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他生在民国，是最典型的传统式文人，这位名士在21年的时间里，用热血和忠诚辅佐一人，抗战胜利后却心灵煎熬自杀收场；他年纪轻轻便才华出众，富有民主革命精神，在国民党政府地位堪比明朝内阁的首辅大学士。

他长期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二处的主任，是侍从室二处设立到改组从没撤换过的主任。也是蒋最信赖倚重的“第一支笔”，当时最高的文书、报告、演讲辞、宣言、十之八九都由他捉刀代笔；他呕心沥血塑起了蒋介石的“著作等身”，自己却无传世文集傍身，才华被历史忽略。1948年11月13日在南京自杀，他就是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

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浙江慈溪人，生于1890年农历11月15日。他天资聪慧，自幼饱读经书史籍，11、12岁开始学习英文和数学，14岁应府试，知府喻兆蕃特别欣赏他，将其拔置第一。次年参加院试，以第5名录取，补为慈溪县学生。继之，先后就读于慈溪中学、宁波中学及浙江高等学堂。

就学期间，他关心国事，喜欢浏览时事报刊，而且涉猎广泛，博闻强记，为日后的笔墨生涯打下了坚实的根底。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陈布雷步入报业，并为之终生痴迷。

1911年，他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同年途经上海，寄寓在《天铎报》。当时在《天铎报》任职的戴季陶因结婚请假，请陈布雷暂为代理，每天撰写短评，有时也写社论等。

不久，陈布雷即受聘为正式撰述记者。时值武昌起义爆发，上海各报因惧怕清廷，都称起义军为“逆军”，但《天铎报》倾向起义军，以“革命军”称呼起义者。

陈布雷受命撰写社论，连日挥毫泼墨，作长文《谈鄂》10篇，按日刊发，为张扬革命军的正气，传播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一意义深远的事件，写下了精彩的一笔。

此间，陈布雷攻读多年的英文也首次发挥了作用。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孙中山由海外回国，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准备发布对外宣言。该文初稿是英文，交王宠惠带到上海发表。

《天铎报》总经理陈芷兰得知此事，以陈布雷熟谙英语索来该稿。王宠惠初时信不过，让陈布雷试译了一段后，认为不失原意，便全部由其译出。这篇对外宣言就由《天铎报》首先公诸于世。

陈布雷供职《天铎报》期间，经常以“布雷”作文章的署名，此二字原是他在浙江高等学堂时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因为那时他面颊圆满，同学们戏称他为“面包孩儿”， 由英文的面包一词BREAD音译而得“布雷”，而他的原名反而逐渐被人冷落和遗忘了。

陈布雷步入报界之后，同仁们又赠给他一个绰号：香扇坠，指其身体瘦弱。该绰号得他本人采用，故除同行之外鲜为人知。此间，他还结交了一批革命党人和报界名人。

入《天铎报》不久，他就前去请教当时主掌《民立报》的革命党人宋教仁，宋询问了他的学历，问他为何到报界作事。

陈布雷回答：“为求学问长见闻而来，自信较入大学为有益”。宋教仁称他这种“以报馆为学校”的作法为“海上奇闻”，自此两人过从甚密。

在《天铎报》工作的短暂经历，对陈布雷职业的选择和基本政治倾向的确立，都有重要的影响。

1912年，陈布雷应故乡长老动议，回乡执教于效实中学。

虽然在《天铎报》供事仅有数月，但他深沉的笔力、流畅的文字和报人不可缺少的气魄，已为人们所瞩目，使“布雷”之文名大噪。

他回乡后，逢同盟会甬支部成立，即加入为会员。这时他对新闻事业仍抱浓厚兴趣，边教书边任《申报》义务译述记者。后来又任《四明日报》特约撰述。

1921年，他重返报界，任《商报》的编辑主任。当时《商报》初创，陈布雷与潘公展等人通力合作，使《商报》销行日广，并以其社论短评的犀利风格著称于上海报林。当时主办《中华新报》的张季鸾读了《商报》所刊的评论，称其为“论坛寂寞中突之异军”，并着意寻访，与陈布雷结交。

