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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师围困与损失重大

在1951年的春末，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场战役中，美军的指挥官李奇微采取了一种极为谨慎的战术。按照他的授意，美军各部开始执行有序的战略撤退，这既是一种保守的做法，也是一种诱敌深入的战术。他们的目标是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引诱进入远水洞地区，一个对于志愿军来说地形不熟悉且相对偏远的区域。

5月22日，当180师跟随进入这一地区时，他们的攻势开始明显转弱。原本激烈的进攻因为地理位置的不利、补给线的过度拉长以及连日来的激战而力不从心。此时，坐拥充足后勤和强大火力支援的美军看准时机，发起了猛烈的反攻。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利用坦克和装甲车的机动性优势，从180师的东西两侧同时向志愿军的纵深方向快速穿插，企图切断180师的退路。

同时，此刻志愿军主力正处于北上补给的关键时刻，多数部队已经开始北撤以重新整备和补充弹药。在这种情况下，孤立无援的180师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他们几乎被美军完全包围，处于极其不利的战略位置。

尽管面对如此困境，180师师部对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志司的具体命令是断后掩护主力部队的撤退，师部决定坚守岗位。郑其贵，这位曾经的政委，深知在这关键时刻任何关于撤退的决定都可能被视为“政治性原则错误”。在他的领导下，180师并未选择立即撤离，而是准备在远水洞地区坚持到底。

战斗随后变得异常激烈。美军的机械化部队利用其火力和机动优势，对180师发起了全面压制。志愿军战士们表现出极高的战斗精神，他们在弹药即将耗尽、物资短缺的不利条件下，依然顽强抵抗，进行了多次反击尝试。

但最终，当美军的包围网越收越紧，180师的战斗序列开始出现破裂。在伤亡惨重，补给线完全被切断的情况下，郑其贵无奈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分散突围。在这次行动中，180师损失惨重，超过3000名官兵牺牲，这是自志愿军建军以来少有的重大损失。

彭老总的反思与总结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下，每一次战役后的总结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遭遇如180师这样的重大失利后。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彭德怀将军组织了一场大会，对战役进行深入的回顾和分析。在会议上，彭德怀的态度非常严肃，他直接指出了自己在这次战役中的责任，表明即使是最高指挥官也不能免责。

彭德怀强调，此次总结大会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追责，更关键的是要从中学习到宝贵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升指挥层的决策和战斗部队的执行能力。他详细地分析了第180师在战役中的具体失误，包括在战术选择、兵力部署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不足。

在会议上，彭德怀特别指出，情报的收集和分析是此次战役中的一大败笔。他提到，180师之所以会陷入困境，部分原因是对敌情的了解不够准确，导致了对敌军实力的误判。此外，指挥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指令传达的效率也存在问题，这在紧急战况下尤为致命。

高层领导对王近山的召见与交流

180师失利的消息一旦传到毛主席耳中，立即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和反应。毛主席迅速做出决定，召见王近山、韦杰等人回国，详细汇报战况及原因。王近山接到召回命令后，没有迟疑，立即前往北京，准备面对这次汇报的重要任务。

韦杰在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后，没有任何迟疑，立即从前线撤回北京。他的心情紧张而严肃，因为这次召回不仅仅是为了汇报，更多是要面对可能的指责和自我反省。他首先抵达北京，直接前往了聂荣臻的办公室，向聂荣臻汇报了关于第五次战役的具体情况，特别是180师的战况。

聂荣臻仔细听取了韦杰的汇报，对于180师在战场上的表现和遇到的困境表现出了关切。汇报结束后，韦杰立刻前往北京饭店，这里已经安排好了他和王近山的住处，以便他们能够就近讨论和准备后续的工作。

到达饭店后，韦杰没有停下脚步，直接走向4号楼的7号房间，这是王近山的临时住所。他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王近山站在门口，看到是韦杰，脸上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容。尽管彼此之间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在这种时刻，能见到老战友总是一种慰藉。

王近山的态度亲切，但韦杰的语气带有一些严肃。他直接开口问道：“王跛子，主席召见你，有什么贵干？”这句话中的“王跛子”既是对王近山的昵称，也反映了两人之间深厚的友情和直率的沟通方式。

