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以后，日本政治进入了最为动荡的“昭和黑暗期”。随着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和国内危机的深化，军部势力迅速抬头，开始采取恐怖手段向政党势力发起强攻，并且逐渐掌握了日本政治的主导权。在这一形势下，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为发端，爆发了政党政治与军部政治交锋的统帅权论争。
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裁军会议，只是确定了英、美、日、法、意五大海军国家主力舰的比例和装备保有量，而对辅助舰则未形成具有约束力的的决议。华盛顿裁军会议之后，海军军备竞赛从主力舰转移到无条约约束的辅助舰只上。
这种竞争，一方面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增加了战争危险，同时也成为各国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1927年又在日内瓦召开了各国裁减海军军备会议，主要讨论限制非主力舰问题。然而由于各方心怀鬼胎，日内瓦会议毫无结果。
为了确定各国巡洋舰以下辅助舰的比例，打击竞争对手，英国首相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在与美国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磋商后，于1929年10月7日，分别向美、日、法、意四国发出邀请，准备于1930年1月在伦敦举行新一轮海军裁军会议。滨口雄幸内阁接受了这一邀请，表示同意参加这次海军裁军会议。
（滨口雄幸）
滨口内阁之所以非常重视这次裁军会议，是与内阁制定的经济、外交政策有着直接的联系。
继政友会田中内阁而成立的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重振田中内阁财政失控和对华实行强硬外交而陷入困境的内政和外交。为此，滨口启用井上准之助和币原喜重郎分别出任藏相和外相，并将井上的紧缩财政和币原的协调外交（第二次币原外交）作为这届内阁的政治旗帜。为推行紧缩财政，需要削减陆、海军军费，而这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又是“在危机中削减军备”，恰好为滨口内阁实行紧缩财政提供了机会。而推行所谓“币原外交”，主要是不脱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本轨道，在国际上努力与英、美等国保持协调。所以，参加这次海军裁军会议，成为事关滨口内阁所推行的经济、外交基本政策的重要行动。
海军裁军问题在日本是一个很复杂且敏感的政治问题。作为日本向外扩张工具的“帝国海军”，要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标，就必须在军舰建造上与英、美进行竞争，因此许多日本人都不赞成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确定的5∶5∶3不利于日本的造舰比例。因为这个比例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日本在海军上对英、美的劣势地位，是日本的耻辱，坚决要求修改这一比例，在辅助舰上则坚决要求对英、美的优势地位。
然而，一些敏于思考的有识之士却清楚地认识到，正是这个比例把日本建造主力舰的经费省了下来，使日本在1922年以后，能进行秘密的海军发展计划，建造了四艘最新式的航空母舰。此外，日本还正在建造航速和火力都胜过西方国家的驱逐舰，潜艇部队之大也居世界第三位，超出美国9,000吨以上。
1929年11月，日本赴伦敦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立，前首相若槻礼次郎、海相财部彪大将、驻英大使松平恒雄、驻比利时大使永井松三为全权代表。代表团成员有：顾问安保清种海军大将；首席随员海军省军务局长左近司政三中将，海军随员有山本五十六大佐（出发后晋升为少将）、丰田贞次郎大佐、中山龟三郎大佐、岩村清一大佐、山口多闻中佐；陆军随员有前田利为大佐、木本兵太郎中佐；外务省派出了情报局长斋藤博以及贺屋兴宣等人。
11月30日，代表团从横滨启程，取道美国前往英国。在美国停留的三周时间里，代表团成员在白宫受到了胡佛总统的宴请，并且在同华盛顿的上层人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摸清了美国的底牌，日本将获得一个接近它所要求的比例。怀着这样一种满意的心情，日本代表团乘船渡过大西洋，来到了英国。
