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从韶山老家探亲回到北京的毛岸英跟父亲汇报了家乡的情况，父子两人在聊天时，偶然提到了姑姑毛泽建的情况。
一席话，也不由得让毛主席想起来自己那个苦命的妹妹。
“您不知道，姑母还有个养女！”
毛主席一听儿子这么说，顿时来了精神：
“她在哪儿？”
毛岸英摇摇头，他此行去的匆忙，还来不及打听，不过他告诉毛主席，自己已经托表舅文运昌去打听，应该很快就能有回音。
从这天开始，毛主席便在日思夜想这个外甥女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老家的文运昌到处打听毛泽建养女的情况，后来是托省委交际处的关系才找到，有了消息后，文运昌马不停蹄的赶过去，终于见到了毛泽建的养女、毛主席外甥女陈国生。
一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女性，毛泽建从小吃了很多苦。
有个值得一说的事情是，“毛泽建”的名字是堂哥毛主席给取的。
毛泽建的父亲叫毛尉生，母亲陈氏，家里有四个兄弟姐妹，作为那个年代贫苦家庭的代表，毛尉生一家人生活的很艰难，毛尉生自己因为劳累过度，身体情况很不好，经常咯血，家里仅靠陈氏一个人根本很难开支。
就在这时，毛尉生一家得到毛主席父母的照顾，为了替他们减轻负担，就把毛泽建接到家里，因为毛主席父母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就把毛泽建收为养女。
毛主席那时作为家里的老大，经常亲昵的叫妹妹的乳名——“菊妹子”
本来生活应该有好转，但很不幸，到1919年以后，毛主席的父母先后去世，毛主席那时正在北京领导驱张运动，短时间内回不了老家，年幼的毛泽建只好又回到家里，但那时家里也根本养活不了她，就把她送到韶山附近的杨林乡萧家做童养媳。
艰难困苦的生活，使得毛泽建养成了坚强的性格。
作为童养媳的毛泽建受尽了婆家的欺压，一直到后来毛主席回来以后，才把她从萧家接回来，深受兄长影响的毛泽建决心去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毛主席就把她带到了湖南，在崇实女子实业学校读书。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建后来改变了命运，并积极投身革命中。
在毛泽建短暂的一生中，除了做童养媳的一段经历，还有一次革命的婚姻。1925年冬，经毛主席介绍，毛泽建认识了衡阳第三师范毕业的陈芬，两人喜结连理。
陈芬其人深受毛主席影响，在湘南地区从事革命运动，192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受党组织委派到耒阳从事革命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整个耒阳乃至湘南地区革命形势均陷入低潮。
1928年1月，朱德、陈毅领导南昌起义队伍发起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可因为对敌情我情的分析严重疏忽，导致起义失败，朱德、陈毅只好带着队伍到井冈山去，与毛主席汇合。陈芬、毛泽建夫妇被留在耒阳继续从事革命运动。
可湘南的整个革命形势很不好，陈芬、毛泽建身份几乎是公开透明的，因此上级决定让他们两人转移到井冈山上。
结果就在转移途中，陈芬不幸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壮烈牺牲。
当时，毛泽建曾一同被捕，事后经营救出狱，只是很无奈，毛泽建那时身怀六甲，身子很沉重，后来就留在当地生育，不料孩子的哭声引来了敌人，毛泽建随即被捕。
1928年7月，毛泽建在耒阳夏塘铺被捕，随即被押送到衡山县，敌人以毛泽建是毛主席的妹妹，在马日事变前后都是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人，对她严刑拷打，并同时以高官厚禄诱惑，但毛泽建始终不屈服。
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英勇就义于湖南横山县马庙坪，时年24岁。
二毛泽建与陈芬夫妻两人牺牲都很早，唯一的一个孩子也过早夭折，夫妻两人没有留下后人。一直到1950年，毛岸英回老家韶山探望，这才意外知道，姑姑姑父当年曾收养过一个孩子。
1990年，已经年近七旬的陈国生接受了采访，在采访时她才吐露了自己身世来历。
陈国生坦言，毛泽建的丈夫陈芬是她的舅舅，而且是亲舅舅，换言之，毛泽建是陈国生舅妈。
不过，记者后来有句话说得很值得思量：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毛泽建是您的亲舅妈，而毛泽建又是毛主席的继妹，所以毛主席也是您的舅舅？”
陈国生听了记者这么问，顿时沉默下来，她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当然，如果从实际亲属关系上来看，确实是这样，更重要的是，陈芬、毛泽建夫妇与陈国生之间确实存在收养的关系。
陈国生回答记者的话：
“毛主席的一生是辉煌的，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生前他老人家曾几次接见我，称我为外甥，并多次写信、寄钱给我，毛主席对我的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也教育我的孩子要永远铭记毛主席。但是我与毛主席没有关系，我也不是毛家人，也无意去沾毛家人的光，我还是姓我的陈，我叫陈国生，不是毛国生，我的儿子、孙子都是姓陈的。”
陈国生的父亲梁泽南也是一名烈士，他与陈芬都是1923年入党，后来一起在湘南从事革命运动，并且还组建了游击队，梁泽南牺牲比陈芬早一两个月，也是在1928年赴井冈山途中被敌人抓住，在狱中受尽酷刑牺牲，牺牲时年仅32岁。
陈国生的母亲叫陈淑元，是陈芬的姐姐。
