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世界上依然存在着一些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伊朗和梵蒂冈。

在神权国家里，神权至高无上，由宗教掌握国家，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即使是现代，神权也高于世俗政权。

比如说，在西方古代的神权社会里，世俗的王权是由神权赋予的，甚至于，罗马教皇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最高代表，他如果不满意，连国王都可以直接给废了。

再比如，现代的伊朗，神权在伊朗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伊朗的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什叶派是伊朗的国教， 国家的最高权威是什叶派的最高宗教领袖法吉赫（法吉赫的意思为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朗的总统必须信奉国教，卫护国教。

可以说，伊斯兰教控制了伊朗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连总统都得服从于宗教神权。

然而，人类从远古时代发展至今，各大洲的古代政权都经历过神权统治或者神权与王权共治天下的局面，为何独独在中国，发展成了皇权高于神权的格局呢？

事实上，我国古代也经历过神权与王权共治天下的时代，这个历史的过程中，夏商周三代的神权变化、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汉朝的君权神授，是最为关键的三个节点。

此三次重大变化，一举促成了此后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重大历史格局。

首先我们要注意一点，从原始社会开始，我们的先民在文明演化中，早期并未出现宗教崇拜，而是直接演化出浓厚的“祖先崇拜”，并且一直影响至今。

这是一个在全球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存在，也正是祖先崇拜的存在，在早期的文明中，宗教没有生存的土壤，人们热衷于祭奠自己的祖先，谁还去管什么宗教啊？

但是，神权思想也是一直存在的，并且早期的神权一度曾经凌驾于王权之上。

尤其是夏朝的时候，神权在一定程度是在王权之上的。

夏朝时，大到国家事务，小到衣食住行，都要进行占卜、祭祀神灵，再根据占卜的结果来决定国家事务和人的行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重大事务，在于祭祀神灵和掌握军事）——《左传》

所以不管是国家事务还是人的衣食住行，都受到神灵的指引，如果违背了上天的意旨，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并且宣称，只有一个人的德行感动了上苍，那再远的地方也能达到，比喻只要感动了上天，再难的事情也能做得到，因为有上天庇佑。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尚书·虞书·大禹谟》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君王，也要遵从上天的意愿，不能随意行事。

所以那时候的君王也认为自己正是因为有了上天的庇佑，才能成为统治天下的君王，他在人间的统治就是代天行事。

这也是君权神授的最初形态。

因此，如果发生了诸侯叛乱，君王就会在讨伐檄文中说叛乱的诸侯违逆上天，自己是尊奉上天的旨意讨伐他。

后来，商汤灭夏时，在讨伐檄文中也说，是因为夏桀是个暴君，违背上天的旨意，倒行逆施，所以自己是尊奉天命，讨伐他。

再往后的武王伐纣，发出的讨伐檄文，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统治者，为了给自己的行动或者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以及树立权威性，都会借助上天的意思，以此合法化自己的行为。

只不过，在相对原始的社会形态下，人们的认知还停留在相对愚昧的状态中，所以对于神灵是真的深信不疑，到后面人的认知进步以后，对神灵的崇拜就没那么狂热了。

但是，至少在夏、商时代，人们还是比较迷信的，所以对神灵的崇拜有增无减。

实际上，夏朝和商朝就是一个神权地位极高的时代，甚至神权要凌驾在王权之上，这事儿当年孔子就说过。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

意思就是说，夏朝的人知道遵从天命的道理，服侍鬼神，但又敬而远之，接近人情而忠诚，把俸禄放在第一位而把威严放在第二位，把赏赐放在第一位而把刑罚放在第二位，所以他们的政教可亲而不可尊。

商朝的人，尊奉神灵，君王率领百姓敬奉神灵，把神灵放在第一位而把礼仪放在第二位。

这也说明，夏朝是从原始社会构建出来的第一个古文明王朝，由于认知的局限，尚未演化出完善的神灵观念。

所以夏朝是“尊天命”，尊占卜之命、巫觋之行，到了殷商时代，人们开始尊事鬼神，连同君王都要带着百姓祭祀神灵。

因此，在殷商时代，祭祀文化盛行，目前出土的商朝遗址中，有着大量的祭祀坑。

由此可见，神权在商朝得到了进化，并且其地位达到巅峰，连君王都必须遵从它的意志，要带着百姓祭祀，遵从它的意志行事。

然而，物极必反，神权的无限发展，必然对王权产生冲击，最后严重掣肘王权，直至完全凌驾于王权之上。

到了商朝第28任君王武乙在位时，神权已经开始威胁王权，于是引发了一场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权力争夺战！

在神权社会里，巫师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发展到了商朝中后期时，已经形成了一股巫教势力。

而且早在武乙的前一任君王庚丁在位时，巫教势力已经十分强大，经常在祭祀中借用“天意”来钳制君王的行动，对君王的权力形成了严重的制衡。

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巫教势力很快就可以超越王权，并且凌驾于王权之上，到那个时候，君王就会变成巫教之下的傀儡。

所以，当武乙继位后，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威胁！

于是，武乙决定对巫教势力实施打击，削弱神权，提升王权。

他先是让人雕刻了一尊木偶，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这尊木偶代表天神下凡，然后跟他下棋。

