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7年春，固始汗经“乌兰霍硕之役”大败喀尔喀部却图汗，1640年入康区击溃白利土司，1642年攻陷日喀则成为青藏地区最高统治者，历史大75年之久的青藏“和硕特王国”自此成立。

1716年准噶尔部统治者策妄阿拉布坦率军六千自新疆直趋那曲，突击拉萨的和硕特部拉藏汗，1717年准噶尔军攻入拉萨杀拉藏汗，洗劫拉萨城，结束了和硕特部在西藏长达75年的统治，并占据西藏三年，但在青海的和硕特部仍存。

1720年，清朝两路出兵保藏，北路由青海进藏 固始汗之孙罗卜藏丹津以亲王身份参与北路大军，立有战功。

清朝将准噶尔部逐出西藏以后，正式直接掌控西藏清朝为阻绝蒙古再行干预藏政，并未恢复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统治西藏之权，并进一步分化青海和硕特诸部。

此举影响罗卜藏丹津在青海的统治地位，罗卜藏丹津遂于1723年利用雍正新立之际，以恢复先祖固始汗功业为号召，结合部分青海和硕特部，脱离清朝管辖，高举反清旗帜，并迅速击溃不合作的其他和硕特部众，但旋即于进犯西宁不利后，遭清军于1724年4月荡平。

自此青海统治权归于清朝经此动乱，清军屠戮青海地区的大量蒙古族，据曾随年羹尧西征青海的汪景棋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记载云:

于是西夷大创，斩获无算有掳其全部者，除贼首三人解京正罪外，其馀五十以下十五以上者皆斩之所杀数十万，不但漠南无王庭，并无人跡其功固亙古所未有，然其中岂无冤死乎?女子皆以赏军士，各省协剿官兵归伍者咸拥夷女而去，西安府驻防八旗回镇将士除自获者，年大将军复赏以夷女五百人。

如上引文，青海地区蒙古族人口大減，青海地区蒙藏形势因之互易，由蒙强番弱，一转而成番强蒙弱的局面。

清朝于乱平后，设立青海办事大臣，常住西宁，主持青海蒙藏两族事务。清朝实施蒙藏二族分别游牧居住之政策，于青海蒙古族设立盟旗制，划分有二十九旗，各旗划定游牧疆界，规定不得强占牧地，不得相互统属，不得私相往来等。

蒙古族原挟其强大的武力进驻青海地区，成为青海地区的统治阶层特别是自和硕特蒙古徙入青海以后，直至18世纪初叶的70余年期间，青海地区的蒙古族一直是优势族群，支配青海地区的土地及属民。

原在青海地区游牧的藏族部落，或遭逼迫而归顺，或被逼南迁于黄河以南，或向蒙古缴纳租稅等。

1723年的罗ト藏丹津之乱，使得青海蒙古族在青海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为之大逆转：首先，罗卜藏丹津系因清廷改变藏族地区的统治政策而反叛，清廷亦趁此机会殄除统治藏族地区的障碍，因此派遣大军前往青海肆行平剿，使青海蒙古族原有20余万口锐减过半，仅余不足9万口（河南蒙旗于雍正三年(1725)人口约8400 人，至 宣 统 元 年(1909)人 口 減少到1556人，184年间河南蒙旗人口減少81. 5%）。人口的剧降，造成青海地区社会生态的转变；

其次，由于罗卜藏丹津以和硕特蒙古之名，试图恢复先祖固始汗之荣耀，抵抗清朝的统治，对清廷而言，以罗ト藏丹津为首的和硕特蒙古是为反逆，由是和硕特蒙古不但失去清廷所赋予的权势地位，还失去往日在青海地区的优势地位，沦为青海地区政治社会的弱势族群特别是罗卜藏丹津之乱平定以后，清朝继续执行铲除和硕特部在青海地区势力的政策，实施分化隔离的盟旗制，持续弱化和硕特部，更促成青海地区政治生态环境的改变，包括蒙藏强弱形势的互易。

藏族部落在清朝扶持下，逐渐壮大，至嘉庆道光以后，青海蒙古族经常为藏族部落所欺陵劫掠，而不得不倚靠官兵之力方能自卫，甚至竟有：

而今之蒙古孱弱已极，不但不能自强且均逃散，或依附官兵营卡，或避至附近州县，游牧则无牲畜，谋食又无生业或各旗蒙古居弱不振，闻有野番即不由惊魂破胆若非依赖官兵，断不敢出口住牧的现象。

值是之故，青海蒙古族势必失去原有的尊严与自豪感，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为避免被辨认出为蒙古族而遭受欺压，因此不得不在表层文化上，着手采取与邻近藏族一致的措施，诸如服饰语言宗教所饲养的牲口等等，希冀免去因外观的不同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这种抹去蒙古表层文化的生存策略，至少在清嘉庆初年(1806)就已持续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