此时陈布雷多用“畏垒”作笔名。他才思敏捷，运笔如神。每当在编辑部撰写他拿手的时评时，少不了要香烟、浓茶相伴，再啃上几口馒头，这三样东西下了肚，一篇掷地有声、令人折服的文章即告完成。

陈布雷办报所持的政治立场与广州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异曲同工，自然引起军阀们的仇视。有人怕他直言不讳会招惹麻烦，劝他以曲笔自安，他却回答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

不久，此话竟不幸言中：1924年7月，他因《商报》新闻栏所刊评论激烈，被租界工部局控告，受审于会审公堂，几遭监禁，后聘请了一位英国律师为之辩护，才以罚金了事。

此事过后，反倒提高了他的声誉，其文名更是蜚声文坛。孙中山对《商报》的作为，曾有过高度的评价：“**等报，虽属党员办的报纸，可是为党宣传最得力的成绩，远不及商报，商报只是几个同志在那里苦撑，可称为忠实的党报。”

五卅惨案的枪声，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反帝怒涛席卷全国。《商报》每天发表评论，监督政府交涉，力主“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义。”在整个五卅运动中，陈布雷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奔走于各爱国团体之间，掌握第一手资料，故所发文章议论均能把握问题中心，切中要害，在群众中产生较大的影响。他此时的文章，《向导周刊》曾多次给予转载和评注。

随着时局的变化，名振一时的《商报》很快趋于解体。

在北伐军的节节进逼之下，孙传芳盘据的上海滩已是风雨飘摇。《商报》董事会的大亨们，多与孙传芳关系深厚，因而对抨击军阀、同情国民革命的办报立场日见不容，甚至横加干涉，致使报社的许多重要成员辞职他就，《商报》只剩下一个勉强支撑的破败残局。

在这种情况下，一向痛恶军阀而对国民革命怀抱热望的陈布雷“决意西行一游，暂解处境之困”，遂于1926年底乘报馆休刊之便，同潘公展共赴南昌，会晤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陈布雷所以决意此行，除选择政治道路的因素外，也归之于蒋介石延揽名士姿态的吸引。

早在1926年春，邵力子奉广州国民党中央之命到上海，宴请上海报界名流，阐明革命局势。蒋介石委托邵力子将自己亲笔签名的小照转赠陈布雷，以示对陈的青睐。

北伐军克服湖北后，陈布雷在北伐军中的友人请他以记者身份前去视察，并转达蒋介石约其相见之意。盛情之下的这次旅程不意竟成为陈布雷一生道路的重大转折点。

陈布雷和潘公展于农历除夕抵达南昌。二人首次往见蒋介石时，蒋对其谈了北伐局势、人心趋向和如何收揽党外人心等问题。两天后，蒋再次邀他们谈话，提出希望二人加入国民党。

陈布雷本无意立即加入，随后对国民党的纲领政策不尽明了之处提出问题，蒋介石一一作答，并力劝陈、潘二人“君等在精神上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救国为人生天职，加入以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就这样，陈布雷由蒋介石和陈果夫作介绍人加入了国民党，潘公展也同时加入。此后，蒋介石每三四天必招陈布雷晤谈，有时还请陈为他代拟文章。

蒋在南昌发表的《告黄埔同学书》，就出自陈布雷的手笔。蒋介石问起陈布雷今后志愿，陈说仍要回上海作记者，蒋介石只好表示同意。

陈布雷回到上海时，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已遍插十里洋场。4月，陈布雷应浙江省主席张静江的邀请，就任浙江省府秘书长，不久，又赴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