1930年1月21日，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正式开幕。由于英、美在会前已经达成协议，所以会议焦点主要集中在日、美舰只的比例上。日本代表团按照既定方针，提出了事先经内阁批准的三大原则：一、水面辅助舰的总吨位数为美国的七成；二、大型巡洋舰吨位数为美国的七成；三、潜艇保持现有的7.8万吨。
日本的提案遭到英、美的强烈反对，美国坚持非主力舰吨位比例应按照主力舰的比例，并提出废除潜艇的建议。于是又出现了十年前华盛顿会议时6∶10与7∶10之争。这一次由于日本事先摸清了情况，因而拒不让步，双方争执不下，会议几濒于破裂。
为了不使会议破裂，日、美经过一系列幕后交易，于3月达成了一个妥协方案。这一方案在舰艇总吨位数的比例上接受了日本的方案，允许日本辅助舰的总吨位数为美国的69.75％（七成），但大型巡洋舰的吨位为美国的60.22％（六成），轻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潜艇与美国相等，为5.27万吨。日方4名全权代表经过协商，于3月14日就是否同意这项妥协案向国内请示，强调日本已经很难使他国做出让步了，故而请政府妥善处理。
在财部彪出使期间临时兼任海相的滨口雄幸接到请示后，立即就如何复示问题进行研究，命令海军次官山梨胜之进统一海军意见。
当时海军内部有两种意见：以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大将、次长末次信正中将为首的“舰队派”表示反对，认为该案对日本的两大重点，即大型巡洋舰和潜艇极力加以限制，若对美作战，必须拥有相当于美国七成的兵力，潜艇绝对需要达到7.8万吨，5.27万吨是无法进行防御作战的。而以海军省次官山梨胜之进中将和军务局长堀悌吉中将为首的“条约派”从国际关系和国内的经济、财政状况出发，认为采取妥协态度是迫不得已。
山梨胜之进在军事参议官冈田启介大将等海军元老的支持下，最终在3月26日的最高干部会议上统一了认识。认为如果从用兵作战的角度考虑，应反对妥协案，但是如果同意的话，则以扩充海军航空兵等补充计划来弥补兵力缺陷。
滨口雄幸在听取了海军的意见后，于4月1日召开内阁会议，决定接受妥协案，并上奏天皇获得批准。4月2日，内阁将决议复电伦敦海军谈判代表。
（加藤宽治）
本来，滨口在将复示提交内阁讨论之前，曾给冈田、加藤、山梨等人看过。当时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并未坚决表示反对，然而在4月2日，加藤却突然上奏天皇力陈反对意见。但代表团在接到国内复电后，于4月22日与英、美代表（法、意由于不同意条约的具体条款，没有签署）共同签署了伦敦海军条约，即《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基本上达到了7∶10的目的。
《条约》规定了巡洋舰的分级与数量的限制，标准排水量超过1,850吨（此处的吨数单位为英制长吨，下同。1长吨≈1.016公吨），不大于10,000吨的巡洋舰分为两级：主炮口径超过6.1英寸（155mm）的巡洋舰（A型）和主炮口径不超过6.1英寸的巡洋舰（B型）。其中，A型巡洋舰总吨位，美国不得超过18万吨，英国不得超过14.6万吨，日本不得超过10.8万吨；B型巡洋舰总吨位，美国不得超过14.3万吨，英国不得超过19.2万吨，日本不得超过10万吨。另外，驱逐舰排水量不得超过1,850吨，总吨位美国和英国不得超过1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10.5万吨，并且其中超过1,500吨的驱逐舰总排水量不得超过此限制的16％。基于日本特型驱逐舰事实上已经达到上限，因此特准依照现在比例，但在报废特型以前不得再建造超过1,500吨的驱逐舰。
《条约》还规定潜艇需要遵守和水面船一样的国际规则，商船如果没有拒绝停航或者反击，只有在把水手和乘客引到安全处才能将之击沉。同时，《条约》对缔约三国的主力舰数量进一步裁减，继续冻结各缔约国主力舰的建造至1936年，并且约定舰龄超过20年的主力舰可进行改装与性能提升的条文。
伦敦海军条约的签订，可以说是滨口雄幸内阁推行协调外交和紧缩财政的产物，也是政党内阁开展独立外交的一次努力。但是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后，日本国内却出现了内阁与军部围绕着军队编制权是否应隶属于统帅权的激烈争论。
