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古材料来看，今河湟一带发现的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如：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高原腹地的诺木洪文化，周时期河湟地区已成为羌人的故乡，他们世代传承，繁衍生息，成为最早开发河湟谷地和青海高原的世居民族。

人类的生存和活动都要受到一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生存方式及其物质生产的活动。西羌所居地区据《通典·州郡·鄯州》条注：“古西羌所居，谓之湟中地。”另据《后汉书》是指黄河、湟水，即所谓湟中地，指的是黄河与湟水相交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东部属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西、南部倚着青藏高原并与之毗连一体，属两种不同类型的地域连接过渡的镶嵌地带。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沛，适于农耕；兼之森林繁茂，水草丰美，更是牧畜的理想环境。

因而古代河湟地区无论哪一民族的社会经济活动都不能与畜牧业经济相脱离。因其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河湟古羌人的畜牧业有自己独特的内容，畜养家畜极其独特。他们最先驯养野牛成为牦牛、野羊成为藏羊、野马成为藏马，还驯服了一种凶猛的狻猊．成为忠勇于人的藏犬(獒)。

还创造了异种杂交而育成乳、肉、毛、皮和役用俱优于牦牛但不能传种的犏牛。”先秦，河湟羌人什么时候开始从事大规模的早期畜牧业生产的呢?这里首推《后汉书》的《西羌传》关于河湟羌人在周朝秦厉公(公元前476-公元前433年)时期的第一篇比较完整的历史记载。其后代子孙世居河湟且成为诸羌豪酋。

从考古资料来看，无戈爰剑及其子孙生活的年代正好处于卡约文化的发展阶段。其生产方式的过渡也可依据大量的考古资料来证实。卡约文化及同时期的辛店、诺木洪文化属于青铜文化，青铜的生产促进了河湟流域各羌部落的狩猎业发展，这是因为为猎人提供了更为锋利、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狩猎业的发展为大面积范围内的放牧创造了条件。

“畜牧业在青海境内比农业更能有效地利用周围的各种资源，因而也更具有优越性”。青海河湟地区远古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转变，也完成了向畜牧业经济的转变。“从齐家文化到卡约文化的经济转变是甘青高原地区的一个进步，并导致了生产、生活用具的变化。”嘲卡约文化的墓葬中又习用羊、牛、马、猪、狗和鹿随葬．而且彩陶上多见的羊、鹿等图案，说明卡约文化应是一种兼农、牧和渔猎的经济，总的来说，当属畜牧业经济。

比如发现于湟中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从随葬马、羊、牛等大家畜骨骼上看，以畜牧业为主的是诺木洪文化的居民，在塔里他里哈遗址北部即六号土环围墙之南约四十多米处发现一座略呈卵圆形的大型圈栏。在圈栏内有大量的羊粪堆积。又有少量的牛、马和骆驼粪便。

羌人创造的独特的畜牧业，不仅开创了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先河，也为千百年来至今不衰的高原畜牧业经济和后代人充分利用青海地区草场资源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为青藏高原草原文化增加了雪域色彩，成为藏族在青藏高原赖依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

河湟地区的古羌人用了很长的时间驯化了藏系绵羊。藏羊，是一种特有的动物在远古时期栖息于青藏高原的草地上，又称“番羊，青海周围牧场弥望遍于山谷原野。我国最早创造的羊字系象形字，画的是大头、盘角、大眼、小尾巴的“羊”字，独体象形字，字像正面羊头形，如殷墟甲骨文中就有这样的字，显然是古羌人畜养的大角藏系绵羊。

从丰富的地下考古资料中得到证实，在今甘、青的河湟地区与古羌人有关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诺木洪文化各遗址中都有大量陪葬的羊，尤其是卡约文化中的阿哈特拉山普遍以羊作随葬品，有的多达2000个，而有的墓中随葬羊角有100多个。

毛布主要原料是绵羊毛，有的还经过染色，以黄、褐两色为主，少数为灰黑色、红色或白色。羊毛用陶或铜纺轮以及骨纺轮(大量出土)经过加工纺织成毛线，再用线织成毛布，汉文文献中称为“褐”即毛布。将绵羊作为贡品或商品大量输送至中原，汉文文献也将其称之为牧羊人。而且时至今日“四川岷江上游的羌族人民的家中，羊肉是重要的副食品，羊毛织成毯子，羊皮为衣着的主要原料。”

