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难下的救亡：《国风》杂志的创办

日本在中国古藉中被称为“侯”，“作为史，最早提及円本的为《汉书地理志》‘燕地条’，其文曰：‘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寥宴十余字，语焉不详。

其后，在《三国志魏志》的‘东夷倭人传’中，以近两千字的篇幅，较详细的记述了以邪马台国为中心的古代日本社会风貌和地理形势。自此以后，在历代正史典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述不绝于书。”

所以《国风》杂志的创办是为了“升国格”，也就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大批南高学人围绕着《国风》杂志，尝试着救国策略的探索。

而他们的努力不仅包括人文精祌的追求，对于国防与科学的研究也不曾忽略，“他们围绕《国风》提出了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救亡策略，以充实国力，抵御外诲，并且注重到民众对国家存亡的重要”。

2.《国风》杂志与缪凤林

《国风》杂志创办于1932年9月，其创办之初秉持的宗旨实际上与《学衡》杂志一脉相承，其具有的作者群也主要以原《学衡》杂志的作者为主。

所以《国风》杂志的创办仍然延续了《学衡》强调“民族文化精神”的路径，除此之外，由于面对新的国家危机，《国风》杂志在本史研究以及国防科学建设研究上，也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3.以学术争胜于世界之林”——缪凤林民族情感的另一种表现

1932年，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开始陆续出版。关于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编纂，张季鸾在序言中就已明确提出：“吾辈厕身报界，刺激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因亟篆辑中日通商以后之重要史实，载诸报端，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概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

所以此书的目的，就在于以历史的回顾来激发国人奋斗之决心，这与缪凤林此时的主张也是一致的。

但是在对外而言，当中国学术进入到世界领域之后，对历史研究的意义的认知，就不再局限于国民与民族情感的关系上，而突出中国学术参与世界学术的竞争位置，即以中国学术“争胜于世界之林”。

如果以对人文精神的强调来概括缪凤林对内历史研究的侧重点，那么面对世界学术时，缪凤林更加关注的是其科学性质，也就是学术研究本身的严格规范。

1.史学专门化的兴起及通史研究的意义

对历史之通的强调，一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之《史记》到司马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通鉴》，传统通史著述的致用色彩比较明显。但在进入十九世纪以来，随着进化论等观念的传入，学人对通史著述意义的认知也出现新变化：一是从“通古今之变”到论述人类进化之公理公例。近代中国学人受进化论观念的影响很大，在史学领域，最突出的表现在梁启超对新史学的阐释中。

因此，专门史学的研究虽标举科学研究，也难以掩盖其自身的缺点，部分学者在对专门史研究的反思中，开始重新重视通史研究于史学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主要包括这几个层面：（一）客观的知识系统（二）历史知识的普及（三）人文与现实的关怀（四）对世界汉学研究的贡献

2.批判式的著史态度

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于年由南京钟山书局出版，此书共分为四编：第一编导论，论述史学通义以及国史上之民族年代与地理；第二编为历代史略，以说明各个时代重要的潮流为主旨；第三编论述历代政治制度的发展；第四编主要论述历代学术、文化与宗教。缪凤林此书一出版，立刻就引起学界的重视。

赞誉者如童书业、余维炯等，他们认为：“缪氏此书，学识议论方面，融会贯通，一秉至公，实令我满意万分；取材选料亦裁剪得宜，令人敬佩；至于文句之简洁，说理之条畅，叙事之清晰，尤为能事。称为近年国内史学界之巨擎，绝不是过当的话。”

所以仅以治理古史的态度而言，缪凤林并不缺乏怀疑的精神。只是在运用这种怀疑的精神时，缪凤林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而注重严格的考证。而近来有学者认为缪凤林通史著作最大的特色是宣扬民族主义与尊重传统，这是不够全面的，缪著中的批判意识也是极其浓厚的。

总而言之，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即民族主义的与批判式的著史，“本书著者用了他的“民族主义的”和“崔述的”态度，从《尚书》之义，次唐虞以降为信史，而以唐虞以前为传疑时代，表阐旧史，考证传记去取成说，著成了一册数十万言的上古史略，站在旧史的立场上看來，确是一部很成功的著作了。”

3.“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

缪凤林批判式的著史，实际也是承继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注重文献的考证功夫，表现出其“求是”的态度。但“求是”并不是缪凤林史学思想的唯一依归，在“求是”的基础上，缪凤林进一步寻求史学的“致用”。

而在研究方法上，“缪凤林采用了‘稽之载籍’而‘考之古物’”的综合研究，最难能可贵的是缪凤林能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来驳斥“新西来说”，而这些研究成果也被引入到《中国通史纲要》一书中，而为当时学人所称誉：“本书第二章力辟中国民族西来说，举地理阻碍，人种不同，年代悬殊，文物各异，论证不确五点，把中国民族西来说攻击得体无完肤。最厉害的是根据考古学、人类学上的发现，来确定中国民族决不由西方来，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反对的。”

4.民族主义与普世化观念的冲突

缪凤林史学研究与实践围绕着一个核心观念：民族主义，然而这种史学诉求往往遭到近代中国“新史学”潮流的冲击。从科学化史学运动开始，缪凤林旨在提倡民族主义的通史研究就受到专史研究的挑战。其后随着中共力量的兴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得到新的发展。虽然他们也从事中国通史研究，但是阶级划分与阶级矛盾才是研究的核心，这进一步冲击缪凤林民族主义的诉求。

在这种情形下，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研究往往被排斥在科学化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领域的边缘，成为一项“吃力而不讨好”的学术研究，“本来，成一代之史已属艰难，成历代之通史尤难中之至难。因为这个工作吃力而不讨好，详于此则略于彼，得于此又失于彼，终难免受人訾议”。所以，民族主义与普世化的观念之间的矛盾必将在人类的历史中持续下去。

1.“求真”与“致用”并举凤林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思想特点

当论及疑古思潮时，我们容易想起顾颉刚的《古史辨》；当论及科学化史学潮流时，我们容易想起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而当论及考古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时，我们又容易想起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近代学风的形成总是与一二关键人物紧密联系着。

然而这种紧密性也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学人的学术思想与学风所向之间就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作为一个“信古”者，缪凤林具有“疑古”思想；而作为一个传统民族文化的信仰者，缪凤林也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求真”与“致用”的并举，是缪凤林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一大特色。

2.“左右两难”——缪凤林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时代特点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北大派学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承继梁启超新史学的观念，逐步推动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运动，中国史学也幵始向近代学术体制下的客观史学转换，史学的发展在态度上以“求是”为主，“为学问而学问”的宗旨也成为中国学界盛行的学术典范，史学的“致用”功能逐步被学界淡化。

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趋向综合实力的对比。而民族文化精神的发扬，以及国民对自我民族的认同感，也是国家实力的重要表现。所以，缪凤林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对当今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