1930年4月23日，即伦敦海军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日本众议院第五十八届特别会议开幕，政友会总裁犬养毅在会上攻击政府无视军令部长的反对，签署伦敦海军条约是侵犯天皇对军队的统帅大权（明治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日本陆海军的统帅权归天皇所独有）。众议院和贵族院的反对派也联合起来在议会中对政府进行攻击，指责政府“无视海军军令部的反对意见”，超越了政府不得干预制定国防计划等本应属于统帅权的权限，而这“是关系到统帅权独立之重大问题，不能不使人怀疑是违宪”的行为。
民政党则反驳说，反对派的攻击是“在无视军令部的意见或是违反其意见这样假定的事实上论述宪法的”，“政府不仅对海军军令部，而且对军部的专门意见都曾充分加以斟酌”，“并没有所谓无视其意见的情况”。
这种争论反反复复，从4月一直持续到了5月。
国会的争论，使以海军军令部为中心的条约反对派重新集结力量，再次对政府发难，指责政府对英、美实行投降外交，在国内掀起了一场攻击政府的运动。5月15日，就在财部彪从伦敦回到东京的当天下午，加藤宽治向财部彪提出辞职，并向财部彪出示了《弹劾滨口内阁上奏书》。
20日，军令部参谋草刈英治少佐企图暗杀财部彪未成，为引起右翼势力的注意，进而剖腹自杀。
6月20日，加藤宽治再次上奏天皇弹劾民政党内阁，并直接向天皇提交了辞呈。加藤在上奏中言称：“担当辅弼政务大权之任者，胡乱使其政策偏离，专断上奏如变更常备兵额的重大事项，其不仅壅蔽大元帅陛下之统率大权，而且危及用兵作战之基础，开国防方针常随政变而动摇之端，帷幄统率之权终将不知所趋。国家之危殆，实无比此更为严重者。”他提出“兵力问题是小事，统帅权问题是大事”，并开始公开否定政党政治，表示“统帅权独立”是天皇独揽大权的强力支柱，是“明治宪法体制”能否存在的政治基础，因此为保卫“三千年来我国体之精华即军政之分离之根本原则”，决定辞职。
海军、政友会以及右翼势力相互联合攻击政党内阁，其目的是企图阻止伦敦海军条约在枢密院获得通过，并且借此推翻民政党内阁。但滨口内阁采取了坚决的态度，借助各方面的支持，终于在10月1日枢密院正式会议上通过了伦敦海军条约，并于次日正式得到批准。
统帅权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明治宪法第十二条之军队编制大权是否也应属于第十一条之统帅权的范畴。按照伊藤博文所著的《宪法义解》关于第十二条的解释：“本条表明，陆、海军之编制与常备兵额亦为天皇亲裁……此虽固然由负责大臣辅翼，亦与帷幄权同样，属至尊之大权，且无须议会之干涉。”这里关于“此虽固然由负责大臣辅翼”与“亦与帷幄权同样”的解释是有矛盾的，可作不同的理解。
按照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美浓部达吉的论述：陆、海军的编制与国家的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因此纯属国务，只有内阁才能当此辅弼之任。这种观点也是许多宪法学者的代表性观点。然而，反对的人则认为：军队的编制是应由统帅和国务两方面共同负责辅弼的事项，或则认为编制权和统帅权“相同”，都应由统帅方面负责。
总之，反对派一致认为无视军令部长的意见而在裁军条约上签字，是侵犯了统帅权。
统帅权的争论实际上暴露了统帅权独立于行政权之外所造成的政策二元化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独立的统帅权，是军阀势力强行干预国家内政和外交的重要政治武器。滨口内阁虽然使伦敦海军条约获得了批准，暂时成功地压制了反对派的意见，但并没有从政治上解决统帅权独立的问题，相反却为军阀势力否定政党政治提供了借口。政友会为了攻击民政党，不惜站在军部势力一边，挑起统帅权争论，不仅打击了民政党，而且也直接削弱了政党政治本身的政治基础。所以有人评价说：政友会把侵犯统帅权问题作为倒阁的手段，无异于政党政治的“自杀行为”。
10月27日，在伦敦举行了海军军备条约交换批准书的仪式。美国总统胡佛、英国首相麦克唐纳、日本首相滨口同时发表广播讲话，庆祝裁军条约正式缔结成功。滨口声称：海军条约的签订，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历史的发展已经结束了列强对立的“冒险时代”，进入国际协调与国际和平的“稳定时代”。
滨口的祝福或许是一种美好的心愿，然而就在他发表这一庆祝讲话后还不到二十天，即11月14日，便在东京火车站遭到右翼恐怖分子佐乡屋留雄的刺杀，重伤而死。这一事件犹如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昭和动荡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