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四月初一，晋悼公召集盟国——齐、鲁、曹、宋、卫、莒、邾、腾、薛、杞、小邾等国国君（齐国代表是齐太子光），随同自己南下到柤地（江苏邳州），会见了新盟友吴子（吴王）寿梦；而晋悼公与吴王寿梦相会的目的，就是要支持吴国在侧翼与楚国开战，使楚国丧失对中原的争夺主动权。此次会盟，新军佐魏绛也随国君一起前往。
在会盟中，随国君参盟的晋中军佐士匄、上军将中行偃向中军将智罃提出——要在吴人面前展示晋军的强大威力、以震撼吴人。而至于如何在吴人面前展示晋军的威武，士匄和中行偃建议出兵攻伐宋国东面的东夷小国名‘偪阳’（山东枣庄台儿庄区涧头集西南）。
兴兵伐偪阳并克之的话，既可以向吴人展示晋军的威武，也可以将偪阳转赐给盟友宋国，以巩固宋国的东面防御纵深；随后晋国与吴国的陆路联系也将更加通畅。
起初智罃不想图这些虚名，但士匄和中行偃不甘心放弃，于是直接说动了国君晋悼公，最终晋军还是准备出兵伐偪阳。但晋悼公给士匄和中行偃加了一个条件——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攻克偪阳城，否则军法从事。
四月初九，士匄和中行偃率晋军为主的联军对偪阳发起了围攻；但士匄和中行偃率军围攻了偪阳二十四天，一直没能攻克城池，使得在后方观战的吴人看了晋国的笑话。
五月初四，士匄、中行偃向元帅智罃提出停止作战、撤军回国的请求。可智罃闻言后大怒，大骂士匄、中行偃，同时明确再给他们七天时间；七天之内要是攻不下偪阳，荀罃就要砍了他们的脑袋，以正国法。
自知再没有转圜的余地，于是士匄和中行偃再次集合士卒并亲自带队，在当天对偪阳发起了又一次进攻。又打了五天后，五月初八下午，士匄、中行偃咬紧牙关带着士卒们率先登城，终于冲进了偪阳城；五月初九清晨太阳升起之前，偪阳全城被晋国联军所占领。
在攻击偪阳的全过程中，新军佐魏绛没有率军出击，而是一直在后方保卫晋悼公。
拿下偪阳后，晋悼公准备将偪阳赐给宋国左师向戌，以表达对向戌的嘉奖和对宋国的安抚。
但向戌很识时务，一口回绝了盟主的赐封，请求晋悼公将偪阳直接赐给主君宋平公；晋悼公便将偪阳转赐给了宋平公。
得到晋悼公赐封后，宋平公主动在楚丘（河南商丘曹县东北梁堌堆）举行宴会，以最高规格来款待率军凯旋的晋悼公；在在宴会上，宋平公让乐工演奏了宋国最高等级的《桑林之舞》，来拜谢晋悼公的恩赐。
但晋悼公在出席宴会、观看《桑林之舞》时突然发病、无法正常参加饮宴，只能到别室中休息。直到宋平公停止奏乐后，晋悼公才恢复了正常，回到宴席上与宋平公饮宴。
饮宴活动结束后，晋悼公和宋平公互致道谢，随即率诸卿士和四军士卒返回晋国；但就在晋悼公从偪阳撤军回国前后，楚共王为了继续与晋国争霸，再次命楚令尹子囊率军北上，攻打晋国的忠实盟友宋国，以争夺中原区域的控制权。
另外，楚共王在出兵伐宋时，也向郑国派出使者，请郑国出兵和楚军一起伐宋；郑国时任当国子驷因此决定背晋附楚，并委派自己的同党、郑国司空子耳率郑军与楚令尹子囊统帅的楚军会合，一起攻伐宋国。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六月，子囊、子耳率楚郑联军集结于訾毋（河南鹿邑，当时属陈国），然后在六月十四攻入宋国，包围了宋都商丘，并发起了攻击。
楚郑联军来攻后，宋平公遣使向晋国求救；但晋军主力此时正在与侵扰晋国西境的秦军纠缠，一时抽不出兵力来救援宋国；因此，晋悼公派使者赴卫国、鲁国，请这两个国先出兵，协助宋国抵挡住楚郑联军，等晋军击退了秦军后再行南下。
卫国国君卫献公首先出兵援宋，卫上卿孙林父奉命率卫军南下救援宋国，驻军宋国的襄牛（河南睢县），以牵制楚宋联军对商丘的进攻。之后，郑国执政子驷又从国内再次征集了部分军队，以大夫皇耳为主将，率领第二支军队去攻打驻在襄牛的卫军。结果，郑军被孙林父所率的卫军击败，皇耳本人也被卫军生擒。
七月间，楚郑联军离开了宋国，向鲁国发起了进攻。而楚郑联军侵入鲁国西境中后，实际执掌鲁国朝政的三桓——季孙宿、叔孙豹、仲孙蔑决定不与其争锋，命令西境诸邑守军坚守城邑、不出城与楚郑联军交战。
