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8日，《2023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
我找了一下武汉居然名列“极端通勤”的队伍！
《报告》显示，中国主要城市中单程平均通勤时耗36分钟，同比持平。其中，超大城市平均40分钟、特大城市36分钟、Ⅰ型大城市34分钟、Ⅱ型大城市32分钟。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大城市花费在通勤上的时间越来越长，通常来说45分钟的通勤时间，是全球公认的一条理想分界线，若通勤时长超过60分钟则被定义为“极端通勤”。在这次的报告中，北京单程平均时耗47分钟，仍是通勤时耗最长的城市。上海、重庆、青岛单程通勤时耗超过40分钟。北京仍是通勤距离最长的城市，达到11.7公里，同比增加0.4公里。
同时，通勤状况也是对个体经济状况的一个写照，例如在今年的报告里，特别加强了职场新人通勤状况的调查。在大学毕业生增量最多的16个城市中，25岁以下职场新人平均通勤距离普遍更长，高于城市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在上海、重庆职场新人平均通勤距离超过10公里，北京最长达到12.1公里。10%职场新人通勤距离超过25公里，高于城市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北京职场新人超长通勤问题突出，25公里以上通勤比重14%。
从河北到京城上班
职场新人往往是租房居住，对于房租比较敏感，如果房租压力比较大的话就不得不妥协选择忍受较长的通勤时间。比如我所在的武汉，在公共交通方面应该说发展还是挺快的，但是反映在通勤上的优势并不明显，因为目前武汉的轨道交通和公交线路的覆盖对远城区还是有欠缺，而且由于武汉受河流分割，跨江通勤者不在少数。在北京上海这样大都市，甚至还有跨省上班的存在，以前我在上海工作时就发现很多人住江苏，每天乘坐高铁动车到上海市区上班，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极端通勤了！“职住平衡”的规划理念最早可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华德1902年提出的“田园城市”思想，即在一定区域内让劳动者数量与就业岗位数量大致相等，使大部分劳动者可以就近工作以减少交通流量和交通拥堵。但从国内外城市的实践效果来看，通过主观“设计”居住与产业用地的空间配比来追求理想中的“职住平衡”规划往往收效甚微。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的孙伟增和何磊磊在一项研究中指出：通勤时间增加１分钟将导致企业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显著下降0.47%～0.59%。另有国外学者指出，长时间的通勤会直接影响员工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从而导致工作效率下降。英国学者Clark基于2009～2014年针对英国上班族的调查数据发现，上下班通勤时间增加20分钟带给员工的痛苦程度等同于降薪19％。英国国家统计局调查发现“相比非通勤人员，通勤人员通常生活满意度较低、更不容易感觉到日常活动的意义、幸福指数更低，而焦虑感更高”。
而高收入群体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根据《市场周刊》的论文《收入对雇员通勤时间的影响——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这类人的通勤时长往往是由于对生活质量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出现工作与居住地的分离，而中等收入群体往往对通勤时长较为敏感，同时经济上承受能力较强，所以他们的通勤时间反而更为合理！
《数据》统计的通勤成本
在“戴口罩”期间兴起的居家办公貌似可以缓解通勤矛盾，其实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居家办公的工作通常是对工作场所要求不高，在空间和时间上没有严格要求才行，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并不现实，类似自媒体，IT这类有根网线就可以的工作，居家办公还是不错的选择。在经过简化的城市经济学模型中，人们的通勤距离由工资水平、房价、企业和家庭的选址共同决定。德国的一个实证研究发现，通勤时间越长的人，主观幸福感越低，并将这种通勤时间延长，却未换来相应补偿的效用失衡现象称为“通勤悖论”。
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情况下，员工花费在路上的时间是不计入公司成本的，国内一些福利较好的单位才会提供一定的交通补贴，至于是否能够覆盖打工者的交通费用和时间成本就是个玄学了！而且在注重效率的大城市里，一帮子专家还在琢磨如何让打工人将通勤时间利用起来，创造更多经济价值，我只想说：给打工人留点空间吧！
俄罗斯《消息报》网站8月9日报道，俄罗斯当代政治问题研究所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安东·科佳科夫提出一项建议，即将通勤时间列入工作时间，以此减少员工在岗时长。
纽约帝国大厦的解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万家灯火的背后，是某个人的家或办公室，在这里你看不到中央车站通勤的上班族的疲惫，也看不到公共图书馆挑灯夜读的学生，但正是这些普通的纽约客，造就了这座城市的伟大。”如同工蚁一样的上班族造就了大都市的繁华景象，而快速发展的城市也需要给打工人留下生存的空间，奔波于路上的平凡人，才是都市的活力源泉！既然通勤上班不可避免，那在城市建设规划中尽量让上班之路畅通平坦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