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我国著名光学专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大珩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1年7月21日13：02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提起王大珩，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非常陌生，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王大珩是“863计划”的第一倡导者，同时也是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被誉为“中国光学之父”。

王大珩，应用光学家。原籍江苏苏州，民国四年（1915年）2月26日生于日本东京。王大珩17岁一下子考上三所名牌大学，23岁从400多名考生中考取唯一一个物理应用光学专业名额，远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习。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回国后，他放弃重回英国的邀请，毅然北上解放区， 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连一块合格的光学玻璃都生产不出来，王大珩接过任务，他用国家拨给的经费——七千吨小米，迅速建起了中国的光学城。之后，他又在多个领域同时创造了20多个“中国第一”，并且还都具有独创性。

“珩”（héng）有两个意思，一种是玉佩的意思，玉，温文尔雅。另一种可以组词“珩（háng）磨”，意思是对精密仪器进行光整加工的一种方法，使仪器表面更加光滑。

对于身为天文气象专家的王应伟来说，在给儿子王大珩取名时可能更倾向于第一种意思，但是，或许在冥冥之中，王大珩的命运已经被名字注定，除了温文尔雅之外，他的一生将与光学事业难舍难分。

王大玧的父亲王应伟本是江苏吴县（今苏州）的一位私塾先生，由于家境衰落，难以糊口，便去了广东潮州谋生，后来积累了一些钱，就远赴日本留学，毕业后在日本东京中央气象台任职，最后做到台长一职。

王大珩

民国四年（1915年）2月26日，王大珩在日本东京出生，此时的王应伟已经38岁了，年近不惑之年得子，自然高兴万分，按照家族取名规则，儿女取名皆以“王”字为偏旁，便取名“珩”。

王大珩出生时，正是日本向中国提出“民四条约”亡国条约的时候，王应伟得知后，义愤填膺，便给王大珩取名“膺东”，以此来表达对日本的强烈不满。

民国四年（1915年）夏，即王大珩半岁左右时，王应伟辞掉日本东京中央气象台的工作，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不久，王应伟先是在北京中央观象台工作了11年，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他来到南京任职，民国十八年（1929年），又去了青岛观象台任职，直到抗战爆发，青岛被占领，他又回到北京。

在此期间，王大珩便随父亲辗转三地。

王大珩从小就天资聪慧，记忆力惊人，他5岁就认识了上千个汉字和简单的算术。于是，5岁的他便被父母带去了北京著名的孔德学校考学。考试时，他镇定自若，对考师出的问题对答如流，在场老师无不为之惊讶，当即决定让他直接跳级进入二年级入读。王大珩虽然年龄小，但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为此他在学校里便有了“小圣人”的称号。

王大珩

由于父亲是天文气象学家的缘故，王大珩在北京和青岛读中学时期，常跟随父亲去观象台观测天文气象，也因此有机会接触到其他人接触不到的科学精密仪器，从而建立了浓厚的兴趣。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王大珩高中毕业，他当时报了三所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青岛大学，成绩出来后，清华大学他是第15名，而南开大学和青岛大学都是第一名，最终他选择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一年，王大珩才17岁。

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王大珩师从叶企孙、吴有训、周培源等大家，他年龄虽然不大，但学习成绩却出奇地好，当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实行的是淘汰制度，成绩不理想的同学要么转系要么转校。物理系入学时有28名学生，到毕业时，只剩下王大珩、钱三强等10名精英了。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王大珩毕业并留校担任助教，这一年他21周岁生日的时候日本发动了著名的二・二六兵变。半年后，他考上该年度唯一的一个“史量才奖学金”名额，从而转入赵忠尧教授门下，成为物理专业的研究生。

学业还未结束，日军就打进了北平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此时正在攻读研究生课程的王大珩对于日军的暴行义愤填膺，他决定放弃学业，投入国防，为国出力，抗击侵略。

很快，在导师周培源的推荐下，王大珩怀着满腔热血离开清华大学前往南京，来到南京兵工厂弹道研究所工作，他梦想着用自己的学识研制出尖端武器来抵抗日军的侵略暴行。但事与愿违，一个月后，日军兵临南京城下，王大珩只能随逃难的人群避难武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眼睁睁看着国土一片片沦丧，自己却无能为力，王大珩在武汉无所事事，每天只能在报国无门的哀叹声中度日。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大珩在汉口巧遇第六届中英庚子赔款留英公费生招生，报国无门的王大珩决定一试，没想到，这一次考试，他从四百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夺得了唯一一个物理应用光学专业，顺利考取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应用光学。