在鲁国西境郊外进行了一番搜刮后，子囊、子耳在七月底宣布撤军回师；而回国后的子耳因为带回了一些财帛战利品，所以执政当国子驷仅仅数落了他几句，也就罢了。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九月，晋悼公召集诸侯组成联军再次南下讨伐郑国，很快就占据了郑国的牛首（河南通许），并重新驻兵于虎牢，；此外，郑国的梧、制二邑也被晋国联军所占领。
攻克梧、制二邑后，晋悼公命下军佐士鲂率军驻守梧邑，新军佐魏绛则率军驻守制邑，以稳固后方形势；而晋军其他将佐分驻于牛首、虎牢，摆出了围攻郑都新郑的态势。
晋悼公此举，是想要引诱郑国的盟友楚国出兵北上救援，从而达到牵制楚军，消耗楚国国力、军力的目的。
而这场伐郑之役，就是晋中军将智罃策划以久的、并由晋悼公批准并力主推行的“疲楚、耗楚”战略计划，也就是后世赫赫有名的‘晋楚三驾之役’。
就在晋悼公率晋军南下、准备实施“伐郑、疲楚”战略行动的时候，整个作战计划中最关键的所在——郑国，却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动乱，国内朝堂几乎被清扫一空，郑国再次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动荡。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月十四，郑国执政当国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被早就做好了政变准备的政敌——郑国大夫尉止、司臣、堵女父、侯晋、子师仆等五人给当场杀死在西宫的朝堂上。
随后，尉止等人劫持了国君郑简公，然后率私兵退守北宫，想要挟持国君、重组执政六卿人选，掌握郑国朝堂的控制权。
但尉止等人的政变最后被子国之子公孙侨（子产）、子驷之子公孙夏（子西）、令正子蟜、子耳之子良霄（伯有）、七穆之一子印之子子张（公孙黑肱）共同出兵平定，政变首领尉止和子师仆被杀，叛军也被逐出了北宫，郑简公获救。
叛乱平定后，郑国的朝堂进行了重新调整，再度分配权力；原本在朝堂上排名第三的司徒子孔（公子嘉）晋升为郑国新任的执政正卿——当国；其余诸卿为：次卿司马子蟜（公孙虿）；司徒子展（公孙舍之）；司空子西（公孙夏、子驷之子）；令正子张（公孙黑肱）；少正良霄（即伯有，子耳之子，郑穆公曾孙）。
子孔就任新任郑国当国后，立即向虎牢派出使者，主动向晋国求和；而另一面，子孔又紧急向盟友楚国求援，希望楚共王能派出援军赶紧北上，援助郑国。
郑国的使者来到虎牢、并提出了请和的要求后，晋悼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郑国的和议之请（以此引诱楚军北上、消耗楚国实力。）
得知晋国同意议和后，子孔亲奉郑简公前往亳城（河南偃师以西）‘慰劳’晋军，与晋国正式达成了和议。与此同时，楚共王得知晋军再一次南下伐郑的急报后，当即让令尹子囊再率大军北上，去救援盟友郑国。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一月，楚军出兵北上救援郑国；得知消息后，智罃率领着诸侯联军绕过了新郑，南下直抵阳陵（今河南某地，属郑国境内）。楚军主帅子囊不甘示弱，带领楚军步步紧逼。
当智罃看到子囊率领的楚军死顶着己方的阵营不退兵、摆出了一副决战架势时，顺势带领联军暂时后撤，避开楚军的第一波锋芒，等将楚军的锐气消耗得差不多后，再行下一步的疲楚计划。
智罃的话没能说服一同出征的晋下军将栾黡（栾书嫡子）；栾黡一定要独自率领下军继续续前进，与楚军交战！
身为全军主帅的智罃在短暂思考之后，决定改变之前的计划，率全军南移，到颍水的北岸扎营，支援栾黡，继续与楚军对峙。身为新军佐的魏绛此时还在制邑驻军，没有参与南移扎营行动。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十一月十六，智罃率军到达了颍水北岸，和南岸的楚军隔河相望，相互对峙；面对强势的主帅，栾黡只得放弃单独进军的打算，听从主帅智罃的号令，与其他各军一起共同御敌。