数月之间，虽由一名记者一跃成为政界官僚，但他仍无意久居官场。8月中旬，蒋介石迫于桂系的压力辞职离开南京，陈布雷也回乡小住，颇有“如释重负”之感。

10月，陈布雷应上海主办《时事新报》的潘公弼之约，任特约撰述。同年冬，蒋介石出游日本，事先让张群询问陈布雷能否同行，得知陈不懂日语，始作罢论。

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邀陈布雷同返南京，并有意让陈布雷出任总部秘书长，命陈立夫去征求他的意见，但被拒绝。

陈立夫回报蒋介石说：“陈君书生，繁剧似非其所堪，不可强以要职。”蒋介石亦无可奈何。不久，他又提出让陈布雷自己选择所愿意担任的职务。

中国知识分子在旧式政治结构中的议政传统，已深深地根植于陈布雷的意识之中，当他面临政治道路的抉择时，必然将辅助明君的贤士作为自己“兼善天下”政治理想的最高境界。

陈布雷对蒋介石表示：“余之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公之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但求能有涓滴为公之助，然机关要职，则非所盼也。”

蒋介石笑答：“何能以君为私人秘书?”乃转请陈担任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的主笔。陈布雷坚辞不就。后得到蒋的允许回到上海，入《时事新报》为总主笔，主持该报社论。

陈布雷虽是重操旧业，然而短暂的官场生涯对个人独立精神的巨大腐蚀和同化能力，已对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文辞依然流畅，而昔日的风骨却在稀释淡化。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般人认为他此时“不及在商报时之勇敢，然中央诸公则以为如此宣传，在统一国民见解上，较为有效。”

他颇为自得地记录了他在1928年济南惨案宣传上的先后转变是如何地与“中央”的旨意不谋而合：“十七年五月三日，国民革命军抵济南，日本军阀横出阻挠，陈师鲁境，辱我官吏，残我民众，宇内激昂，余首撰《暴日应惩》一文以示国论之所在，继思北洋军阀未除，国内尚未统一，何能对外开战，乃转移论锋，倡为‘统一第一’之口号，督促国民革命军一意北伐，勉国民忍辱负重，彻底图强。”

陈布雷文旨的这一“转移”，正中蒋介石下怀，恰到好处地迎合了蒋介石既不想开罪日本帝国主义，又急于同北洋军阀争夺地盘，完成“统一”的迫切需要。陈布雷力持此论，同主张宣战的其他报纸展开激烈的论战。

“其后国府谭公以宣传方针密令沪上党报遵照，乃与余所揭橥者合符……”显然，此刻他为民立言的报人宗旨已为迎合蒋介石需要的政治意识所代替。

他开始重蹈历代名士的复辙―—随着他们同权势的结合，其布衣文士时期凭个人才华所铸成的辉煌已逐渐逝去，独立的人格也在不知不觉的自我奴化中分裂和消失了。

此时的报人陈布雷，已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由职业者，他随时听从蒋介石的召唤，带着文房四宝伴其往来于新都南京和刚刚克复的旧都北平之间，参与各种军政大计的谋划，代蒋撰拟各类重要文章。包括克复北平后的《祭告总理文》《革命与不革命》《三次代表大会感想》《对新闻界谈话》《欢迎美国记者团》以及《青年地位及其前途》等文，以一支生花妙笔，把蒋介石这个新独裁者应付时局的各种意愿变成堂而皇之的“御旨”布告天下。

时人对陈布雷有蒋介石“文胆”之称。

他的这番作为，自然深得蒋介石的嘉许。蒋在陈布雷死后为其所作的祭文中，历数这位以笔墨佐助自己奠定权力根基的文人的“功绩”：“夙以文雄，玄诚黜漓。……畏垒椽笔，逾百万师。昔遘阳九，俾正厥辞。诞告多方，遂奠邦基。”

然而这极文华之盛的颂词对于一个以自杀来否定自己一生的人来说，是褒扬、是嘲讽亦或是渎，则只有任由陈布雷于九泉之下独自品味了。

感于蒋介石的知遇之恩，陈布雷以病弱之躯，“尽一己所能”，听从“驱使”，因而深得信任，被蒋视为“股肱心膂”成为其智囊中须臾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20多年间，蒋介石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几乎无一不与陈布雷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陈布雷以他同蒋介石的亲密关系、“无派无系”的超然形象以及旧文人洁身自好的“清誉”，成为蒋介石统治集团中颇能协调各种复杂关系的特殊人物。

