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梅梅 摄影/王学民 统筹/刘姝蓉】去年冬天，大白新闻专访了开国少将吴岱之子吴志民。在交流中，吴志民表示，自己的岳父也是一名开国少将。近日，大白新闻采访了吴志民之妻钟洪江，原来，其父就是钟元辉少将。
钟元辉少将之女钟洪江 王学民 摄
钟洪江说，父亲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亲历了很多意义非凡的战役，直到最后，父亲都对以前的战友念念不忘。在日常生活中，钟元辉将军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妻子热爱部队，身为任免处长的他却首批安排妻子转业。他还是一位生活简朴的人，用了十几年的藤椅修修补补，还在坚持使用，甚至因为妻子不肯帮其补衣服而闹小情绪。
小小学徒工备受欺辱，因一条红军标语相信共产党
1928年，16岁的钟元辉在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一家酒饭铺里当学徒工。这份工作并不好做，平时钟元辉受尽老板欺压，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忍气吞声地拼命干活。
同年，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从井冈山下来，路过营前镇。当时，红军在街上到处做宣传、贴标语，钟元辉凑上去一看，突然眼前一亮，发现有条标语写着“不准打骂徒弟和店员！”这条标语引起了学徒工钟元辉极大的兴趣。他想：“这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呀？还能为我们学徒说话。”后来，他又看见了红军在街上没收了资本家的布匹和财物，分发给了街上的老百姓，连钟元辉也得到了一份。他拿着分到的“福利”高高兴兴回了家，并把这一切告诉母亲。他说：“我看见到红军尽是为咱们老百姓做好事呀，可不是像国民党说的那样，红军是'共匪'。”母亲也高兴地回答：“这世道可要变啦！”
此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多次来到钟元辉的家乡。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在营前镇驻扎了三个多月。钟元辉积极参加了营前镇组织的工人纠察队、反帝大同盟、工会组织，他成了一名革命活动的积极分子，成了苏维埃政府里面的一名宣传员。
1930年，钟元辉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钟元辉参与建设新区红色政权，回到家乡后积极参加了当地的游击队，跟着红军攻打赣州城。1932年，虽然赣州战役失败了，但突围成功的游击队最终找到了红军，从此钟元辉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同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钟元辉参与的湘江战役，有100多位战士被投井牺牲
钟元辉少将 钟洪江供图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钟元辉跟着队伍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亦是长征途中湘江战役的亲历者。
1934年11月中旬，红军来到广西灌阳准备抢渡湘江，摆脱蒋介石的围堵。但队伍必经灌阳县的新圩地区才能到达湘江渡口，而蒋介石在这里设立了的第四道封锁线。为了确保中央纵队顺利过江，钟元辉所在的红三军团红五师接到上级的紧急命令，紧急赶往离湘江100多里地的灌阳公路，阻击国民党桂系部队的进攻。
蒋介石调来了13000多人，共七个团的兵力，红军只有两个团，总共才3000多人。敌军来到灌阳公路，向红五师坚守的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敌人的飞机大炮连续向我方阵地狂轰滥炸，将小山头瞬间炸为了平地。在紧要关头，钟元辉和机关的参谋、干事、通讯员、警卫员一起冲上了杀敌战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钟元辉头部、腿部负了伤，多次和战士们与敌人展开肉搏战，又多次把失守的阵地夺了回来。部队伤亡惨重，团、营、连的干部几乎非伤即亡，全师伤亡了有一多半。重伤员们被一个个地抬下了战场，抬到了灌阳县和睦村下立湾祠堂，这里成了红军临时救护所。
敌人发现湘江对岸另一个渡口——界首被红军占领了，红军正从界首的浮桥上通过。界首渡口是红军渡江的另一条生命线，一旦被敌人切断，将威胁着整个中央机关的安全。敌人紧急派来了一个师的兵力和飞机大炮连续轰炸这座浮桥，与把守的界首阵地的红四师展开激烈争夺。上级紧急命令红五师：快速过江，增援红四师。可是在下立湾祠堂里还有一百多名重伤员，由于部队紧急撤离，来不及转移。红军前脚刚走，因土豪劣绅告密，国民党反动派来到下立湾祠堂。他们把重伤员的衣服全都扒光，用粗绳一个个给连着捆绑起来，再绑上大石头，将这么多重伤员活活丢进了附近深不可测的酒海井里。
红军战士们在冰冷漆黑的井水里不断地高呼：“红军会回来的！红军会为我们报仇的！红军万岁!”国民党军队端起机枪，向井里的红军战士们疯狂扫射，致使井里的红军战士们全部壮烈牺牲。
据钟洪江讲述，早在80年代，灌阳县就发现酒海井里有遗骸，也曾经进行过数次打捞。由于井底环境复杂，再加上当时打捞技术有限，都没有成功。直到2017年，灌阳县组织了一支专业的打捞队伍，潜水队员下井探测。在当地老乡的配合下，在酒海井附近找到一个洞口，与酒海井相通。他们采用大功率抽水机，连续抽水一个多星期，清除了淤泥，才将烈士们的遗骸打捞上岸。红军烈士们得以重见天日。
钟元辉残留一口气息，走出了长征草地
1935年8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来到了四川毛儿盖地区，决定过草地北上抗日。要走出草地的尽头，队伍必须要渡过一条河——班佑河。钟元辉所在的红三军团过草地是最后出发的。其担任十一团三营教导员，该营担负着收容任务。因此，钟元辉又是收容队的队长。
八月份的草地是自然景观最美丽的季节，可是对于红军官兵来说，这次草地之行却是一次死亡之旅。草地根本无路可走，几乎天天下雨，雨水淹没了前进的路线，就连当地的向导也很难辨清方向。许多红军战士走着走着就迷了路，陷进泥潭里，牺牲在沼泽地里。