因为荀罃的强势和远见，以晋军为首的诸侯联军才幸运地避免了‘邲之战’时将佐不和、各自为政导致的不利局面，能够齐心协力地隔着颍水与楚军对峙，大致保持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没有让对面的楚军有可乘之机。
而颍水南岸的楚军主帅子曩曾几次制定了偷袭联军大营的作战计划，都因联军方面防守严密、营垒稳固，找不到可以攻击的机会，最后被迫放弃了强行进攻的打算。
晋楚两军隔颍水进行对峙之时，郑国司马子蟜建议直接和楚国进行议和，达成盟约；郑国的卿大夫们大都赞同子蟜的意见；于是，当国子孔趁着晋国联军还在颍水之滨和楚军对峙时，偷偷遣使出城，渡过颍水与楚军主帅子曩私下里缔结了新的‘郑、楚盟约’。
智罃在得知郑国已经偷偷和楚国结盟后，认为目前联军在颍水前线与楚军主力进行对峙，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去伐郑；而一旦决定伐郑，那么楚军也必定分兵来援，晋军将两面作战，没有必胜把握。当年十一月二十四，驻在颍水北岸的联军在智罃指挥下开始撤军回国，脱离和对岸楚军的战场接触。
此次晋、楚两军在颍水两岸的对峙，就是智罃和晋悼公在之前所策划的“三驾疲楚”战略计划中的“一驾之役”。 而整个‘一驾之役’中，魏绛都驻守于制邑，稳固后方、没有参与与楚军的对峙。
周灵王十年（前562年）春、夏，郑国故意两次出兵攻打宋国，同时又偷偷派使者渡过颍水，和驻军在颍水之南的楚军接触，汇报郑国伐宋的消息，请楚共王也派兵一起伐宋。在郑国使者传来伐宋的邀请后，楚共王立即出师参与伐宋，兵锋直抵有莘邑（山东曹县西北）。
郑国与楚国再次联手伐宋之后，晋悼公命中军将智罃按计划率军伐郑，进行‘二驾之役’。
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四月十九，智罃所率的晋军开至了郑国境内，正式伐郑，魏绛以新军佐身份一同参与。
六月间，其他诸侯盟国的军队也陆续开到郑国境内；七月中旬，郑国执政子孔与联军在亳地（河南郑州附近）举行会盟，再一次向以晋国为首的联军屈服。
亳之盟结束、联军撤军北返后，楚军才姗姗来迟，会合秦国援军一起抵达郑国；七月下旬，楚共王与子囊亲自率军，在秦军的配合下攻打郑国（此时晋军刚刚从郑国撤军）；子孔奉年幼的郑简公亲自出城去迎接楚、秦联军的到来，再次归附楚国。
此次出兵‘伐郑’，楚军又一次千里跋涉，虽然获得了郑国的‘臣服’，但一次次的军事行动让本就处于衰退状态下的楚国国力更加入不敷出，一直处于被动之中。
而随着楚、秦联军压服郑国、各自撤军回国，‘二驾之役’正式结束；在这一次的进退交锋中，魏绛随军参与了行动。
就在楚、秦联军刚从郑国撤军还不到两个月，周灵王十年（前562年）九月，晋悼公又发动了第三次伐郑之役，这就是‘三驾之役’的开端。魏绛依旧以新军佐的身份率军随晋悼公伐郑。
见以晋军再次前来征伐，子孔明白这次是‘彻底归附晋国计划’关键所在了。于是子孔派郑国大夫伯骈为和议使者，火速去虎牢的晋军大营中向晋悼公再次求和。
九月二十六，晋悼公命魏绛的同僚主将、新军将赵武作为晋国全权代表，随伯骈进入了新郑城，会见郑简公后与其举行了盟誓仪式，宣告晋、郑两国再次结盟。
按照双方的约定，郑国司徒子展在当年的十月初九也出城前往虎牢，代表郑简公与晋悼公进行了盟誓，完成了晋、郑盟约的最后步骤；晋国‘伐郑、疲楚’战役中的最后一次用兵——‘三驾之役’，圆满地结束了它的使命。
以‘三驾之役’取得完胜为标志，晋国从此将郑国牢牢地控制在手中，并稳稳地坐在了‘诸侯霸主’的位置上。在此期间，魏绛做我晋国八卿之末的新军佐，也在三次对郑用兵中积极听命，奉国君号令驻守要地、稳固后方，以及率军作战，顺利地完成了晋悼公及荀罃交给自己的艰巨任务，为晋国的‘霸业重振’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而‘三驾之役’的胜利，也让晋国取得了对楚国在战略意义上的完全胜利，晋国的霸业更加巩固，以晋国为首的诸侯联盟也空前的强大。这种局面维持了很久，直到数十年后，晋国发生六卿纷争、朝堂内讧，晋侯以及各卿士家族无力再约束诸侯盟国，那个时候郑国才又再次叛晋，这些都是后话了。
魏氏后续的故事，下一篇文章继续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