据陈国生回忆：
“父亲被敌人杀害后，母亲陈淑元只好带着我东躲西藏，为了以防不测，母亲把六岁的我作为舅舅陈芬、舅母毛泽建的养女寄养在外祖母家中，可没过几个月，舅舅陈芬便被叛徒出卖了，于1928年5月被敌人杀害，1929年8月28日，舅母毛泽建也牺牲了。”
“如果说这是日记的话，那应该是世界上最悲惨的日记之一。”——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
短短一年，陈国生的父母、舅父舅母相继被敌人杀害，那时陈国生才六岁。
我们无法得知，1950年文运昌找到陈国生时，她是用如何的语气，来形容这件悲惨的事情。
文运昌听陈国生简单说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后，建议她写封信给中央办公厅，跟毛主席说一说她的情况，陈国生后来照做了。
不过，毛主席那时很忙，就算是看了信以后，也来不及回复，就在陈国生也以为这封信石沉大海的时候，毛主席却写了封回信过来。
国生贤甥亲览：
来信收到，甚慰。望你在湖南设法求得工作，不要来京，乡间情形可来信告我。此问
近好！
毛泽东
1950年5月7日
毛主席的来信对陈国生而言确实是个安慰。
之前在信中，陈国生除了提到自己的情况外，还顺带提出了两个请求，一个是去北京看望毛主席，一个是帮忙找工作，不过两件事毛主席都没答应。
不过，陈国生烈士子女身份确认后，当地政府理所当然的对她应该照顾，可这件事在当时却成了个问题。
三陈国生的丈夫宋毅刚原来是国民党旧公职人员，解放后凡是曾是国民党旧职或者军职人员，一律必须登记，但这个身份给他们家庭带来了很多不便。
一直到陈国生烈士子女身份确认后，才被安排了工作，但丈夫的问题仍然时刻萦绕着她。
陈国生后来也没想到，毛主席会叫她到北京去。
1951年4月，湖南省委交际处通知陈国生接电话，陈国生一问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北京去，一同去的还有毛主席外婆家的两位表兄。
4月24日，陈国生会同文运昌、文涧泉一起，在省委交际处安排下到了北京。
一开始，毛主席工作繁忙，没抽出时间见他们，一直到三天后，才通知他们到怀仁堂。
有件事让陈国生印象很深刻。
毛主席寒暄着让他们坐下后，随即一脸严肃的问陈国生：
“外甥第一次见舅舅，有没有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毛主席一席话，把陈国生问的一愣一愣的，忙说了一句：
“三舅，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不知道您需要什么呢？”
一听外甥女这么说，毛主席就知道误会了，他笑着解释道：
“我是问你带了什么书信、报告之类的材料啊！”
陈国生恍然大悟，这才想起来，之前毛主席在信中确实嘱咐她要写信汇报家乡的情况，她此行到北京，也的确带来了一些信，其中包括反映丈夫宋刚毅的情况以及养母毛泽建在狱中写的一封亲笔信。
好不容易见到家乡来人，毛主席性质也很高，拉着他们不听的说话，还留了他们在怀仁堂吃饭。
也就是在吃饭间隙，陈国生特意谈了要为自己养母毛泽建建坟立碑的事儿：
“我的养母泽建妈妈的墓还在衡山紫金峰麓，墓上只有一块石碑。三舅，是否可以跟政府讲一声，让他们拨一笔款，把泽建妈妈的墓修一下？”
毛主席一听，顿时沉默了，他心里很清楚，这个妹妹年轻时吃了太多苦，后来又是为革命牺牲，毛泽建后来就义后，敌人曾下令三天内不准收尸，是几个码头工人冒着生命危险才悄悄为毛泽建收敛。不过，为了新中国建立，牺牲的又何止一个毛泽建，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还是要把钱花在紧要的地方。
“革命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继承，要发扬光大，我们活着的人每做的一件事都要对得起他们。烈士的墓，是要修的，而且要修好，不过，现在刚刚解放，在革命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又有成千上万人。政府要搞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哪有钱先去修墓呀？”
毛主席耐心的宽慰陈国生：
“泽建的墓要修，陈芬的墓要修，其它烈士的墓今后都要修。但是，现在还不行。我父母的墓还是一个草坟，当地许多人建议修墓，我都不让修哩。”
毛主席虽然没有同意为妹妹建立墓碑，但他耐心的听陈国生说了她丈夫的情况，听到陈国生说丈夫身上没有血债，也是个穷苦出身后，心里也松了口气。
“我们不是要把国民党的人全部镇压了，而是只镇压那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人，对那些没有血债，民愤又不大的人，我们是要把他们好好地改造过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一直到天色很晚，陈国生三人才恋恋不舍的离开中南海。
在后来几年里，陈国生还受邀几次到中南海探望毛主席，毛主席也对她十分疼爱，尽管她只是妹妹的养女，但在毛主席眼中，也把她视为子侄一辈儿一样疼爱。
有意思的是，几年以后，陈国生的儿子宋阳正因为衣服的事情很母亲闹别扭，竟然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找“外公”毛主席，那时宋阳正才十几岁年纪，竟然能通过平时大人聊天，竟然在北京找到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后来还专门给陈国生回了封信。
与此同时，陈国生在老家也着了急，甚至还惊动了中央，毛主席得知此事后，也只是会心一笑，并破例批给宋阳正100万元（旧币相当于100元），还让田家英安排专人送孩子回家。
陈国生一直到晚年，还始终感念毛主席对他们一家的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