1929年8月，他应张静江的两次邀请，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张静江看中陈的理由是：“君性情温和，且得人望，吾浙省府正欲得一味甘草以调合党政之间。”

1939年11月，蒋介石因教育部内两大派系争斗不止而自兼教育部长，但实际上又无暇亲理部务，于是调陈布雷任教育部常务次长。

陈布雷深知此职“将调和两大势力之间，，尤为复杂而繁难”，虽不情愿，也只好走马上任。

在职期间，他自认为对“处理学潮调整大学教育方面较为尽力。蒋介石遇有较为棘手的人事安排，也时常派他出面处理。

1930年11月，陈布雷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奉命同叶琢堂一起劝张静江辞掉浙江省主席职务而专管建设委员会事务。结果“静公欣然许诺，乃完满解决。”

每遇国民党内出现倾轧之事，陈布雷也总是尽力排解维系。

1935年6月，他随伺蒋介石转道贵阳至重庆，后又赴成都。此间南京行政院与监察、司法各院之间纷争不已，许多要员纷纷跑到四川告状。

陈布雷见到这些人时，“均劝彼等以大敌在前，宜尽祛疑虑，既信任领袖，即应信领袖所信任之人，毋意毋必，共度艰难，必中枢安定，始有忍辱负重，准备御侮之可能也。”

有时，陈布雷还为蒋介石游说、拉拢国民党外的帮闲者。抗战初期，国民党组建三青团，陈布雷亲访青年党的主要首领左舜生，并转达蒋介石邀其在该团任职的意图。

左舜生因自己另有党籍，“恐滋生误会，婉辞谢之”，但与蒋介石、陈布雷的关系却从此大为亲密，自称“其实在抗战期间，凡所以融洽党派以统一全国意志者，余几无一事不与布雷、岳军协商，亦几无一事不开诚相见而得圆满解决，及今思之，深觉布雷调护之功不可没也。”

对于蒋介石不放心的人，陈布雷则动用各种手段进行严密监视，这是他主持侍从室二处的业务之一。

陈布雷与张治中私交甚笃，但由于张治中政治态度比较开明，同共产党领导人较为接近，陈布雷从1943年6月起便开始派人秘密收集张治中在三青团的政治性经费，以及各项专款和私人机密费开支等情报，以监视张治中的政治动态。为尽愚忠，友情也顾不得了。

为蒋介石撰拟文稿，整理讲话记录，是陈布雷昼夜辛劳的第一要务。他洞悉蒋介石的心理状态和思维特点，善解蒋意，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蒋思想的组织者和加工者。

1934年2月，陈布雷在浙江省教育厅长任上(第二度出任该职)出席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集的10省行政人员会议。

蒋介石以行营文字撰述无适当人选为由，希望陈布雷能前来相助。陈布雷于两个月后辞去教育厅长职务，赴南昌任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主管文秘工作。

南昌行营撤销后，在武昌改设“剿匪”总部，陈布雷又转任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该处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实际权力中枢处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各项事宜，主任直接对蒋介石负责。

陈布雷担任这个职务达10年之久，虽业务繁，但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电，仍大多由他亲自撰写。蒋介石每次要发表有关方针、政策或重要决定的讲话，也多在事先同陈布雷商量，斟酌拟订讲话提纲。

有时，则由蒋自己写出提纲，再经陈润色和条理化。蒋介石讲话的速记稿，陈布雷还要作一番文字加工，最后送蒋亲自核定后发表。

此外，如蒋介石50岁生日所发表的《报国与思亲》这类个人的重要纪念性文字，也大都由陈布雷捉刀代笔。

1939年5月，陈布雷利用休养时间，整理蒋介石1927年以后的日记，因原稿久置地下室，被水浸入，造成许多不可辨认之处，全由陈布雷进行查补，共费时6星期，才全部完成。

