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始终纠缠于朋党之争，东汉的党锢之祸，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元祐党籍，南宋的伪学逆党等。

然而不少人还是不由自主地被卷进东林与浙党的党争漩涡。那些进士出身的文人，初涉政坛，对政坛中党争陷阱的险恶估计不足，稍不留神就卷了进去，而成为党争的牺牲品。郑振先、郑鄤父子的悲剧就在于此。

就他们本人而言，身受儒家正统教育，一身正气进入政坛，看不惯上层官僚的不正之风，口无遮拦地品评人物，非议朝政，结果受到当权者以党争为借口的整肃，家破人亡，实在是很不公正的。

郑氏父子所代表的郑氏家族，出于元明两代受到朝廷旌表的金华府浦江县“义门郑氏”。朝廷旌表“义门郑氏”的用意在于，提倡以肃睦治家的“孝义之门”，家庭中凛如公府，从而达到家国一体的社会理想境界。“义门郑氏”其中的一支从浦江县迁往常州府武进县，成为郑振先、郑鄤父子家族。

后人在谈到郑振先、郑鄤的籍贯时，都说他们是常州武进人，而不知其祖籍是金华浦江，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义门郑氏”遵循儒家传统伦理道德，制订严格的家规《郑氏规范》，要求族人以孝义为民，以清正为官，郑振先郑鄤父子在家训的熏陶下，以这种道德规范待人处世，进入官场亦复如此，与上下左右显得格格不入。

郑振先，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及第，先后在工部营缮司、兵部武选司、礼部仪制司任职。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四月，上了一本措辞严厉的奏疏《直发古今第一权奸疏》，矛头直指掌握朝廷大权的内阁大学士朱赓、李廷机。

郑振先

沈一贯下台后，朱赓、李廷机推行没有沈一贯的沈一贯路线，被正直人士戏称为“衣钵相传”，纷起抨击，锋芒最为尖锐的就数礼部仪制司主事郑振先。

他把朱赓、李廷机斥责为“古今第一权奸”，比以往历史上的奸相更为阴险更善于掩饰：“以避权而擅权，以擅权为无权，屈曲迁互，层层幽秘，朝野疑而不可知，知而不可言”，“此自沈一贯开从来奸相未有之窍，至于今日愈出愈奇，所以林甫辈犹拙也”。他把政坛最高层的不良传统，称之为“灯灯相续”，“薪薪无穷”。

朱赓对于郑振先指责他十二大罪非常不服，上疏辩解：“振先数臣十二大罪，不言第一庸臣，而言第一权奸，似非实录，俱不敢承”，口气很不理直气壮。

然而万历皇帝还是为他撑腰，谴责郑振先：“捏无影之事，污蔑辅臣，倾害忠良，以自固位荣身”，下旨将郑振先降三级调极边方，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当权者又借“辛亥京察”之机，把郑振先革职，使这位颇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无所事事地在家乡闲居至死。

郑振先上疏弹劾内阁大臣，本是官场寻常事，却被好事之徒与党争挂起钩来，使事情趋于复杂化——虚拟为东林向浙党的进攻。

把柄是似是而非的其中之一就是，郑振先的儿子郑鄤在天启年间被王绍徽列入黑名单《东林点将录》中，这份黑名单是王绍徽秉承魏忠贤的旨意为打击异己而炮制的，他仿照水浒一百零八将的名号，点了东林一百零八将，加给郑鄤的帽子是“地异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郑鄤”。

他们的逻辑是，既然儿子是东林分子，那么父亲必然也是东林分子。

天启二年（1622年），郑振先之子郑鄤进士及第，同科状元则是他的好友文震孟。这两位少年才子初登政坛，立即展示出锋芒毕露的风采。

当年十月，翰林院修撰文震孟以少年新进的锐气，呈进《勤政讲学疏》，批评天启皇帝不“勤政”，上朝有如应付官样文章，“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日前朝廷颁布禁止讲学的文告，实际上企图重演南宋当权者诬陷朱熹“伪学逆党”的一幕，“置道学以逐名贤，有甚伪学之禁”。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话表面上似乎在批评皇帝，实际上是在抨击魏忠贤擅权。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魏忠贤，利用天启皇帝醉心于泥水木匠等雕虫小技而不理朝政之机，专擅朝政，每当上朝之时，魏忠贤站在皇帝身后，颇有僭越嫌疑地接受大臣对皇帝的跪拜，而且对皇帝耳提面命，天启皇帝鹦鹉学舌般回答大臣的请示。因此文震孟要说皇帝上朝“第如傀儡登场，了无生意”。魏忠贤当然不能容忍有人对他的擅权有所非议，抓住文震孟奏疏中“第如傀儡登场”一句，在皇帝面前挑唆：“文状元疏中以偶人比万岁。”激起皇帝的不满情绪，终于导致文震孟的罢官。这种处理方式过于简单粗暴，而且明显出于魏忠贤之手，舆论哗然。

