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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这句话是邓颖超写给周总理的。简单的一句话，足以看出他们之间恩爱和睦的婚姻生活。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当时，邓颖超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
周恩来则刚从日本留学回来，主持编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该报在天津、北京等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为了加强爱国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邓颖超、马骏等20名青年成立了“觉悟社”，并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中，周恩来和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真正的勇士，他们在斗争中建立了纯正的友情，成为了志趣相投的战友。
1920年11月，周恩来出国留学，邓颖超则开始走向社会。虽然这一时期两人远隔千山万水，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联系。
在频繁的通信中，他们仍然以革命活动、彼此学习和今后的事业作为主要内容，始终坚持将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个人的事情和利益放在第二位。
周恩来和邓颖超就是在这样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定情的。
1924年9月，周恩来回国，在广州工作，而邓颖超仍然在天津工作。周恩来回国近一年后，两人才有了见面的机会。
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前往广州工作。由于当时周恩来工作繁重，竟然没有时间去接邓颖超。而邓颖超抵达广州后，照着通信地址上面的住处自己找到了周恩来。
在广州一间简朴的小房间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结为了一对革命伴侣。此后，两人在白色恐怖严重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年代里，聚少离多，多次与生死擦肩而过。
在上海地下斗争期间，周恩来和邓颖超频繁更换住处，几乎没有在一个地方待到超过一个月。
1939年夏，周恩来在去杨家岭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由于所骑的马受惊，周恩来不小心跌了下来，摔到了路边的石头上，右臂被摔坏。
延安当时的医疗条件落后，又缺乏设备，医生将他错位的骨头接好，但拆掉石膏后，他的右臂还是不能伸直。随后，周恩来被送到了苏联就医。
当时，邓颖超正在重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不让妻子担心着急，周恩来用左手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
邓颖超收到信后，虽然心中焦急，但很快她便镇静下来，开始收拾东西赶回延安，陪周恩来去了苏联治疗。
1943年，由于国共关系再度紧张，根据党中央安排，周恩来、邓颖超等大部分工作人员离开重庆回到延安工作。
回到延安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参加了整风运动。邓颖超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当时，有的妇女因为有压力后，便跟自己的丈夫选择了离婚或疏远。
然而，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却恰恰相反，他们经常在饭后手拉手一起出门散步，在朝夕相处中获得慰藉和快乐。
在当时小小的延安，传播小道消息十分迅速且盛行，这也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在这些谈资中，却没有一点儿关于周氏夫妇的传闻。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和邓颖超也时常不能团聚，因为周总理更忙了。
1955年，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事件后，周总理仍然坚持出席万隆会议。1957年，匈牙利事件时，周总理也决定按原计划访问匈牙利……
这些行程危险重重，但周总理为了革命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在这背后，邓颖超是他革命工作最有力的支持者。
1967年，由于长期过度劳累和缺乏睡眠，周总理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1972年，周总理又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但他仍然坚持工作。
1974年，周总理病情继续恶化，面色已经苍白，走路、洗漱时都会有呼吸加快的症状。此外，由于肿瘤发展迅速，膀胱里淤积了大量血液并凝结成了血块，这些血块堵住了尿道内口，排尿变得十分困难。
1974年6月，周总理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此后，他共接受大大小小的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就要做一次手术。
1975年8月，住院已经一年多的周总理病情仍然不见好转，经过检查后发现，癌细胞已经开始扩散转移到全身内脏器官。
9月20日，周总理接受了第四次大手术治疗。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继续治疗。
这时，守候在手术室外的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总理又做了一次手术。但这次手术后，他再也没能离开病床。
此后，对周总理来说，吃饭成为了一项艰难的任务。
为了给周总理补充营养，卫士们在与大夫们协商后向邓大姐提出希望能够在人民大会堂定做一份红烧鱼翅。因为这时周总理已经多日来不曾下床吃饭了。
这一提议获得了同意。然而，尽管如此，周总理也一共只吃了八口饭。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吃八口饭也只需要一两分钟，但对于当时的周总理而言，却吃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一天，医疗组有位专家推荐了北京饭店的一种汤。卫士们急忙开车去北京饭店买。取回来后，周总理喝起来觉得不错，还问道：“这汤是哪做的？记得一定要付钱呀。”
卫士急忙回答道：“放心吧，总理，钱已经付了。”
后来，卫士们又去北京饭店买了一样的汤回来打算喂给总理吃，当时，饭店的负责人说：“总理吃得好，以后还会再要，最后一起算吧。”这次便没有给钱。
但没想到的是，当时周总理改用鼻饲，拿回来的汤也喝不上了。工作人员忙于照顾当时病重的周总理，便将汤钱忘了。
后来，周总理逝世后，卫士们想起了那碗汤，急忙给北京饭店打电话说明情况。结果，负责人却哭着说：“总理都已经不在了，你们怎么还想着汤钱，这钱我不能要，不能要。”
最终，这碗汤钱就没有给成。当时，工作人员没有多想，便不再给了。到了晚年，这位工作人员想起这件事来，仍然觉得对不起周总理。并表示“这是我们的失误，是我们的错。”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心跳突然掉到了七十几，中央领导在接到抢救总理的消息后，李先念第一个来到病房，嘴里只发出一句“总理……”便哭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邓大姐守在病房，看着忙碌的医生，心中祈祷着周总理挺过来。
当天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跳变成了一条直线。在为人民日夜奋斗了60多年后，周总理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永远地离开了。
随即，病房里响起一片哭喊声，邓小平、叶剑英等同志都纷纷赶来了，大家静静地站在总理病床前，深深地三鞠躬。
周总理逝世前，曾多次交代医务工作者，一定要解剖自己的遗体：
“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周总理生前遗嘱，医生对他的遗体进行了解剖。结果显示，总理体内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肝脏、肺、大脑都已经形成了恶性肿瘤。
拿到解剖报告后，邓颖超已经泣不成声，她心疼周总理与病痛折磨做斗争，心疼周总理至死都放不下国家和人民。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她生前曾几次讲：“我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装周总理骨灰的骨灰盒），不要再买新的，不要浪费国家的钱。”
按照邓大姐生前遗嘱，工作人员用装过总理的骨灰盒又送走了邓大姐，她的骨灰全部撒入了天津海河入海口。
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崇高精神和伟大情怀至今叫人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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