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学术酒吧”悄然走红网络。“我在酒吧听社会学讲座”、“在bar里搞学术你敢信”、“学术配酒，一喝就有”等帖子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和点赞。一时间，在酒吧听学术讲座成为了青年人们争相前往的“媒介朝圣盛地”。
在人们的固有印象里，人们会认为学术讲座应当在大学、礼堂或书店等场合举行。然而，近期兴起的“酒吧讲座”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将学术讨论带入了轻松的酒吧环境，成了各类青年学者、文艺爱好者、打工人聚集进行思想交流的地方。
学术酒吧讲座的主讲人通常名校博士起步，甚至是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的资深教授或专业学者，涉猎范围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数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他们在吧台上分享自己在专业领域的深入见解。
这些酒吧学术讲座的听众不受身份限制，只需在酒吧消费即可享受学术氛围。在柔和的灯光下，人们围坐一桌，一边小酌一边聆听讲座、交流观点，学术配酒，越喝越有。坐在这间酒吧的吧台旁边，好像身处两个世界的交界处。
一边是讲课的老师，让人梦回大学课堂；另一边是调酒师不断摇晃的雪克杯，刷拉拉地强调这里是酒吧。摇晃的红酒杯和闪光的翻页笔，一时间好一个“觥筹交错”之景。理性和微醺也在此刻“交锋”，知识分子和“酒囊饭袋”在这一刻达成了灵魂的交融。
01从“在线”到“在场”：数字时代的交往补偿
随着5G、万物互联、元宇宙和ChatGPT等媒介技术的演进和迭代，人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生存在被媒介所“浸透”的社会中，媒介如空气和水一般存在于受众的生活中，形塑社会认知并影响着人的行为，社会也由此蜕变成了“媒介化”的样态。
正如彼得斯所言，“媒介实践和媒介制度是嵌入在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关系之中的事物”。在这一背景下，“媒介化”意味着信息域、 认知域和社会域等不同场域与媒介逻辑进行互构。搭载着“媒介化”的快车，人们成为了总问“在吗？”的“在线AI人”。
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从线下“面对面”走向了线上“脸对脸”，正引证了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一书中所述之观点：数字技术线上的交流是缺少了目光的。由于移动设备的技术设计，视频摄像头的位置总在人眼的上方，这让人的目光丢失了落点。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关于从“在线”到“在场”的论述，为理解“学术酒吧”的兴起提供了支撑。当人们从线上腾讯会议走向了线下学术酒吧，数字时代的交往得到了补偿。人们的目光落向了摇晃的红酒杯、闪光的翻页笔，更落向了精彩的ppt。
有学者发问——数字交流模式中为何会偏向情感？这是因为当人们要通过书写或者用打字来表达时，激烈的情绪会慢慢冷静下来。但在数字技术提供的“面对面”交流下，人们可以即刻发泄冲动，这种即时性的“对话”缺少深思熟虑的时间。
恰恰相反的是，人文学科的学术讨论所需要的，不是权衡利弊下的作壁上观，而是饱经世事后的置身其中。因为只有这样，“实事求是”一词才真正开始具象化。从“在线”走向“在场”，这些研究学者也从理论走向了实践，平等交往在这一刻达成了和谐。
个人意义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是指人自身独特的、真实的个性。理性是本真性的一方面，但情感、情绪性因素也是。当学术酒吧走红之时，第一个质疑就是，讲座为何在酒吧，为何不在教师学堂。答案很简单，因为学者也是人，也有情绪需要抒发。
一方面，学术酒吧的走红正是为硕博学者群体祛了魅。大多数人眼中的人文学科学者都具备理性与交往理性，都是儒雅博学的。但就是这样的个体同样具有本真性，有理性，更有情感。也同样需要从教室走向酒吧，在觥筹交错间泄阀解压。
另一方面，当社会听众涌进学术酒吧之时，数字技术所无法解决的目光缺失得到了满足。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线上的交往总归是不能触摸、无法嗅闻、没有眼神的，但学术酒吧里的线下讲座却一一满足，更是回归了原始的面对面交往。
02变“私域”为“公域”：公共空间的纯粹聚集
当人们从“线上脸对脸”回到“线下面对面”时，原本就两相融合的公域与私域也在此时又一次“纠缠”起来。学术酒吧的意义，正在于将沉浸于社交媒体展演的人们拉回了真真切切的现实公共空间里，从而聚集起来，纯粹的交往、真切的沟通。
周葆华和钟媛认为，社交媒体拓展了集体情感体验的社会范围（并非只有亲友），构建出一种时间永续、空间延展的理想化情境，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空间。私人生活的主动展演成了数字空间中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边界改变的主要原因。
埃科认为，网络社会意味着人们进入了“独异性社会”——人们追求的不再是普通和常规，而是要与众不同，独异于人。在信息如海的网络社会中，没有独异，似乎就不存在，或者至少是没有存在感。为了异于常人，私人空间被人们无限挖掘直至殆尽。
数字化生存变成了一种“策展式”生存，人们沉浸在Facebook、YouTube和抖音、小红书这样的社交平台上，以公开或者匿名的方式不断在“文化机器”上打造和展演自己出众的外表（美颜技术）、卓然不群的智慧以及独异的个性和趣味。
为了不坠入默默无闻的黑洞和被人淡忘的漩涡，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展示自己，从高度美化的脸庞到凹凸有致的身材，他们可能选择在公共领域中展演自己的私人生活空间，甚至“把自己包装成傻子，穿着内裤在小饭店的餐桌上跳舞”。