寒冷、饥饿、风雨交加，加上高原缺氧的折磨，使红军战士们的体质每况愈下。掉队的人员一天天增多，收容队的工作也越来越艰难。钟元辉领导的收容队就是要想尽各种办法，帮助掉队的人员跟上大部队。
一天，几名红军战士坐在草地上，他们实在太累了，走不动了，眼看着天色就要黑了，与前面大部队的距离越拉越远。钟元辉心里十分着急：这可怎么办呀！动员数次无果后，他让几名收容队员拿着枪到远处放了几枪，不一会儿，就听见远处传来了枪声和喊声：“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快跑！快跑啊！”掉队人员看见有紧急情况，也不顾身体的疲劳，听从父亲的指挥，马上起身追赶大部队去了。
饥饿，是过草地时最大的威胁。野菜、草根早都被前面的部队挖光、吃光了，战士们怎么能活着走出草地？钟元辉告诉女儿钟洪江：“我们发现马粪里面有一种没消化的黑豆可以吃，为了活着走出草地，到最后我们只能靠捡拾马粪里面的黑豆来维持生命。”
红军过草地整整走了七天，来到了班佑河边。渡过班佑河，到达班佑乡就是胜利。这天，连钟元辉自己都被极度的饥饿和疲劳给拖垮了，他倒在了班佑河边，被十一团政委王平看见了。王政委立即把钟元辉扶起来，并让钟元辉拉着他的马尾巴过河。过了河，这匹马又把钟元辉驼了一程。钟元辉终于活着渡过了班佑河。
军团首长彭德怀命令让王政委带上一部分人马返回班佑河，看看为什么还有些红军战士没有过河。王政委到班佑河边的时候正是黄昏，他借着夕阳的余晖，隐隐约约看见有许多红军战士们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地上，好像是在睡觉，冲天鸣枪也没有反应。他立即下令：“赶快过河！”
当他们来到这些红军战士们的面前，想叫醒他们。谁知道，推一个，倒一个……后来他们谁都不忍心再推了。这七八百名红军战士牺牲的消息，震惊了红军全体官兵。当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悲痛地说：“这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七天，惊天泣地班佑河！”
钟元辉负责人事工作，将妻子列入首批转业名单
解放后，因工作需要，钟元辉调到了华北军区干部部担任任免处长，妻子赵廷秀被分配到了干部部管理档案。1955年部队精简整编，大部分女同志转业到地方，赵廷秀不想转业。钟元辉担任任免处长，他对每个人的去留都有任免权，这一点赵廷秀是知道的，但是她没有对自己的安排提出过任何要求，钟元辉甚至把妻子赵廷秀列入第一批转业名单。“父亲心里也明白母亲不愿意转业，但是他更加明白绝对不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为个人谋私利。”钟洪江还问过母亲：“爸爸是管干部的，怎么也不帮帮你呀！”钟洪江记得母亲是这样回答的：“你爸爸工作不容易啊！多少只眼睛盯着他，我不能找他的麻烦，更不能给他脸上抹黑，他是任免处长更不能徇私情、谋私利嘛！”
建国后，1955年钟元辉被授予了开国将军军衔，他一生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钟洪江说，家里有一个父亲专用的工具箱，他是修补高手，尤其擅长做木工活儿。家里的床坏了、桌椅板凳坏了，经过他的巧手很快就恢复了原貌。他们家有两把坐了十几年的藤椅，藤条断裂，钟元辉找来绳子反复编织修补。最后编织上的绳子比藤条还多，却编织得又结实又好看，全家人都非常佩服。
钟元辉将军家里的破藤椅 钟洪江供图
妻子赵廷秀最拿手的是针线活儿。全家人一年四季铺的、盖的、穿的，全是她亲手缝制。有一次，钟元辉衣服的领口又磨破了，让妻子给她补。妻子接过衣服一看，嘟囔着说：“这衣服都补过好多回了，破成这样了，你就别穿了，不是还有新的吗，你就穿新的吧！”没想到钟元辉因此有些不高兴了：“你不给我补，我让闺女给我补。”他转身把这件破衣服递给了女儿钟洪江。补好后，钟元辉满意地说：“以后我穿破的衣服就由你来给我补了！”
此外，钟元辉夫妇还收留了几位烈士遗孤，因为钟元辉对牺牲的战友们一直深深地怀念着。解放后，他在华北军区干部部担任领导工作，同时兼管八一学校的工作。每年入学的新生很多，他把革命烈士子女优先照顾列为首条，并把烈士的遗孤接到自己家里，和妻子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照顾，好让他们从小有个温暖的家，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如今被领养的孩子们都有了美满幸福的家庭，对钟元辉夫妇有着深厚的感情，用自己不同的方式以感激和报答。
钟元辉个人简历：
江西省上犹县营前镇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二十一军第四十三团连政治指导员、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青年干事、第十一团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第二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政治处组织股长、副主任,延安军事学院区队长、晋察冀军区教导二旅轮训队政治委员、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第五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独立第一纵队第三支队政委、第三纵队政治部军法处处长、第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建国以后，任第二十兵团师政治委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组织部长兼干部部长、华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军区后勤部副政治委员、天津警备区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勋章。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