陈布雷还亲自编制了关于蒋介石日常生活起居和行动的记录——《蒋介石的实录》，供后人为其树碑立传做根据。

有时，陈布雷不仅要替蒋写文章，还要充当蒋的代言人。1939年某日，一位学者向蒋介石倾谈三民主义救国的理论，并征询蒋介石的看法。蒋介石对他说：“你可找陈布雷谈谈，他的想法和看法和我是一致的。”

当然，代蒋介石这样的独裁者捉刀为文，并非易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一下飞机，即命前去迎接的陈布雷于当天赶出一篇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

不久，又命陈布雷写《西安半月记》。这项使命强烈地冲击着陈氏深植其心的为文之道，使他的神来之笔不胜其累。据说，陈受命后，因全篇文章均需杜撰，久久写不出一字，便拿手中的狼毫出气。

古人有言“代大匠斫者伤其手”，是说代人为文之不易，那么，代说谎者立言的苦楚就更可想而知了。

陈布雷是国民党宣传方面的主要主持者和决策人之一。他于1981年任教育部次长时，即曾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主持侍从室二处期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方针、计划，也大都要向他请示报告。

抗战胜利后，侍从室改组，陈布雷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不久又改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委员长由蒋介石兼任)，在此期间，蒋介石为其拨款法币100亿元，让他组织一个旨在进行反共反民主运动的“宣传小组”，一切国民党官营或供养的通讯社、报社、杂志社、书局、出版社、广播电台以及与宣传有关的机构，都遵奉“宣传小组”的指令行事，陈布雷因此被国民党主管文化宣传的大员们称为“宣传作战的参谋总长”。

他还利用熟悉报界人士的条件，大力施加影响，要其审慎处理“有政治毒素”的稿件，在宣传口径上与蒋记中央相协调。

陈布雷还着意延揽宣传方面的人才，连因做过汉奸而声名狼藉的陶希圣也被陈以“惜才”为由收留门下，培养扶植成为蒋介石的御用文人。

陈布雷常说，他愿作No.2，而不愿作No.1(愿作二号，不愿作一号)。较之登前台表演，他更喜欢在幕后做羽扇纶巾的策士。在蒋介石周围众多的智囊中，陈是对其最有影响者之一。

他曾对人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抗战胜利后不久，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爆发民族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蒋介石将白崇禧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与三区进行和平谈判的意见转询陈布雷，陈表示赞同并建议蒋介石接受了这个方案。

他还时常主动为蒋介石提供参考意见。三青团成立时，原拟称蒋为“领袖”。

在蒋介石上台讲话前一分钟，陈给蒋写了一张纸条，说不宜称“领袖”，“在家为家长，在团为团长，无不当也。”蒋看了纸条，欣然接受陈的意见，在大会上指示：称蒋介石为三青团团长。遇有重大事件发生，蒋介石时常单独约陈密谈，有时竟至通宵达旦。

陈布雷一向为人谨慎，守口如瓶，所以密谈的内容很难为外人知晓。尽管如此，从蒋介石对陈布雷“筹策谟献，胥关大计”的赞词中，人们仍可清楚地看出他在蒋介石铁幕政治中的重要地位。

陈布雷对自己在蒋幕中的作用也有评价。曾有人问陈布雷，他对蒋介石这个“领袖”的贡献是什么？

他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回答说：“委员长是全国的领袖，系国家安危于一身。譬如说他是‘火车头’，牵引着满载全国军民的一长列火车前进，有时速度太快，路基不平，左右颠波摆动太猛的话，就难免没有危险。我的作用，就等于刹车”，必要时可使速度减低一点，保持平稳。”

他的话不无道理。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西南联大发生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大规模学潮，蒋介石对此十分头疼。他指定陈布雷及教育部长朱家骅、宣传部长吴国桢、中央团部书记长刘健群等成立镇压西南联大学生运动的专案小组，由陈布雷任小组召集人。

