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时期，安徽省阜南县的白庄的农民张殿春在月牙湾发现了一个长方形四足铜鼎，里面还藏着12个铜鬲。这个铜鼎非常大，但没有人知道它的价值。张殿春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发现，于是他悄悄地把这些青铜器运回了家。

一年多后，张殿春决定将两个铜鬲送给当时的阜阳守城部队司令李觉，希望能够换取一些报酬。然而，李觉并没有给他任何报酬，这让他非常失望。张殿春又想到了一位在蚌埠当水上警察的亲戚，希望他能够欣赏这些青铜器的价值并给他一些报酬。然而，这位亲戚收下礼物后并没有声张，更没有付钱，让他的期待又落空了。

经历了这两件事情后，张殿春开始怀疑这些青铜器的价值。他觉得这些青铜器并不值钱，否则为什么没有人愿意付钱呢？于是，他开始把这些青铜器送给亲戚朋友，或者用来抵消一些消费。

在1956年，张殿春的母亲去世，由于无法承担葬礼的费用，他决定将一个巨大的铜鼎卖给当地的废品收购站以换取一些钱。这个铜鼎非常巨大，和著名的司母戊鼎差不多重达400多公斤。

废品收购站的人打算将这个铜鼎运到南京，然后卖给炼铜厂。他们试图用大锤砸扁铜鼎以便装进麻袋里，然而即使他们砸了十几锤，铜鼎仍然没有丝毫损伤。最后，他们决定用水路通过船只将铜鼎运往南京，交给炼铜厂处理。

在安徽省博得知这个消息后，他们紧急写信给上海市博物馆，请求他们帮助寻找这个铜鼎。上海博物馆的人员去了各个废品收购站进行查找，但一无所获。事实上，安徽省博物馆当时判断错误，他们以为铜鼎会通过陆路运输到上海。但实际上是通过水路运到了南京。这一判断错误导致他们错过了挽救文物的机会。

在六十年代初，这13件青铜器中的7件被找回。当时阜阳守备司令李觉在湖南投诚起义，并居住在北京。当省博物馆人员找到他时，张殿春之前送的两件青铜器已经被他交给了故宫博物院，这两件文物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随后，省博物馆人员又赶到蚌埠，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之前接受张殿春青铜器的水上警察。经过询问，他们得知这个人已经把张殿春给他的两件青铜器交给了上海历史博物馆。另外，他们还从张殿春的亲戚那里收回了三件青铜器，但其他的已经无法追回了。

直到解放后1957年的一天，另一位农民徐廷兰在距离白庄几里的小润河里捕捉鱼类时，发现了一个圆形口沿的神秘物体，随着风吹浪打，时隐时现。他心生好奇，决定涉水过去一探究竟。原来这是一套年代久远的青铜酒器，包括两个青铜觚，两个铜斝，一个饕餮尊，和两个铜爵。他欣喜若狂，满怀喜悦地把这些青铜器带回了家。

很快，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村子。村民们、当地官员、甚至文化机构的领导都纷纷来到徐廷兰的家中，想要一睹这些古老文物的风采。有人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安徽省文化厅，文化厅立即将这个消息转告给了安徽省博物馆。

安徽省博的专家们感到事态严重，他们必须尽快确定这些文物的年代和价值，然后建议国家将这些文物收入博物馆进行保护。然而，徐廷兰并没有马上交出这些文物。经过各级专家的沟通和劝说，徐廷兰最终无奈地决定把文物上交。他先是用箩筐挑上了五件铜器送往文化馆，而龙虎尊并未在其中。镇上的领导又来催促，他才不情不愿地用架子车把龙虎尊送到了县城。因为路途颠簸龙虎尊身上的锈皮被磨掉许多，现在仍能看到被麻绳勒过的痕迹。最后，省博物馆给了徐廷兰200元作为奖励。而他之前送给借锹人的那件铜爵，也被省博物馆追回，成为了国家的宝贵文物。

时间来到2014年春，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组成考古队，进行了为期三年的考古工作。最终认定，阜南县朱寨镇三河村白庄自然村前遗址是商代早中期淮河流域的高等级聚落遗址，也是当时淮河流域的政治统治中心，其地位仅次于都城。这就是著名的台家寺遗址。

中商时代商王朝内部动荡，导致地方据点被废弃和内部混乱。传统史学认为这是由于商人贵族内讧争夺王位，造成“九世之乱”，导致强大的商王朝中衰。这一过程被称为“白家庄期崩溃”。商朝扩张战略由全面扩张转变为重点控制某些地区，特别重视对淮河流域的铜矿资源的控制。在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发现了大规模的铜矿开采和冶炼活动以及大型宫殿，表明这里是商人的重要据点，并试图通过控制淮河中游的铜矿资源来恢复早商时期的繁荣和伟业。正好证明了专家们的猜测，有着重要的考古学和历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