但掌管祭祀的巫师一类官员，显然是不买账的，一尊破木偶，你说是天神就是天神吗？

不认可？好办，你不是巫师吗？平时不是负责祭祀，担负起神灵与人之间对话的桥梁吗？

那现在就由巫师现场利用那尊木偶与神灵交流，坐在木偶旁边，按照神灵的意思，跟自己下棋，神灵让你怎么下你就怎么下，这样就相当于商王武乙在和天神下棋了。

这个方案被巫师们接受了，紧接着，出战的巫师代表“天神”执黑先行，结果被武乙连胜三局。

武乙赢了之后，当场宣布，商王武乙战胜了“天神”。

他就是在以这种方式削弱神权的影响！

但仅仅这样做还远远不够，武乙接着又说，既然天神输了，就得接受惩罚。

于是下令脱掉木制人偶身上的华丽衣服，当众将其羞辱一番，再放一把火将人偶给点了。

一把大火烧起来后，武乙站在旁边，火光在光线作用下，将武乙的影子映射得特别高大。

他这是在告诉所有人，你们崇拜至极的天神又怎样？你们的君王照样下棋能赢他，照样可以羞辱他，他能把我怎么滴？

只有你们的君王，才是这世界上至高无上的！

接下来，武乙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于是又找来一只皮囊，大概就是平日祭祀时用的那种迷信工具。

然后把羊血灌满皮囊，挂在旗杆顶部，象征天神。

准备完毕后，只见武乙张弓搭箭，对着皮囊就仰射一箭，皮囊当场中箭，里面的羊血激射而出。

武乙随后把自己的这次行动命名为“射天”。

他在告诉天下百姓，神灵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们的君王如果不高兴，甚至可以拿箭射他，他也不敢怎么滴。

自此以后，巫师们蛊惑人心的那一套顿时破功，神权的影响力自此不断下降，王权的影响力则不断攀升，直至王权彻底压制了神权。

这事儿在《史记》中有完整的记载，不过司马迁先生认为武乙此举亵渎神灵，是个无道昏君，这话也是受制于司马迁的认知局限性才说出的，不必当一回事。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

到了武王伐纣，建立西周以后，由于神权的影响力已经一落千丈，再无实力驾驭在王权之上，周朝对于神权没有像商朝那么热衷了。

西周建立后，祭祀文化虽然依旧存在，但自此以后，人们的观念有了重大转变。

从“天命神授”到“敬天保民”，只是敬他，并不是对他唯命是从。

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执政，他为此制定了一部影响我国数千年历史，其影响力至今犹在的礼仪著作——《周礼》。

这部著作的立足点，就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小到饮食起居，大到祭祀丧葬，以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明确且可操作的行为规范。

《周礼》中包含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天人关系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尤其是对于治理天下这方面，周人对商朝及以前的神权观念进行了深度的修正，强调“德”的重要性，后世将其概括为“敬德保民”的思想。

《尚书》中就有对周朝治国理论和路线的表述：

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尚书·蔡仲之命》

意思就是说，上天是公正客观的，他不会刻意对谁亲切，也不会刻意对谁疏远，他只辅助有德行的人，百姓心中没有常主，只怀念那些有仁爱之心的人。

这是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那些有德行、仁爱的君王，才会受到上天庇佑，首先你得是德行优秀，有仁爱之心，其次才是上天的辅助。

这是“从敬鬼神到重人事”的重大转变，自此以后，敬鬼神不再是第一位的，注重君王德行、仁爱之心，关注天下百姓的实际生活，才是第一位的。

君王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治理好天下，才能得到上天的垂青。

具体落实到实际中，就是以《周礼》作为行为规范，以分封制为基础，从周天子到诸侯卿大夫，再到士和庶民，各有其等级尊卑秩序，各安天命。

经过西周王朝数百年对神权影响力的稀释，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主流学说已不再强调神权的作用。

儒家、法家、墨家，没有一家是主张以天命治国的，也没有一家主张要极力尊奉天命的，甚至墨家直接否定了天命之说。

哪怕是后来衍生出道教的道家，也是主张无为而治，顺应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从未提到神权之说。

而且春秋战国那种乱世，礼乐崩坏，成天忙着打仗争地盘，谁都没工夫去搭理什么神权。

到秦始皇一统天下时，秦朝是以法治国，至于秦始皇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其实在他的传国玉玺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我统治你们，是受命于天，以后你们都要听我的，至于上天是什么样，就不要多问了。

然而，秦朝太短命，而且他一个以法治国的王朝，对于这种天命说，也不够重视，根本没去鼓捣一个理论出来。

到了汉武帝时代就不一样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从理论的层面鼓捣出了“君权神授”的思想。

但是，神权早在西周时代就已经没落了，根本构不成对皇权的影响，它只能沦为皇帝统治百姓的工具，仅此而已。

事实上也是如此，自从西周时代对此前的神学进行了深度的修正，使得神学的地位一降再降，直到最后掀不起风浪。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形成的神权国家，是基于宗教控制之下的，比如罗马教皇所属的是天主教，伊朗是由伊斯兰教什叶派控制。

而我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被宗教控制呢？

原因很简单，我们在文明起步之初，演化出了浓厚的祖先崇拜，这使得宗教在一开始根本就没有生存空间。

因为这种祖先崇拜，所以皇帝要建立“七庙”祭祀祖先，普通人家要建立宗祠，以祭奠先人。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观念，使得我们文明起步之初，根本没有宗教生存的土壤。

所以，武乙射天时，也仅仅是掌管祭祀的巫师一类官员借助神权形成一股巫教势力而已，并未真正形成一个完备的宗教。

只要没有形成完备的宗教，它的影响力就是有限的，因为宗教信仰的影响是全民的，巫师一类掌管祭祀的官员，他根本无法做到这种全民性的影响力。

因此，武乙打击神权，没有西方人那么重大的阻碍，毕竟在一些神权国家，你真要打击神权，那些狂热的宗教徒还不得跟你拼命啊。

以上，就是本人对我国古代神权演化的一些浅见。

参考文献：《尚书》、《礼记》、《左传》、《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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