与文震孟同科的翰林院庶吉士郑鄤仗义执言，呈进《谏留中疏》，从大臣奏疏屡屡留中不发谈起，抨击魏忠贤的擅权。他说，大臣的奏疏不经皇上御览而留中，“必有伏戎援奥之奸”，这“壅遏不通”为奸臣提供了“窃弄之机”。

叶向高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郑鄤以“党护同乡”罪遭到降职处分，从中央放逐外地，郑鄤拒绝赴外任，愤然回归故乡常州武进。当时的内阁首辅叶向高极力挽回，向皇帝上疏为文震孟与郑鄤开脱，说这是“书生泥古之过”，郑鄤这位三吴名士，与文震孟同时罢去，非常可惜。但是这上疏已经于事无补了。

崇祯元年（1628年），崇祯皇帝大刀阔斧地清查阉党逆案，昔日遭魏忠贤迫害的官员纷纷起用，郑鄤也以翰林院庶吉士原官赴京履任。不久，因父亲郑振先病故，辞官回乡丁忧守制，继而母亲吴太夫人病故，继续丁忧守制，直到崇祯八年（1635年）才重回官场。

郑鄤退居林下之时，内阁中周延儒与温体仁互相倾轧，引起言官非议，郑鄤在公开场合倡言：周决不可用，而温实可大用，言官不应当各打五十大板。与郑鄤同出于前阁臣钱龙锡门下的钱士升对这种说法十分欣赏，为讨好温体仁，极力向温体仁推荐郑鄤。

当时，文震孟已经进入内阁，处处受到内阁首辅温体仁的排挤，因此他劝郑鄤不要来京。郑鄤以为有阁臣钱士升推荐，内阁首辅温体仁提携，仕途一定有如坦途，欣欣然赴京履任。殊不知他的族舅前任阁臣吴宗达早已在温体仁面前百般诋毁，使温体仁心存芥蒂，他的仕途凶多吉少。

据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四编卷九“郑谦止始末”记载，郑鄤初次拜谒温体仁时，两人之间的一场交谈，已经伏下郑鄤日后悲剧性下场的伏笔：温体仁试探性地提问：“南方清议如何？”郑鄤毫无戒备地回答：“人云国家需才，而庙堂未见用才。”温体仁说：“非不用才，天下无才可用。”郑鄤说：“用人则才出，不用则才伏。方今防边荡寇最急，能如萧相国之识韩淮阴，宗留守之识岳忠武，何患不能成功？”

温体仁

对于如此咄咄逼人的气势，温体仁极为反感，表面上致谢，暗中却在盘算：“彼锋芒如刃，必纠弹我，动摇我相位”，一定得设法剪除。

适逢此时温体仁先后排挤了阁僚何吾驺、文震孟，京都舆论哄然不平，一向敢于直谏又不甘寂寞的郑鄤也发表了愤激言论，非议温体仁。温体仁获悉后，决定上疏纠弹郑鄤，并借题发挥整一下他的好友文震孟、黄道周。

据陆世仪《复社纪略》及文秉《烈皇小识》记载，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温体仁决计黜除郑鄤，花钱从吴宗达处购得道听途说的揭发材料——骇人听闻的所谓“杖母蒸妻”的不实之词，写成纠弹郑鄤的奏疏。然后拿了这份奏稿去找曾经向他推荐郑鄤的钱士升，对他说：“今为郑某事具疏，当与老先生同题。”钱士升欣然答应，等到看完疏文，才知道里面写的是郑鄤“杖母蒸妻”的事情，立即面红耳赤，双腿颤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温体仁冷笑道：“固知老先生不愿题也。”遂单独具名呈送皇上。

当时皇帝正以孝悌风励天下，得知内阁首辅控告郑鄤如此不孝不悌，勃然震怒，下令将他逮入刑部狱中严加审讯。

刑部尚书冯英初审后，向皇上报告：“郑鄤假箕仙幻术，蛊惑伊父郑振先无端披剃，又假箕仙批词，迫其父以杖母。”并未直指郑鄤杖母，又称郑鄤颇有才名，语气较为客观。温体仁以为这是回护郑鄤，借故把冯英革职，转手把此案移交给锦衣卫镇抚司审理。锦衣卫都督同知吴孟明也感到温体仁的控告缺乏证据，案犯受到冤屈，一直未予了结。