学术酒吧的出现，让早已沉浸在线上私人生活展演的社会大众，再一次回归了线下公共交往之中。人们不再拘泥于小小的个人困扰，而是转向更大的公共议题里。虽不似学校教室那般严肃的学习境地，但也有着学术讨论、平等交流的学术氛围。
通过空间设计与氛围营造，如柔和的灯光、安静的音乐、丰富的书籍，以及不定期举办的讲座、读书会等活动，“学术酒吧”构建了一个既能让人暂时忘却日常琐碎，又能激发人思考与灵感的理想空间。原本泾渭分明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融合。
细细想来，学术酒吧这个空间似乎有点像弥尔顿所提出的“意见的自由市场”。在这个纯粹聚集的空间里，倾听与表达同等重要。倾听本质上就是寻求交往主体间平等的过程，它要求和鼓励对话双方之间的信任和理解。学术酒吧里的讲座与讨论正是如此。
从私域走向公域的聚集，并非是一种盲目、缺乏理性的，而是一种向往真理的纯粹聚合。只有个体具有了倾听自由，并将其运用到公共领域的交往活动中，变成一种义务性的机制，各个群体的声音，尤其是少数群体的诉求，才能通过表达自由真正发挥作用。
03以“把酒”为“言欢”：学术精英的对话田野
古希腊时代，柏拉图《会饮篇》中的“Symposium”一词，就是指在庄重仪式后人们饮酒聚会并讨论问题的学术活动。19到20世纪，以萨特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人士也喜欢在酒馆、咖啡馆等场所聚会，在觥筹交错间碰撞思想，生发出各种思潮。
“学术酒吧”满足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于知识渴求与心灵归属的双重渴望。在这里，学术不再是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了一种跨越界限、贴近生活的公共议题；交流与分享也不受身份、地位的限制，任何人都能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思想的盛宴中来。
巴赫金认为，数字公共领域是集市，是狂欢，是正反同体的笑。它是全民的，是包罗万象的，是双重的。有唱的、说的、闹的，是具身的和充满情感的表达，是“各种形式的讽拟和滑稽改编，降格、亵渎、打诨式的加冕和脱冕”。
提到酒吧，人们大多会联想到“放纵”“迷醉”“纸醉金迷”等字眼，很难与学术讨论的“理性”“严谨”“不苟言笑”相联系，但正是这种反差，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前往体验。这种全开放式的学术讨论似乎与古时市集辩论类似，有种复古的意涵。
在大多数人看来，做学术就该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学者要严肃克制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才能做出好的学术。但据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所述，好的研究应当能够“落地”，能够与现实“接轨”，而非束之高阁不实事求是。
“学术酒吧”的出现，只不过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命题作文的机会，让人们可以有的放矢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与此同时，更是为研究学者们提供了平等对话、田野调查的现实空间与可能。鱼龙混杂的酒吧，加上平等自由的交往，更能激发灵韵的出现。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象牙塔，更多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在酒吧里听一场学术讲座，听到兴头上在微醺时刻大胆开麦表达自己的思想…不少人之所以选择在此畅谈，不是拘泥于“买醉”，更多是为了追寻一方天地，可以进行相对平等、自由、轻松的讨论和交流。
在学术酒吧这个空间中生成的社会共识，并不是苏格拉底和卢梭理解的“心连心”式的“心灵共识”，也不是上帝那种具有崇高权威的统一意志，不是无思之大众的盲从，而是公众经过理性的、审慎的思考和公开、平等的辩论之后形成的社会共识。
这里所说的“把酒言欢”是理性与感性在同一个体之上共同作用的平等对话与协商。在这里，学术不再是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而是一种跨越界限、贴近生活的公共议题；交流与分享也不受身份、地位的限制，任何人都能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到思想的盛宴中来。
在多元化社会带来的破碎价值观下，我们始终在穷尽自身能力去寻找一种理性的共识指导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不希望这种共识带有强烈的普世意义，因为那可能会变成一种强制的权力，使公共领域内的声音变得单一。
我们也不希望这种共识带有强烈的分散性，因为那会造成一种无休止的争执，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安静下来，静静地倾听。通过倾听，促进相互理解；通过倾听，在差异之中寻找共识，并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参与方式。
如果说差异是现代社会不可改变的现实，共识已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那么通过倾听至少可以在这面破碎的镜子前倒映出理性依稀的模样。在学术酒吧中的微醺时刻里，知识分子和“酒囊饭袋”通过倾听与交流，最终达成交往补偿与平等对话。
从不认为把学术研究从教室搬到酒吧是一种“买醉”，反而这种与现实接轨，与青年交融的学术态度更值得推崇。象牙塔内的运作机制内隐着研究生应遵守的“读研时钟”和道德承诺。用丰富多彩的生活作为锚点，对抗这种无序和不可控感，才是生活的上上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