此时的王大珩抱定决心，既然国防软弱不能救国，那就科学救国，然后以科学促国防。

不久，王大珩怀着悲壮的心情，登上了前往英国的邮轮，依依惜别了正在饱受战火之苦的祖国。

王大珩的成绩很好，但这并不能打消英国人对这个来自贫穷落后国家年轻人的歧视，而身处异乡的王大珩又能做什么？他能做的就是默默无闻地昼夜苦干，尽快做出研究成果，然后一鸣惊人，让英国人知道，虽然自己那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正在饱受灾难，但自己的民族并不是低等民族。很快，他就写出了一篇关于光学设计的学术论文，一经发表并引起了轰动。至今这篇论文还常被国内外有关专著所引用，其中一些观点仍被作为现代光学设计的重要依据。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8月24日，德国空袭英国，首都伦敦一片狼藉，王大珩又一次目睹了战争带来的惨剧，并进一步认识到光学技术在国防和战争中的重要战略价值，这更加坚定了他掌握尖端技术，科学救国的志向。

王大珩

民国三十年（1941年），王大珩硕士毕业，他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学习的脚步，而是申请到雪菲尔大学玻璃制造系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就在他埋头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春天，一个人生抉择悄然而至，英国最大的玻璃制造公司昌斯公司决定聘任王大珩。

去上班还是继续读博？王大珩犹豫了。最后经过艰难的抉择，王大珩选择了上班。因为那里有世界最先进的光学尖端技术。因为国家需要。

怀着科学救国志向的王大珩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光学玻璃的研究和学习当中，刚开始着手稀土光学玻璃，当时英国最早从事这项研究的只有两人，王大珩是其中之一。

通过日夜继业的工作，王大珩做出了巨大的成果，他研制成功的V-棱镜精密折光仪，荣获英国科学仪器学会第一届包温氏科学仪器青年奖。

王大珩

十年的留学生涯让王大珩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他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这不是他想要的，在他的心里最挂念的一直是那个贫穷落后的祖国。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春，王大珩与自己的同窗好友，留学法国的钱三强见了面，正是这次见面，坚定了王大珩回国的信心。钱三强向他讲述了如今中国的形势，钱三强对他说：“大珩，国民党注定是要灭亡的。我们不妨早点回国，亲眼看看国民党是怎样垮台的，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王大珩欣然应允。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在外漂泊了10年的王大珩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径直登上了归国的海轮，朝着他日夜思念的祖国渐行渐近，他的心也愈加澎湃，从那一刻起，中国的科学技术开始起飞。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6月，在海上漂泊了一个月的王大珩终于到达上海，在英国时钱三强告诉他国民党有多么腐败，他留学十年，不了解情况，说白了也是半信半疑。可一回来，他算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句话。

首先，他折腾了半个月才把自己的行李拿回来，原因是没有使钱“意思意思”。其次，王大珩的老师严济慈先生听说他回国了高兴得不得了，随即邀请他前往北平，来他任所长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从事光学研究，王大珩欣然接受。到第一个月领工资的时候，王大珩又被惊到了，领工资要用麻袋去装。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块金圆券，领完工资同事告诉他得赶快去兑换成现大洋，不然的话这些钱会瞬间变成废纸。这一回，王大珩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腐败。

龚祖同‍

刚来北平不久，王大珩就又收到了一个来自秦皇岛的邀请。当时，他的清华校友、时任秦皇岛耀华玻璃厂厂长兼总工程师龚祖同是留德高材生，他一直想搞中国的光学玻璃，但回国后却发现自己的愿望根本实现不了。这一次听说王大珩回国了，便言辞恳切地邀请王大珩来秦皇岛，两人联手将中国的光学玻璃搞起来。王大珩考虑再三，最终决定还是去秦皇岛搞光学玻璃。可到了秦皇岛他才知道，炮声隆隆的东北根本就没有搞玻璃的条件，他的光学玻璃梦被砸碎了。王大珩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事实，最后接受龚祖同的安排，去了上海耀华玻璃分厂暂时栖身。

对于王大珩来说，他现在是空有一番本领，却报国无门没地方施展，那他回国有什么用呢，从秦皇岛到上海这段日子，是王大珩最苦闷最没有方向的一段日子。他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自己在英国的朋友汉德，他开始怀疑自己选择这个时候回国或许根本就是个错误，从而流露出了想重回英国的打算。

而就在这时，事情正悄然发生转变，王大珩偶然得知，他的大学老师吴有训此时正在上海，于是前去拜望。也就是这次拜访，彻底打开了王大珩的心扉，让他做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决定。

师生十几年未见，真有说不完的话，王大珩向老师袒露了自己的苦闷，表达了心中对国民党腐败现状的不满和对共产党寄予的希望。这一切都被吴有训先生细心地观察到了。不久，吴有训再次邀请王大珩前往自己的家中，王大珩以为老师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交代，于是匆匆前往。可到了才发现，老师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只是东一句西一句地聊闲天儿，在聊天的过程中，吴有训委婉地提到解放区很需要像王大珩这样的有志青年。听到老师这样的话，聪明的王大珩早已明白老师的意思，不等老师说明白，他就兴奋地表示自己愿意去解放区。

