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的演变，看中央集权制的进化

“三公九卿”的中央官制古已有之。秦始皇设定的“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丞相总管天下事、太尉掌军权、御史大夫主管政法，然丞相管百官却不能对太尉及御史大夫发号施令。秦朝的“九卿”即奉常、廷尉、治粟内史、典客、郎中令、少府、卫尉、太仆、宗正。奉常掌祭祀礼仪、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典客负责国家外交、郎中令掌管皇帝警卫、少府掌管国有企业、卫尉掌管宫廷警备、太仆负责公务出行、宗正掌管皇帝宗族事务。

汉承秦制，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仍沿用了秦朝的“三公九卿”中央官制，但到了汉景帝时期，汉景帝刘启把“奉常”改为“太常”；“卫尉”改为“中大夫令”；“廷尉”为“大理”；“典客”为“大行令”；“治粟内史”为“大农令”。而汉武帝刘彻又将“大农令”改为“大司农”、“大行令”改为“大鸿胪”、“郎中令”改称“光禄勋”。这时的“九卿”之位改称为：太常、大理、大司农、大鸿胪、光禄勋、少府、中大夫令、太仆、宗正。不过景帝与武帝虽将“九卿”中的“六卿”更名，却并没有改变其职能。

随后，汉武帝又将“三公”之“太尉”改称为“大司马”，后汉哀帝刘欣将“丞相”改称为“大司徒”，再后来汉成帝刘骜又将“御史大夫”改称为“大司空”。这时的“三公”之位就由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演变成了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不过换汤不换药，改了称呼后的“三公”仍然没有实权，尤其是大司马掌兵马，却无权调动兵马。随后，汉武帝又改设了内朝与外朝，内朝成为了汉武帝亲自发号施令决策单位，而外朝则由大司徒掌管的具体执行单位，变相地将大司马与大司空绕开大司徒直接向皇帝汇报。

原本丞相（大司徒）管百官，太尉（大司马）掌军权、御史大夫（大司空）主管政法的组织架构，渐渐变成了大司马与大司空削权为一个虚职，大司马不能调动兵马，大司空制定不了法令，军权与政法集中在皇帝手里。这还不算，汉武帝又在内朝中设立了一个尚书台，也就是现代的秘书处的意思，反倒让尚书令（秘书长）成为了一个实职，此时的“三公”变成了有职无权，国家大小事务，完全由皇帝一人说了算。由此可以看出，在汉武帝之前，德高望重的“三公”对皇权是有制约的。

到了汉平帝刘衎时期，皇帝年幼，身为大司马的王莽也同时兼了尚书令的职务，这让锐意改革的王莽有了用武之地。他又将“九卿”之大司农改为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光禄勋改为司中，称为六监。这时的“九卿”分别称：秩宗、作士、纳言、典乐、司中、共工、中大夫令、太仆、宗正。王莽以《尚书》的文章为准“托古改字”，其实也一样是换汤不换药，“九卿”还是各自干各自的活，而且还不像“三公”那样有职无权。

到了汉光武帝时期，“三公”只剩议事功能，职权完全被尚书台取代，皇帝之下权力最大的官是“领尚书事”（秘书长）。但实际上尚书台只是一个皇帝议政单位，具体事情还得有人具体执行，为便于落实责任，汉光武帝又将太常（秩宗）、光禄勋（司中）、卫尉（中大夫令）三卿，为太尉（大司马）所领；太仆、廷尉（作士）、大鸿胪（典乐）三卿，为司徒所领；宗正、大司农（纳言）、少府（共工）三卿，为司空所领。这时的“三公”又开始分管“九卿”，也等于是分拆了原丞相（大司徒）的权力。但东汉战事较多，掌管兵马的大将军进入了权力核心，并渐渐地位列“三公”之上。

因此可以看出，从秦朝到汉朝“三公九卿”的演变，主要集中在消减“三公”的权力，“九卿”虽然有名称变化，但具体负责的事务没有大的变化。其中变化最大的丞相（司徒）与太尉（司马），到了汉光武帝时期，原掌管百官的丞相主要负责一些外交出行与制度建设的事务，原掌管天下兵马的太尉分管一些地方安保工作，而原本负责政法的御史大夫只负责财政与国有资产等工作，有事情干了，但也没多大的权力。所以“三公九卿”中央官制的演变，说到底只是为了加强皇权统治，在权力划分上做了一些局部调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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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