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是旧上海有名的青帮头子，与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滩三大亨”，其中以黄金荣居长，靠着手眼通天，黄金荣一度聚敛了大量财富，其影响力也一度渗透至旧中国的政界、军界。

而随着旧时代的结束，黄金荣、杜月笙以及张聚林也走向末路。

其中，杜月笙去了香港，并最终终老于此，而张啸林则因变节投靠日伪，在1940年毙命于枪下，唯有黄金荣在上海解放后留了下来。

在此之后，担任上海市长的陈毅亲自对黄金荣进行了处置，而他的处置方式极为巧妙，就连蒋介石得知后都不由感慨“自愧不如”。

那么，陈毅是如何处置在上海黑白两道通吃的黄金荣呢？

黄金荣的发迹历程，也算是一个“传奇”。

早年时的黄金荣，只不过是一个裱画店的小学徒，而偌大的上海像他这样的人一抓一大把，压根儿就不显眼。

而他之所以能发迹，源于一次机遇。

1892年时，上海法租界为了加强租界内的治安，就准备招募一批华人巡捕，而当时无所事事的黄金荣，听说当法租界的巡捕能吃香喝辣，于是就决定报名碰碰运气。

结果，也许是他当时比较壮实，居然还被成功录用了。

被录用之后，黄金荣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工作上也十分卖力，因此不久后便升为“便衣”，靠着这个职务，黄金荣结识了许多三教九流的人物，正是在这些人，为他日后声名大噪打下了基础。

真正使他步步高升的，是他破获的几个大案子。

其中一个，是法国总领事的书记官与其夫人被劫持案，当时这对儿夫妻前往太湖游览，结果刚到太湖没多久，就被人绑了票。

自己的书记官被绑票，这令法国总领事极为恼火，于是，巡捕房上下纷纷出动，试图营救书记官夫妻。

但一帮人忙活了几天，始终没能把人救回来。

关键时刻，黄金荣出手了，他仗着自己与街面上的江湖人物熟络的优势，很快就联系到了太湖一带的土匪头目，一番交涉和许诺后，对方果真放了书记官夫妻。

这件事，令黄金荣大受法国人赞许，而没过多久，黄金荣破获的另一起案子，更是让他平步青云。

这次同样是个绑架案，被绑的是一名法国籍天主教神父，绑架地点是在山东临城。

案发后，法国总领事亲点黄金荣侦破，而黄金荣刚开始也有点无从下手，毕竟案发在山东，而自己的主要人脉在上海一带，所以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就在他发愁的时候，一个小案子帮了他大忙。

当时一个来上海办事的山东临城人因为丢了100大洋，就向巡捕房报了案，原本这种小事黄金荣根本不会管，但他得知报案人是来自山东临城后，就留了一个心眼。

经过套话，黄金荣才知道这个报案人不简单，原来居然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副官。

确认对方身份后，黄金荣二话不说自掏腰包，先是补了对方100大洋的损失，另外还单独多给了50大洋，只求对方回临城后帮着打听打听法国神父的下落。

而此人收了钱后也十分讲信用，回去没多久，就利用自己的人脉打听到了消息。

不仅如此，在黄金荣前来救人时，此人还出面帮助他找关系，最终，黄金荣成功的把法国神父安全的救了出来。

因为此事，法国东正全权大臣专门授予了黄金荣一枚头等金质宝星。

同样是因为多次解救法国人，黄金荣也开启了在法租界的升迁之路，法国巡捕房直接提拔他为华人探督察长，还给她配备了专门的保镖，这在当时，黄金荣是唯一一个。

有了权力，黄金荣更是将其运用到了极致。

除了大肆开设赌场、跑狗场、大烟馆之外，黄金荣干的最“风光”的事，就是当了上海滩青帮的老大。

实际上在此之前，黄金荣压根儿就没有按规矩拜过码头，也没有开过香堂，所以理论上来说他只是一个“空子”，但奈何他有权有势，所以他自称自己是青帮的“天字辈”老大后，也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利用“天字辈”老大的身份，加上自己的社会地位，黄金荣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帮会集团，最高峰时，仅门徒就有1000多人。

这1000多人的门徒中，最出名的，除了一个杜月笙，另一个就是蒋介石了。

黄金荣风光时，蒋介石还是一无名之辈，加上陈其美身亡，蒋介石更没了靠山，不得已之下，只能暂时栖身上海。

为了寻求资助，蒋介石化名“蒋志清”，在商人虞洽卿引荐下，见到了黄金荣，并拜在了其门下。

对黄金荣来说，与其说是看重蒋介石，倒不如说是卖虞洽卿一个面子，所以最终，黄金荣赠送蒋氏200大洋，并建议他去往广州。

正是广州之行，让蒋介石有了平步青云的机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金荣对蒋氏算是恩重如山。

不过，等到蒋介石如日中天之际，黄金荣倒是十分知趣，他托人把当年蒋介石递交的门生帖子送还，并自此对这件事闭口不谈。

这么一来，就保全了蒋介石的颜面，也正因为如此，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黄金荣与蒋介石来往密切。

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黄金荣还去奉化见了蒋介石，回来后他得意的对手下吹嘘，说“蒋委员长对他十分客气”。

