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末，1949年初，蒋介石失去了两个“挚友”，他们分别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和蒋介石的“理论家”戴季陶。

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生命如此可贵，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两位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先后吞下安眠药，放弃生命的呢？

其实对比陈布雷和戴季陶之死，我们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相同的一点。

陈布雷、戴季陶

1948年11月13日，正当国民党在东北、华北、华中战场上陷入节节失利的军事危机之中，号称国民党“文星”的陈布雷自杀身亡。这消息一传开，震动了朝野上下。

陈布雷，浙江慈溪人。早年从事新闻工作，1927年后历任浙江省府秘书长，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兼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他更是身居国民党高位，身兼数项要职：又是国府委员，又是总统府国策顾问，又是代理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

所以，他的自杀，实在是国民党政治上穷途末路的真实写照。

陈布雷是在南京湖南路的陈公馆里服用过量的安眠药而死的。他死的时候头脑清清楚楚，留下的遗书一大叠，充分说明了他所以选择自杀道路的原因。他是为蒋家王朝即将覆灭而又不忍心看到这一天而死的。

他在致蒋介石的两封遗书中写到：

今年春天以来，耳闻目睹，饱受刺激。七八月间，形势更是危急，终日抑抑不乐。

党国艰危至此，贱体久久不能自振，年迫衰暮，无补危时，所以不得不死。

陈布雷的遗书

陈布雷的弟弟曾劝他凡事想开些，一切事自有主管，又不是一个人着急就能解决的。何况他只是一介书生，最多是个国民党的文人，何必把自己责任以外的事也去分心忧虑呢？他弟弟或许不像陈布雷一天到晚接触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自然也就不一定知道国民党的亡期已至。而且，陈布雷出于政治上的愚忠，真是把全部心血都贡献了岀来。此时，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可挽救的走向了没落的深渊，而陈布雷也感到精疲力竭，心灰意冷，只想以死求得解脱。

身体的不济自然也是陈布雷自杀的原因之一。大凡病人，心境都是悲凉的，身体一旦成为吃、喝、拉、撒的工具，一个人活着的意义就失去了。对疾病的无奈，对健康的绝望，使陈布雷不能自拔。他在给夫人和儿女的信中写道：

鉴于自身体力精力脑力之衰弱，病体愈益不支，实觉不能再对国家非常时期作丝毫之贡献，偷生人世，已无意义，因此数年来所萦绕于心之“决绝”观念，而复屡明而不能自制。

于是他要自私自了了。他在自杀前两天的日记中写道：“看样子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此心永远在痛苦悬念之中。”

陈布雷与他人合影

陈布雷以一文人涉足政治，虽然居国民党的高位，但始终于政治保持着一种距离，对政治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对国民党的弊病，对国民党的前途，他早就忧心仲仲。

当时，还在举国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就以苦笑引起他侄女的诧异。当侄女问他原因时，他的回答道：“有什么可欢乐？艰苦的日子还在后面哩！”

1948年春天，国民党操纵所谓的国民大会选举。为争权夺利，国民党内大吵大闹，经常闹得一个会场一塌胡涂。身心憔悴的陈布雷曾气得冲上台去，抓起麦克风大叫，可有谁理睬他呢？

赏识陈布雷的是蒋介石，所以陈布雷最后之死也使得蒋介石难过了好几天。正当蒋家王朝风雨飘摇之时，陈布雷却离他而去，蒋介石伤心啊！

12月15日，国民党中央开会追悼被称为蒋介石“文胆”的陈布雷。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报道：“蒋总统偕夫人于上午11时步入灵堂，亲临吊唁。总统在陈故委员遗像前，为这位20多年来的知己，默念约一分钟，始缓缓退出。总统并挽‘当代完人’横匾一幅，悬挂灵堂上端，蒋夫人献鲜花两束。”真是凄风惨惨！

蒋介石、宋美龄

陈布雷之死给国民党内造成的反响还没有完全消失，广州又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戴季陶自杀身亡！听到消息的国民党要人心里都别有一番滋味。

