新一任总统，此时他仍对中国保持着谨慎态度。

为了保持政治态度的一惯性，克林顿上台后，很快发表了对我国“人权”问题的质疑。受到美国对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惯性的影响，台海局势也一度呈现出紧张状态。

然而美国毕竟还是资本的美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的趋势，引来了大资本们对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以及廉价的基础劳动力的觊觎。

以华尔街资本为代表的美国财阀们，开始花费重金疏通政界关系，并以议会议员等渠道，向克林顿和其政府施压，以求缓和同中国紧张的关系。

在金钱的力量之下，1994年，克林顿政府决定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

为了说服国会中的反对声音，克林顿不惜画下大饼：“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美国将轻松的获得中国的巨大市场。”

1997年，中国开启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也正是在这一次访问中，中美之间达成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从表面上看来，似乎中美关系已经足够密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似乎板上钉钉了。

可是此时中美心中都很明白，想要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还要通过一系列的考验，这些考验不但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

而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回归，无疑是新中国交出的一份完美答卷。这次事件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的稳固和包容性，也为外国资本在华进行经济活动的安全性，做好了背书。

另一个考验则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这场始于1997年东南亚各国的金融风暴，在短时间内席卷了亚洲各国，发展成为影响力巨大的、来势凶猛的金融海啸。

无论是危机发源地泰国，还是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连东亚的韩国等国都受到了波及。其中泰国股市暴跌48%，泰铢贬值43%，印尼股市跌幅达到81%，印尼卢比贬值74%，就连韩国的股市和货币也损失了32%和48%。

刚刚回归的香港地区股市遭受国际资本阻击，港元与地区楼市也岌岌可危。危急时刻下，香港特区政府不得不出手干预，而其出手的底气，正是背靠着我国1400亿美元的资金储备。

如果说拿出千亿美元救香港，亮出了我国丰厚的家底和必胜决心的话，那么，我国顶住金融压力保证货币稳定的政策，则无疑表现出我国的长远眼光和对自身经济的信心。

接二连三的优异表现，也让美国大资本看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无限潜力。于是在克林顿政府的表态下，我国先是在1999年同美国签订“入世”协议，并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不能说美国人在积极推动中国入世时，没有考虑到中国强大起来的一天。

只能说在面对这样一个新兴开放的，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的消费市场，和足够庞大的低价劳动力供应来源，恐怕没有哪个资本家可以保持克制。

中国入世的20多年以来，无论是美国还是美国背后的资本，都在中国得到了难以想象的丰厚好处，乃至于在入世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在发达国家的眼中，都是不折不扣的世界工厂。

而对于曾经统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美国，中国的帮助也并不是说说而已。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在2008年演变为一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而解决这次危机的根源，无疑是花巨资购买美国的国债，先帮助其度过经济危机，以缓和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出于对世界经济负责的考虑，我国最终购入价值4万亿的美国国债。

然而在此后的十几年间，与积极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中国不同，美国国内的经济“空心化”愈发严重，金融资本忙着在全球进行热钱收割，导致美国本土实体经济发展的愈发孱弱。

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在全世界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领头人，而美国忽然发现自己在贸易自主权方面已经失去控制力，也正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忌惮。

而当初因为一个决定让美国资本赚了十数年快钱的克林顿，似乎就成了“罪人”。

归根究底，美国恼怒的不仅仅是对贸易失去掌控，毕竟曾经自由贸易玩不转的时候，美国靠着将其变成“公平贸易”同样能赚的盆满钵满；

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崛起，因为在中国之前，日本、欧洲也曾经威胁过美国的贸易地位。

美国真正无法释怀的是，如今的美国已经失去了在不利时、擅自修改游戏规则的能力。影响力的缺失，必将关乎美元与军事相结合的世界霸权体系。

而所谓的关于“中国威胁论”的叫嚣，则是美国霸主地位式微的最好体现。因为美国效率低下的政经体系，已经无法针对快速崛起的中国，及时的修改和调整游戏规则了。

参考资料

《大国博弈、国际秩序与米尔斯海默的历史逻辑-刘德斌》

《加入WTO20年：中国贸易制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回顾与思考-张丽娟》

《关于中国加入WTO与流通开放二十年的研讨-崔光野》

《WTO中的中国角色-李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