小组刚刚成立，还没采取行动，蒋介石就因学潮更加高涨而下令解散西南联大。命令下达后，蒋即赴平津巡视，教育部长朱家骅也因事外出。

陈布雷认为解散不是好办法，所以一反“奉谕”办事的惯例，召开专案小组会议，决定一面由他本人打电报向蒋介石报告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准予暂缓解散；另一面以“解散”威胁联大师生，并策动学生家长将子弟暂召回家，同时通知驻昆明部队做好“接管”学校的准备。

这套办法实行的结果，既没有解散西南联大，又镇压了学潮。这也许就是陈布雷所说的“刹车”作用。

古语云：伴君如伴虎”。在国民党大员中，能久居枢要而又长期为猜疑成性的蒋介石所宠信者极为鲜见，而陈布雷则是其中之一。

他曾对人表白：“自二十四、五年以来，给事于领袖左右，平日谢绝一切酬应，屏绝一切家事，区区愚忠，无非欲腾空此身，俾将全部时间，自早至午夜，全归领袖之支配……”这并非夸张之词。

他到南京任职后，家眷仍留上海，平时很少回家探望，整天守在他的小楼一角，即使偶尔外出，也一定留下去处的电话号码，以便蒋介石随时都可以找到他。他枕畔的茶几上放有一部可与蒋介石和各重要地区主管者直通的电话，虽足不出户，却可及时通晓各方面的机密要闻。

陈布雷这样兢兢业业、克尽职守的幕僚，对蒋介石来说极为难得，因而着意亲近拉拢。他深知这位不图职位、不谋金钱的旧文人心理。在陈布雷50岁生日时，特为之手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为祝，并附书云：“战时无以祝寿，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

当时，打着抗战旗帜的蒋介石正处在威望和权力的巅峰状态，也是其形象对充满幻想的书生最具魅力的时刻。陈布雷受其如此敬重，不禁感慨万千。

蒋介石用诸葛武侯之名言为贺的深刻寓意，深深地打动了陈布雷，他常言“蒋先生给我这八个字，使我特别感奋!澹泊为立身之本，宁静为处世要着，澹泊则与世无争，宁静则坚忍不拔，和我平日所自勉正直平凡二字相表里，能守正，则不致为环境所左右，他物所引诱，自然宁静，甘平凡，则透彻了解本身之能力志趣，以谋对国家社会作适当的贡献。”

蒋介石投其所好，以一纸贺辞就使陈布雷认为蒋氏“知其最深” “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积淀在内心深层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决定陈布雷以追求生命的最大价值为上乘的人生哲学。

他自谓“萦绕心中朝夕与求者，乃在此精神一念，以为人生百年，当谋如何发挥生命最大之能力，以无负天赋各人之神圣责任。此责任固无论大小轻重，但期能精诚专注，全力以赴，贯彻始终，即可不负人生真义矣。”

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他没有找到实践“人生真义”之路，但自我实现的意愿并未泯灭。

与克尽职守为蒋介石效力的现实相反，陈布雷在心灵世界中对官场生涯深感厌恶，悲叹正在消失的自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性格与角色的冲突，加剧着他人格的双重化趋向，导致他在现实生活中呈现出扭曲的心态。

显赫的高位与日益痛苦的心灵如此难以协调和统一，使他时刻感受到这种内心冲突的尖锐与沉重。他在教育部次长任内，曾在鸡鸣寺求观音签，问何时可以解官归里。

目睹国民党上层分子之间永无休止的勾心斗角，对政情宦海的黑暗内幕了解愈深，“益视政治生活为畏途”，而愈加渴望回到早年的报人生活中去。

抗战后期，蒋介石自任国民政府主席，让陈布雷作文官长，陈一直推辞不就，以致宋美龄曾为此责备陈太顽固。抗战胜利后，陈布雷还时时想回上海去作记者。

当他得知一位朋友辞官而专办报纸的时候，特意致信道贺。信中说：“兄今真为独立与自由之记者矣。”欣羡之辞饱含着对自己依从地位的厌倦和对独立与自由的深切向往。

然而对独裁者“知遇之恩”的图报之心和辅助明君安邦治国的幻想，又使他处于欲去不能、欲罢不忍的境地。

早在大革命时期，在各阶级、党派、个人都经历着分裂与聚合、离析与再组的风云变幻中，陈布雷就把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身上。