谁人不知，戴季陶以反共起家。孙中山逝世后他参加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戴季陶所写的《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曾为反共的人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蒋介石分裂国共合作作了思想准备。

大革命失败后，戴季陶长期充当蒋介石的谋士，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等职。为国民党的江山，他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在国共二度合作又分手后的两年的1948年，共产党的力量已不可阻挡，国民党的统治岌岌可危，58岁的戴季陶似乎不愿见到他当年的政敌坐到审判他的席上。

照理说来，他“动手”自杀的时间比陈布雷还早。他第一次吃安眠药过量昏迷不醒是1948年9月上旬。因为被发现送去抢救，他又活了下来。而且得知陈布雷已先走了一步。于是，戴季陶第二次吃安眠药，准备告别“尘世”的烦恼，没想到又被抢救过来，后去广州养病。

戴季陶

据一些资料记载，戴季陶到广州后不久，曾去六榕寺，把自己平时拜佛用的11个古铜千手观音捐了出去，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期间戴季陶表现的十分绝望，他对胡毅生说，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一样。

于是，在经历了两次大难不死之后，戴季陶并不灰心。1949年2月12日，戴季陶又瞅准机会，乘家人不备，吞服下大剂量的安眠药。这一次，他终于如愿以尝。因为三次大剂量用药，他的心脏已不堪重负，医生的抢救未能奏效，戴季陶呜呼唉哉上西天了。

戴季陶之死和陈布雷之死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是对国民党的彻底失望。

别看当年戴季陶曾为反共积极充当鼓吹手，但现在他看到共产党迅猛发展，再也没有了当年攻击和打击共产党的那份热情。他生前曾对人说：别看我对于许多事不闻不问，就会糊涂，我可是大事不糊涂的。

戴季陶

对于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合作关系能否在战后维持下去，戴季陶是没有信心的。他对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发展十分关注。他清醒地看到：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深获人民的拥护，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已由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而国民党呢？虽然坚持抗战得到人民拥护，但政治的腐败，经济的萧条，军事的溃败，人民生活的痛苦，都使民心所向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无独有偶，戴季陶也和陈布雷一样对人们欢庆抗战胜利深怀对立、不满情绪。在重庆，他斥责前来向他祝贺胜利的亲朋好友说：“你们喜欢什么？哭还在后面呢？将有千百倍艰苦，都得去忍受。”

在当时，这为一般的人们所不理解，实际上他是把国民党的前途看透了。

戴季陶从搞教育到搞宣传，以至到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院长，前后有40年经验。经历的政治风波、见过的场面也算多了。但到1948年时，他认为已到存亡之时，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了。他说自己犹如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发。可他心里明白，国民党已经没有回天术了。

戴季陶与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吃饭

1948年春天以后，戴季陶采取了闭门谢客的作法，企图回避政治。但身为高官，国民党的一些重要会议他还不敢不出席，生怕别人误解他是有意对抗。但在会上他又不愿讲话，因为讲了也没有用处。

在南京时戴季陶就已有自杀的念头。国民政府从南京搬到广州后，有人劝他到台湾，他不愿意。已快60的人了，还要逃亡他乡，戴季陶心里不愿意。可不跑又怎么办呢？共产党打下天下，决不会轻饶了他。但跟着跑台湾，戴季陶恐怕自己也不一定会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满意。

从南京飞到广州的戴季陶先住在迎宾馆，后来挪到东园。不管是住迎宾馆还是东园，戴季陶都六神无主。

戴季陶

成都是他的出身地，他认为广州不是久留之地，便吵着要回成都。他的儿子拗不过他，便想办法为他备好了专机，让其回成都安身。但天公不作美，像是有意不让戴季陶遂愿，连日大风大雨，飞机不能起飞。戴季陶在东园心急火燎地等了几天还是没有天气转好的迹象。再加之当时孙科看中了东园的房子，没和戴季陶打招呼就把他的行李搬走了。戴季陶深感愤怒，又无可奈何，留下一句“孙科太看不起我了”，便在当夜故伎重演，又找出一瓶安眠药来。

只是这一次，他再也没有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