当时，地下党正在上海、南京等地积极动员科技人才，去解放区创办大连大学（今大连理工大学），王大珩正是人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吴有训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3月28日，在吴有训的引荐下，王大珩从上海被秘密送到香港，然后再由香港绕道朝鲜到达了解放区，来到大连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

王大珩重新找到了方向，他兴奋得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时间，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新中国的科技创业当中。

当时的大连大学物理系可以说要什么没什么，除了两个教授和几个助教之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但是人一旦有了方向，有了信仰，埋藏在心中的烈火会被瞬间激发出来。什么都没有一点都不可怕，没有了就去创造，自己的毕生所学不就是要找到用武之地嘛！

王大珩怀着超高的热情亲自带课，他要将自己的知识当成种子，在第一批学生中生根发芽，然后要为新中国结下累累硕果。没有仪器就自己造，没有零部件就自己找，当时各大旧货市场，时常能够见到王大珩买“破烂”的身影。最终，在王大珩领着一帮年轻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建起了具有先进水平的实验室。

解放初期，整个中国造不出一块光学玻璃，造不出一台真正的精密仪器，应用光学领域亟待取得突破。

为了研制我国的光学玻璃，1951年1月24日，在钱三强的推荐下，王大珩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他带着上级给的筹建经费——1400万斤小米，带领二十余名助手火速前往长春。

王大珩

王大珩明白，这点经费太少了，简直就是杯水车薪，但他没有说什么，他知道国家穷，底子薄，国家能拿出来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经费不够那就看知识靠智慧去解决。

来到长春之后，王大珩克服各种困难，带领28名青年才俊，住着破房子，吃着高梁米就着大葱蘸酱，盖房顶、填弹坑、修旧利废，终于在1953年1月23日建成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王大珩打造的的中国光学城在长春正式成立，从此中国的应用光学领域开始起飞。当年12月，中国第一块光学玻璃在这里研制成功，从此结束了我国没有光学玻璃的历史。1957年4月，中国仪器馆更名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大珩被任命为所长，这一干就是32年。

在此期间，王大珩为我国的光学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了很多精英，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光学之父”。

在王大珩的带领下，长春光机所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果，仅1958年，他们只用了4个月不到的时间，就相继研制成功高温金相显微镜、多臂投影仪、大型光谱仪、万能工具显微镜、晶体谱仪、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共八种精密仪器和一系列新品种的光学玻璃，在全国科学界引起轰动。

在“两弹一星”伟大工程中，王大珩负责任务最为重大最为艰巨的150工程，这项工程集技术光学、材料、精密仪器制造、红外物理、导航于一身，要求的技术之复杂，水平之高，设计量之大，研制周期之短，都是前所未有的。王大珩接到任务之后，没日没夜地工作，圆满完成任务。

原子弹爆炸成功之后，高兴之余，王大珩想起了刚去世半年、一生报国无门的父亲，父亲临终前对他说：“你真是赶上好时候了，好时候都让你们赶上了。”想起父亲的这句话，王大珩不禁泪眼朦胧：“父亲，哪怕再晚半年，......”

王大珩‍

在之后的氢弹、卫星、导弹等研制工作中，王大珩都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星球大战”演说，随之，很多国家很快提出了关于本国发展高技术的计划。

鉴于此，王大珩非常着急，1986年3月3日，他联合另外三名科学家，由他执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淦昌、陈芳允、杨家墀、王大珩）关心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为此，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现经我们签名呈上。敬恳察阅裁夺。我们四人的现任职务分别是：王淦昌，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陈芳允，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杨家墀，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王大珩，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王大珩敬上。一九八六年三月三日”。

这封信很快得到批复，上级召集四位科学家，问他们需要多少经费，四人商量后认为，怎么也得几千万，没想到中央直接批了100亿，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

王大珩

1992年，在王大珩等人的倡议下，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1995年1月12日，王大珩获得“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奖金100万元港币，但被他悉数捐出。

他的住所非常简陋却怡然自得，虽然国家给了他很多的荣誉和奖励，但他却一生勤俭，公私分明，哪怕是到了80岁，只要是私事，绝不坐公家配的车，依然挤公交车出行，连出租车都不舍得打。1999年9月18日，王大珩和22位功勋科学家一起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对为新中国科学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功臣们最大的褒奖。2011年7月21日，王大珩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7岁。

王大珩把中国的光学事业从布满荆棘的泥泞之路一步步建成了康庄大道，他的功勋将永载共和国的功劳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