王近山闻言，脸上的笑容略显尴尬，他摇摇头说：“哪有什么贵干。我这次来是检讨、背书的。”他的语气略带无奈，继续说道，“有人打我的报告，说我右倾，才造成了180师的损失。如主席了解我，你可要‘嘴下留情’啊！”这里的“右倾”指的是他在战术上的保守，可能过于依赖常规作战方法而未能及时调整战术应对变化。

王近山的这番话表明，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面临的指责，并希望韦杰能在与高层的沟通中帮助减轻一些压力。两人随后进入了房间，开始了更为私密的交流。

在房间内，两位老战友坐下来，开始详细讨论180师在战役中的表现及其后果。韦杰认真听取了王近山对战事的描述，同时也分享了自己对战略调整的看法。

整顿与未来方向

后来韦杰在向毛主席汇报的过程中，详细地阐述了第五次战役中所面临的指挥和协调问题。他的语气虽然尽力保持冷静和尊重，但从他的叙述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他对上级指挥机关决策变动的不满。韦杰开始具体描述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战斗的经过，尤其是关于60军的调度问题。

韦杰向毛主席报告说：“在战役初期，根据高层的战略部署，60军被定为兵团的预备队，待命于后方。然而，战斗一开始不久，上级的指挥部突然下达了调整命令，将12军从我们的指挥下撤出，划归九兵团指挥。” 韦杰的语气中带有一定的严肃性，他详细地描述了这一决策如何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展开。

他继续解释道：“这一指令的突然变动对我们的战术布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原本根据战前准备，我们有详细的计划来利用12军的力量。然而，这种突然的调整打乱了我们的整个战术安排。” 韦杰在汇报中尽量客观地呈现了事情的经过，试图让毛主席理解指挥上的这种频繁变动对前线指挥官的实际影响。

随后，韦杰提到了5月16日之后的情况：“直至5月16日，随着敌情的变化，志司再次进行了部队的调整部署。在这次调整中，三兵团命令60军的179师调出归属15军指挥，181师调出归12军指挥，而我所在的180师则被划归直接由兵团指挥。这样一来，我手下的部队被分散到了不同的指挥体系中，我几乎成了无部队可指挥的空头军长。”

在这一点上，韦杰的汇报带有一定的直接性，凸显了这种调整给指挥带来的困扰。“这种频繁而突然的调整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战术执行，”韦杰说，“每一次调整都需要重新评估战场情况和调配新的战术，这不仅耗费时间，也可能在转换过程中造成指挥上的混乱。”

听完对战役整体情况的汇报后，毛主席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地图前的沉默持续了片刻，随后毛主席突然提出了关于180师师长郑其贵的具体问题：“你们军180师郑其贵这个师长，指挥才干如何？原是哪个部队的？任过些什么职务？”

韦杰对这些问题早有准备，他立即回答道：“郑其贵师长原先是从我们的独立团开始，一路提拔上来，后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有参与。他的军事生涯主要是在步兵部队服役，后升为师长。至于指挥能力，郑师长执行命令非常坚决，从不迟疑。” 韦杰顿了顿，继续说道：“但在这次战役中，他在应变能力上显示出了一些不足。面对战场的快速变化，他的反应显得有些滞后。”

毛主席听完韦杰的汇报后，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严肃。他沉思片刻，最终作出了决定：“看来，郑其贵这人，不宜也不能再担任军事指挥员了，让他干些其他工作好了。” 这一决定明确而坚定，表明对郑其贵师长的未来职务进行了重新的考量和安排。

随后，王近山和韦杰等高级军官回到前线，他们所面临的任务是对180师进行彻底的整顿和重新评估。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三兵团迅速组建了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对180师的整个战斗过程进行详细的审查和总结。

工作组成员包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和战术专家，他们开始对180师的战斗记录、指挥决策和战术运用进行了逐项分析。他们深入探讨了在战役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包括指挥失误、部队协调问题以及在极端战况下的应对策略。通过这些细致的分析，工作组试图找到造成180师重大损失的根本原因，并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改进措施。

参考资料：[1]陈忠龙.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回撤中的第180师[J].中共党史研究,1993(2):5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