先秦时期的河湟古羌人驯养藏犬，这是一个世界奇迹，这一方面要马养野羊、野牛更为出色，视其难度十倍于驯养野牦牛是不为过的。我们知道，未驯化之前的藏犬是生活于青藏高原的一种猛兽，以野牛、野羊为食，与狼极相似，“青海产者佳，大者高二三尺，形狰恶”。

根据文物普查资料来看，比卡约文化要早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除民和地区外，主要分布在河湟川谷地带，很少涉足至支流腹地和浅山地区，而卡约文化则不同。

在河湟流域已伸人各支流腹地和浅山地区发展，并超越出河湟流域向青海湖沿岸和诺门河黑河地区发展，已进入青南高原，而且诺木洪文化遗址就在柴达木盆地，比卡约文化更西，而且从《禹贡》到《后汉书·西羌传》也记载羌地也逐渐地扩大，这样当河湟羌人因驯养了牦牛和绵羊而寻找更好的牧养地，逐渐向青海高原腹地移民时。

藏犬被善于驯养动物的河湟古羌人所驯服。就会向敌人猛扑过去，不畏刀棍，死不退缩，其下场只能被赵盾“捕而杀之”“羿杀猫罐”。卡约文化的上孙家寨类型的墓中西北角挖一椭圆形浅坑，内有一副狗骨架，领系铜铃一枚。有的大型墓中是整狗一只。

由于植被高原较低或总盖度较低，游牧民如果密集地生活在一起，就会使生产发生困窘，只有分散放牧，才能保证足够的食物来源。分散放牧的结果，人与人间接触的机会变小了，而与家畜的接触的时间大大增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松散，个人往往处于孤独的境地中。

相反，人与家畜的关系变得紧密了，他们无时不刻不在与家畜打交道，而家畜在生理现象上与人有许多相同之处，能吃喝、能活动、会生殖等等，表现出更多的‘灵性’，人们不能不把它们看成是与人有着同样‘灵魂’的东西。”

故而，先秦时期处于自然游牧经济阶段的古羌人，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力弱，藏犬在防止野兽的袭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形中降低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使人们容易在本质上把人和藏犬对等看待，因而藏犬是备受重视的，否则不会在大型的墓葬中发现一只整狗，更不可能给其佩戴铜铃。

此时，藏犬在古羌人的畜牧业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犬已成为其守家、御盗、捍卫人畜的得力家犬，“而防盗最为得力，故番人有以一马易一犬者，资其用也。”跚时至今日，在茫茫青藏高原大草原上，牧民如没有了藏犬，其牧业生活则是不敢想象的。河湟羌人能把凶顽的野兽驯养成为忠勇的家畜，的确创造了人类驯兽的奇迹。

牦牛是较寒地区特有的家畜，“一名毛牛，野番养为驮载。亦可供食，但不能耕用”，以往人们把牦牛强行带人气温较高的环境。结果往往是发狂而死去，因此不可能将牦牛带人中原与黄牛交配，只可能将黄牛带入古羌人生活的较寒地区。比黄牛力气大“可耕载”又“牡者资以取乳”，更适合于耕作和饲养。

犏牛适应力极强，且耐劳耐热，在河湟谷地较平坦的地区使用犏牛耕作最适合不过，而且羌土辽阔，连接中原，那么这种“性尚良”又“可耕载”又能“取乳”的优良犏牛一定会在中原各诸侯国中得到青睐的，那么将其作为祭祀的牺牲也是不足为奇的。并被汉文文献所记载。

古羌人的这一发明对推动青藏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更为重要的是犏牛在河湟古羌人农业生产中的使用，是重大的农业变革，推动了当时河湟农业生产的向前发展，奠定了河湟两千年来最基本的耕作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河湟地区农业代替畜牧业成为河湟地区主要经济形态的步伐，也成为汉王朝时羌人在河湟地区迅速崛起，并且是河湟地区赖以生存和几次反抗中原汉王朝的社会经济物质基础。对后世藏族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功不可没的。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青海地区的古羌人已有了发达的以藏羊、藏犬为完整体系的畜牧业经济，他们饲养的这些家畜作为贡品输入中原王朝后，丰富了中原王朝的饮食内容和祭祀文化，其也被大量的先秦文献记载了下来，对中原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为甚者，羌人创造的这一独特的畜牧业经济促进了青海高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步伐，加快了这一地区畜牧业经济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从文物普查资料看，以农业经济为主且早于畜牧业经济为主的卡约文化的马家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