五卅运动后，陈布雷曾以他信奉的是“全民革命”为由，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的期待之手。1927年陈布雷见蒋介石后不久，因蒋对他说，中国不应取“一党专政的办法，顶好将来要各党各派共同负起建国的责任”，他觉得“蒋先生的看法，胸襟远大，于国家有利。”故从那时起，就死心踏地为蒋介石服务。

然而，严酷的历史进程毁灭了他的天真幻想。1948年，中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国统区经济崩溃，南京政坛更是一片混乱，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瓦解只在弹指之间。

这一切，对陈布雷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如他在给蒋介石的遗书中所说：“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此刻，他已经十分明白，他20多年的隐忍，半生为之献身的所谓“事业”，只不过是一场虚幻的泡影。理想的破灭所导致的深深的绝望使他的生存意志崩溃了——哀莫大于心死。

精神和肉体的极度痛苦使陈布雷弃世的念头萌动不已。千古相承的君子之忧在陈布雷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此心安放不下”。

可悲的是，他的忧思却寄托于一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没落的政治实体，为“党国”而忧，为反动独裁的“领袖”而忧，其结果，殷忧非但不能启圣，反而备加苦闷，积郁成疾，加之工作繁钜，用脑过度，致使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极度的神经衰弱和失眠症使他终日疲惫不堪，“油尽灯枯”之感已浸透了他的整个身心。“我的身体是无法好起来的，我的心永远在痛苦忧念之中”，“每逢心里痛苦时，常常有‘终结我的生命吧’的念头来袭余之心……”

在“决绝”之念已定的时刻，陈布雷非常清醒、冷静地在遗书中对亲友倾诉苦衷，称自己“遭时艰虞虑而生性孤僻如此，处境之进退无措至此，身心之疲弱无能复至此，其终于出此下策。”但是他却有意忽略了促使他诀别人世的最直接的原因。

1948年11月8日，陈布雷出席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会上，蒋介石作了一次“破斧沉舟”的讲话，宣称：“抗战要八年、‘剿匪’也要八年”。据说陈布雷看到这句话之后目瞪口呆，他在整理蒋介石的讲话记录时，想将其略去，而蒋介石则坚持保留。

另外，据言此前不久，他曾向蒋介石提出过与共产党谈判的建议。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声色俱厉地痛斥主和派即是向共产党投降，并声言一切和谈谣言“绝不影响他战斗到底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话也许并非针对陈布雷，但在客观上，无疑是对他精神上的一个巨大打击。

11月11日上午，陈布雷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临时会议，返回住所时脸色大变，一进门便问秘书，自己的脸色如何。

秘书觉得他确实与出门时大不相同，面颊灰暗无光，一副病容，便催他赶快吃饭休息。在饭桌上，他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对几个文秘人员侃侃而谈。

从自己读书、考秀才、作记者、入参戎幕20余年的经历，一直谈到当前的时局，最后他深为感慨地说：“外间都说我在委座面前说话有效果，不知道我不常说话，现在在委座面前说话的人多了，我更少说话，即使不得已而言，委座也未必肯听。”

陈布雷与随从们的最后一席谈话中的最后一句话，大可为他在几天之内所遭受的刺激和他与蒋介石之间隐含的矛盾、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失意之感作一个注释性的说明。或许就在此刻，他作了最后的决断。

他郑重地告诉副官和秘书：“让我安静些!”他“需要休息”，从此闭门谢客，在一天半的时间里，从容地写好了一批遗书和杂记，然后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