崇祯十年（1637年）六月，温体仁罢官而去，此案仍然悬而未决。次年夏天，京师酷旱，皇帝要各衙门从救灾着眼陈弊政宣冤抑。吴孟明便把此案作为“冤抑”上报，希望释放郑鄤，以昭天和。“淹至三年，京师夏旱，谕各衙门陈弊政，宣冤抑，吴孟明奏曰：‘臣衙门冤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与闻。但有幽禁三年，无人为之雪理如郑鄤者，或当释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则蒙极严之旨，谓杖母逆伦，干宪非轻，如果无辜，何无人为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从公回话。时台中三人，刘光斗、刘呈瑞、王章正在忧虞，而光斗内艰之信至，适有武进落魄生员许曦，与管绍宁同入泮，无聊至京，会际考武英殿中书，管因取许，每月支俸米一石，一无事事，犹未题授实职，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计者代为草疏，实其杖母，再指奸媳、奸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进，于刘则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课读，寸晷为惜，自六岁从师，至二十岁联捷，从未敢一刻擅出书馆，郑鄤之事，窗外无闻也。’王则曰：‘臣本农家子，离城百里，郑鄤之事，系宦室闺门，草野耳目，实未闻见。’两疏后一日封上，预属政府，于许疏法司严讯，刘、王则曰已有了旨也。初审覆疏，以事属影响，言出谤忌，革职太轻、遣戍太重，惟候圣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实情指驳。继则严苛索详，因破情面，衡律例逆伦罪款，法无轻贳矣。旨意尚以亲属未经面质，议拟犹然疏纵，狱案未定，湔夺降罚，且次第于西曹。”

朱由检

崇祯皇帝在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圣裁”：将郑鄤凌迟处死！当时舆论认为，温体仁虽然已经罢官而去，皇帝却遂了他置郑鄤于死地而后快的心愿。“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妇老幼听勘于公庭。韩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严刑之侧，询其奸媳，但云一凭法堂明断，余皆不敢出诬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韩翁甫出，殒绝舆尸矣。”无怪乎民间有所谓“崇祯皇帝遭瘟了”的谚语，以瘟与温谐音，暗指崇祯皇帝遭温体仁蒙骗而不自知的情况。

这一事件再次证明崇祯皇帝“遭瘟”之深。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二十六日黎明，“脔割之旨乃下，外拟原不至是。许曦是早来，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桥下四牌楼是也。时尚无一人，止有地方夫据地搭厂，与竖一有丫之木在东牌坊下，旧规杀在西而剐在东也，厂则坐总宪司寇秋卿之类。少停，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俱藏贮铁钩与利刃，时出其刀与钩颖，以砂石磨砺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声亦嘈杂殊甚。峚阳停于南牌楼下，坐筐篮中，科头跣足，对一童子，嘱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尚缓片刻。’少顷，从人丛中舁之而入，遥望木丫，尚闻其这是何说者？连词于极鼎沸中，忽闻宣读圣旨，结句声高，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尽股栗也。炮声响后，人皆跂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亦原无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之绳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后，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巅，众不胜駴惧。忽又将绳引下，而峚阳之头，突然而兴，时已斩矣，则转其面而亲于木背尚全体，聚而割者如猬。须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飞电走，云以刀数报入大内也。午余事完，天亦闇惨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科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矣。”

文章气节功名显赫的郑鄤身上的肉，竟然被京城愚民买来作为医治疾病的药料，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正义感同情心，社会已经麻木到何种地步？群氓已经蒙昧到何种地步？呜呼哀哉，令郑鄤的亲朋好友无话可说了。

黄道周

然而还是有人要说话。大名鼎鼎的鲠直官员黄道周直言不讳地向皇帝自陈“七不如”郑鄤，其中之一就是文章气节不如郑鄤。崇祯皇帝大为不满，指责他：颠倒是非，甚至蔑伦杖母名教罪人犹曰不如，是何肺肠！黄道周辩解道：“臣与郑鄤同为庶常时，文晨孟疏论魏忠贤，郑鄤抗疏任之，削籍归山。每以臣为怯，臣心愧之也。每执笔不能明白，辄思郑鄤，以为不如，真不如也。盖以此自贬，亦以此分规。”郑鄤被脔割处死后，黄道周慨然叹息：“正直而遭显戮，文士而蒙恶声，古今无甚于此者。”

有如此知音为之鸣冤，为之赞颂，郑鄤可以死而瞑目了，然而死得这样惨毕竟是令人心酸的悲剧。他如果听从文震孟当年的劝告不赴京履任，也许悲剧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