但尽管如此，对于蒋介石的一个建议，黄金荣是始终未听。

蒋介石对黄金荣什么建议呢？其实就是劝他离开上海。

早在抗战爆发之际，蒋介石就给上海“三大亨”发去了电报，要他们不得投敌，并迅速动身前往香港。

但这三人里，只有杜月笙去了香港，而张啸林则变节投敌。

而黄金荣本人，一直都奉行“以不变应万变”的宗旨，加上自己的产业基本都在上害，所以始终不愿离开。

就这样，黄金荣靠着低调行事得以保全性命，好在在此期间，他始终没有走张啸林的路子。

期间，不乏有日本人前来找他，或是威逼或是利诱让他出面帮忙做事，但黄金荣均以“年纪大了”为由拒绝。

抗战胜利后，黄金荣总算松了一口气，此时的他已经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大部分时间，都蛰伏在家中。

到了1949前夕，黄金荣又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当时已经是解放战争末期，明眼人都知道蒋氏大势已去，所以，当时有不少人都劝黄金荣赶紧离开上海。

其中，杜月笙更是多次来信，让黄金荣赶紧离开。

此外，黄金荣的儿媳李志清，卷走了黄家的大部分财产，因此按理说，黄金荣似乎没有太大必要继续留下来了。

但是，黄金荣还是舍不得走。

上海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他成长在这里，发迹在这里，许多带不走的产业也在这里，因此，他真的舍不得离开。

此外，当时黄金荣已年过八十，他担心还没等自己走到香港，就因为舟车劳顿死在路上。

所以，秉承着“以不变应万变”的他，最终还是就决定，留在上海哪里都不去，哪怕是死，死在上海也比死在异乡强。

但留在上海，不担心也是不可能的，尤其是黄金荣知道自己手上的血债，尤其是当年“4.12”期间以及他镇压上海工人，都足以把他送上审判台。

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黄金荣还是十分纠结的，到底是走还是留，他心里一直拿不定主意。

最终，还是我党委托进步人士给他带去了口信，这才让他下定决心留下来，当时我党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只要黄金荣“不再与人民为敌，不做坏事”，那还是可以“既往不咎”的。

正是这番话，坚定了黄金荣留下来的信心。

最终，黄金荣决定留下来，他对身边人就说，自己一把年纪，都快进棺材了，就听天由命吧，反正不想死在外面。

就这样，这个上海曾经的风云人物，见证了上海解放的整个过程。

上海解放后，出任首任市长的，正是陈毅。

面对黄金荣这样曾经具有很大影响力的特殊人员，陈毅遵照中央的指示，兑现了“不抓不杀”的承诺。

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尽快恢复上海的经济发展。

而黄金荣本人也十分配合，不仅主动交出了帮会名单，并一再保证自己不会再作恶，而自此之后，他就一直蛰居在家，深居简出。

由于自解放后较长一段时间里，黄金荣一直没有露面，这就让当时上海不少市民都以为，黄金荣跑去了香港，但就在大家慢慢淡忘此人的时候，一封“悔过书”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份“悔过书”，正是出自黄金荣之手，当时陈毅虽说贯彻了对黄金荣“既往不咎”的政策，但同时也要求他，写一份“悔过书”公开登报，向人民交代认罪。

正是在这份悔过书登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黄金荣并没有逃走，而是还在上海。

一时间，那些曾被黄金荣压迫过的民众，纷纷聚集在黄家门口，高声齐呼“不杀黄金荣，不足以平民愤”。

由此可见，黄金荣还是有很大民愤的。

面对这种情况，陈毅也颇感棘手，一方面，民愤不可不照顾和解决，另一方面，中央有相关的指示，所以，必须想一个稳妥的办法，在平息民愤的同时，把这件事解决。

最终，在1951年5月20日的《文汇报》和《新闻报》上，上海民众读到了黄金荣的又一封《自白书》。

在这份自白书中，黄金荣把自己如何发迹，如何与杜月笙、蒋介石相识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讲述，当然，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黄金荣特意提到了他曾资助孙中山先生的事情。

在自白书的末尾，黄金荣态度极为诚恳。

“最后，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因为年纪大了（84岁），有许多事，已经记不清，话也许说得不适当，但是我懊悔、惭愧与感激的心，是真诚的。是绝不虚伪的。”

除了《自白书》之外，陈毅还给黄金荣安排了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扫大街，并且还是在黄金荣曾经的产业之一的“大世界”门口扫大街。

这个安排，可以说是极为高明，一方面，能够让公众看到黄金荣认罪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能让黄金荣自己感受到我党的宽宏大量。

不久之后，“黄金荣的自白书”和他“扫大街”的消息，成为了国内外的焦点。

而远在台湾的蒋介石得知后，连连感叹陈毅的手段高明，这样做，不仅彰显了共产党的公正，从而平息了民愤，同时也警示了一部分心怀不轨之人，让他们知道，共产党决不会姑息任何违反乱纪的人。

1953年，黄金荣逝于上海。

黄金荣的一生，算是一个善恶共存的争议人物，他曾帮助过革命人士，但手上也确实有血债，而他能得以善终，归根结底，还是我党一直以来的宽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