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 自幼聪明好学、机警敏捷，从小被称作“小韩愈”，大儒宋濂最得意的弟子。很早就被朱元璋看中，刻意培养历练，驾崩前特意留下遗训，入京委以重任，值文渊阁，是建文帝的重要谋臣。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被灭十族的官员，除了亲戚九族以外，好友门生数百人被杀。

作为重要谋臣，他是建文帝削藩政策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燕王朱棣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打开城门，建文帝自焚，燕王朱棣誓师“靖难””成功了。

方孝孺的削藩政策无疑是正确的，燕王朱棣夺取帝位后，也采用了这项政策。只是建文帝和朱棣实施方式不同，一个成功，一个失败。

建文帝采用的办法比较直接，就是削藩，剥夺藩王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权利，这种方式，困难在当下，实施起来难度大，但对后世有利的。朱棣采取藩王交出军事权利，在政治经济上恩养世袭，这种方式实施起来阻力小，但对后世确遗害无穷。明中后期，由于政治经济上的世袭，财政光支付宗室们的俸禄都很困难，天下土地和地方税收权利，被宗室占去大半，由于宗室人口的膨胀，越往明后期，越严重。明财政收入不过几百万两白银，和宋上亿两白银的财政收入，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建文帝君臣权衡利弊，没有采取朱棣式方案。但书生文人气太重，没有做好其他准备工作，尤其是军事准备工作。

那么燕王朱棣以一隅对抗全国，为什么能成功啦？笔者认为，其带有一定的军事冒险，成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首先，建文帝君臣削藩，但军事准备工作不足。

朱元璋为了朱姓江山稳固，将军事将领基本上杀的差不多了。掌握军事实力的各位藩王又都处于观望状态。建文帝君臣没有考虑好这些因素。

其次，削藩工作的难度和残酷性考虑不周。

建文帝只想削藩，稳固国家政权，却不想杀害长辈和亲属。所以建文帝朱允炆下口谕，不准任何人伤害叔父朱棣，即使朱棣反叛，他也不想杀叔。正是这道口谕，朱棣在四年的“靖难之役”中，才敢亲冒矢石，在两军阵前纵横驰骋毫发不损。进攻在前，失败殿后，这仗怎么打。

最后，方孝孺作为文人，确实盲目自信、过于迂腐，而建文帝偏偏就是很信任。

朱棣军渡过长江，南京危在旦夕之时，很多大臣劝说建文帝离京暂避，方孝孺却立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城池最怕在内部攻破，破城前，有人向建文帝告李景隆有异志，但因为李景隆是方孝孺推荐的，建文帝询问方孝孺，后者认为绝对可靠，遂不复疑，不采取任何措施。导致后来李景隆献了城门，南京因此而失守。

据野史记载，燕王朱棣进城后和方孝孺有过一段非常有趣的对话。

朱棣：先生不要自取其苦，我只是想仿效周公辅成王。

方孝孺：周成王在哪里？

朱棣：他自焚而死。

方孝孺：那应该立成王的儿子。

朱棣：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

方孝孺：那立成王的弟弟，他们都已经成人。

朱棣：这是我们朱家的事。

这有点像小时候语文课中狼和羊喝水时的聊天故事，聊不下去了。

作为全国文人的代表、宋濂的首席弟子，建文帝的重要谋臣、讨逆檄文的作者，燕王给了方孝孺一个任务，燕王继皇帝位的继位诏书。

方孝孺：不写不写，就不写，你这是篡位。

朱棣：你不考虑自己，就不顾及亲人九族吗？

方孝孺：别说九族，十族我也不写。

方孝孺到底是忠于君，还是忠于国，后世众说纷纭。不写也罢，直接上手，燕王朱棣以建文帝违反了祖制，所以皇帝该下台，他维护祖制所以该上台的借口，登上了皇帝宝座。祖制成了终大明一朝，君臣不可逾越的鸿沟。

朱元璋说过一些话，被记录下来，称为祖训。朱棣创造性的所谓祖制，禁锢了大明，大明此后不再有活力、生机，更没有了制度上的自我修复能力。

几十个倭寇横行东南，差点打下南京，兵不可用，戚继光想要募兵，因为募兵和祖制不符，困难重重。宗室世袭，人口膨胀，明中期时财政支付就已经很困难，君臣忧虑、都明白，没人敢改。

崇祯皇帝后期很想弃守北京，回防南京。但朱棣迁都北京时，有“天子守国门”的所谓祖制。想回南京，但君臣都不愿犯忌讳说出来，甚至到了最危急时刻，崇祯通过私下给臣子做工作，想叫对方提出来，君臣最后还是不愿犯忌讳。大明结局，连个半壁江山的南宋还不如。

正是这种危害，方孝孺才有忠于国的遗言。后世确总都把他塑造成建文帝的忠臣，形象不由自己，方孝孺也只能是随着建文帝的烟火，其思想文学都消失在历史云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