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手迹（与战友泰山合影后在照片上的赠言）

四、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是剥削阶级思想作风和旧社会衙门作风的反映，是一种极坏的腐朽作风，它直接影响到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影响我们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毛泽东在开展武装革命不久就曾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出于对劳动大众的深厚感情，出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责任感，罗炳辉将军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全面抗战期间，在加强民主根据地基层政权建设，巩固各阶层人民团结工作中，罗炳辉明确提出：“必须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才能使全根据地的人民大众团结一致、军政民亲密的团结一致，全党团结一致，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罗炳辉要求，政治工作要“面向基层群众，深入实际工作，少讲空话，求得更高的责任心”。针对当时刚参加革命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工农大众的痛苦缺乏深刻和亲身的体验，容易脱离群众，罗炳辉要求他们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中向工农大众学习，防止产生官僚主义。他说，对于革命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只有使他们积极参加到生产劳动中，才能体验到劳动大众的流血流汗、艰苦不易，才能使他们更加坚定的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一方面是一种考验，同时另一方面又是使他们更进一步与劳动大众打成一片，为革命事业牺牲奋斗到底”。他还谆谆告诫说，“我们都是劳动人民的子弟，来自工农，应该不忘工农的本色，发挥工农的劳动特长”；“对党的号召生产，更应百倍努力，不玩滑头，不好吃懒做，毫不马虎的劳动，并推动广大人民一起照样劳动，这对抗战事业是伟大的贡献”。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罗炳辉（左三）与叶挺（左一）、赖传珠（左二）、张云逸（左四）合影。

罗炳辉到达淮泗地区，虽然时间很短，但坚决反对官僚主义的态度丝毫没有放松，对当时淮泗基层政权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严肃批评和斗争。当时，从当地群众对部队的态度，罗炳辉敏锐发觉当地基层政权建设中肯定存在让群众不满的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罗炳辉发现当地基层抗日民主政府存在着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不顾群众的实际承受，征收公粮太重，如有一家收3担粮交出1担6的，也有一家收120担交出80担的，甚至还有一家收16担粮交出15担公粮的，如果哪家不按规定数交纳，政府就抓人；还有，对以前新四军部队借粮太多，登记民间枪支方式不好，政府宣传解释工作做得不够等等。这些官僚主义的作风，直接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对此，罗炳辉一面认真做好向群众的宣传解释工作，一面对基层政权工作人员耐心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帮助他们改正工作中缺点，以求得群众的谅解。他还借一次清剿残匪战斗之机，要求当时刚上任的淮泗县委书记张辑五一起亲临前线，对张辑五说，指挥员指挥战斗，还是到前线来好，比在后方等报告，任情报指挥好。第一，在前线可以随时了解敌情的发展变化，可以当机立断，采取措施，或进或退，或攻或守，比较有把握一些；第二，在前方指挥调动部队，比较准确及时，较少发生差错；第三，指挥员在前线，便于鼓舞士气，安定人心。罗炳辉以实际行动告诉了张辑五，怎样才能不犯官僚主义错误，使张辑五深受教育，“在以后对敌斗争中，屡试屡验，是战必胜的秘诀”。

新四军第二师指战员和当地民兵帮助群众抢收庄稼

在淮泗期间，罗炳辉还及时纠正了一桩当地抗日民主政府中因官僚主义作风而发生的命案。当时，在发现罗炳辉以实际行动表明是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后，便有40多个老百姓一起到罗炳辉住处，齐刷刷跪下要求他替一个叫王仲吉的农民“伸冤”，请求他主持公道。经了解，这个王仲吉为人正派，性情直率，是乡里的参议员，只因对公粮征收过重有意见，在开会时与乡长顶了两句嘴，说了“公粮出不起的就不出”之类的话，就被乡办事处抓去吊起来，并准备以“反对政府、造谣破坏”的罪名执行枪决。罗炳辉觉得案情复杂，便告诉办事处人员要慎重办理，但办事处人员一口咬定，王仲吉是个反动分子，做过顽固派的保长，属于重要囚犯。由于双方所说差距太大，罗炳辉决心亲自调查这个案子。为此，他先后花了三天三夜时间，跑了四趟乡办事处大门，走访了200多名群众，终于搞清这的确是一桩冤案。但办事处人员不听罗炳辉劝告，坚持召开公审大会。公审大会上，王仲吉坚决否认自己有罪，参加大会群众一致举手愿为王仲吉担保，并要求罗炳辉上台讲话。办事处人员不知所措，只好请罗炳辉讲话解围。罗炳辉要求对王仲吉从轻处罚，并就办事处工作接失误而导致的一些问题向群众表示歉意，强调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是知错就改的，请广大群众继续相信并支持抗日民主政府。后来查明，原来是当地政府中混进了几个反革命分子，他们打着新政府的招牌，却做着破坏新政权的事情。罗炳辉对这个冤案的处理，挽回了不良影响，在当地群众中产生了良好效果，也深刻触动了当地抗日民主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