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常言：礼有经亦有权。权是变，经是不变。这句话或许可借用以表明中国文化数千年来走过的历程——有变有不变。

认为中国文化一成不变的看法在二十世纪以前普遍存在。只是在十九世纪前，对这种不变的文化是持仰慕态度，认为这是显著优点。法国革命前，就有人赞美道，像中国这样“一个时代更迭而旧貌依然的古老帝国”，是“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国家都不禁鄙视厌弃”。但在十九世纪以后，仰慕和钦羡却一转而为批评甚至憎恶，宣称只有在欧洲，人类生活才真正具有历史，中国、印度和美洲的土族都没有真正的历史进步，有的只是停滞不变的文化。

但是世界上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一成不变则意味着断裂，意味着死亡。堪与中国相提并论的其他古老文明，不是已成陈迹,便是蜕为另外一种文化。唯有中国文化延续数千年，既不中断亦未面目全非。这就是有变有不变的结果。有变才能发展，有不变才能维持其本来精髓。一成不变的观点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文化的进程。那么中国文化变的是什么呢？是其表层部分，亦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至精神文化，不变的则为深层的心态文化。从物质方面说，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还有哪一样是不变的？早在赵武灵王时已经胡服骑射了，早在汉灵帝时已经 流行胡饭胡床了。席地而坐到东洋去了,我们现在只会胡坐；峨冠博带早成陈迹，我们反倒以为长袍马褂自古以来便是国服。即使在政治制度方面，我们又何尝落在人后？在亚洲，我们是最早打落皇冠的，比谁变得都快。至于精神文化范畴的音乐舞蹈，盛唐时就既有胡琴又有胡旋舞，全都来自西域；比较深层的宗教领域，中国人也不在乎，来了佛教信佛教，来了基督信基督；死了人一班和尚一班道士，吹吹打打，没有人觉得奇怪。不像在西洋，改宗是件天大的事。

不变的又是什么呢？是道。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贯到底都不会变。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天哪里会变？道自然也不可能变。《汉书·地理志》讲：“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尽管一变再变，但变到“道”就不再往下变了。那么道又是什么呢？书云：道心惟微。看来很神秘，不大容易懂。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就有几分明白了。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以及包括宗教在内的精神文化在中国都只是器。只有深层的心态文化才是道。往俗了讲，道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准则，就是对天地君亲师的信仰，就是其他民族所 没有的心态文化。严复从青年时代起就熏陶于西方文化之中，中年以后名声如日中天，却始终以未中科举为恨；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但却照旧蓄辫子赞小脚，都不变其中国人的心态。无论是孔子捶胸顿足的礼崩乐坏，无论是曾国藩哀叹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个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道都没有变。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并非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历来的看法，恰恰相反，是以万变来成其不变，以表层的万变来维持核心的不变。

然则表层的万变又各有程度的差异：真正全变的只是物质文化，这一点早在明末就被利玛窦看出来了他说：“我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更好，就喜欢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说到制度文化，则只是表面的模仿而已。皇冠打掉了北洋军阀专制依然；国会召开了议员却是贿选的。精神文化也是变而不彻底，中国人因为有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所以对任何宗教都可来者不拒，换句话说，中国人是把宗教和信仰分开对待的，宗教虽可变更，信仰永远是中国式的。所以儒家不是宗教，却比宗教更深入人心。而且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即便儒家学说这样纯属国粹的东西看似不变，其实也在变，在为历代统治者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演进，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变成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只是不变其为儒家。

尽管中国的地理背景相对孤立，但数千年来仍然与东西洋都有着绵绵不绝的交往。与外来文化交流就要使中国文化发生变化，但这一变化的结果往往是将外来文化同化于中国文化，而不是使中国文化同化于外来文化。同化的结果有时简直惊人，就俗一点的说，例如狮子舞就被认为是中国传统舞蹈；就高深的方面说，禅宗完全是中国而不是印度的佛教。同化的过程简直是不露痕迹。所以中国文化变迁的第二特点是要变人为己，而不变己为人。是貌似西化而实为华化。只是这一过程是缓慢的，渐进的，不知不觉的。中国文化的发展远不是简单的“有容乃大”——这样说只强调容纳百川，而忽视其受外来影响所产生的变化，难怪费正清因此而产生冲击反应的思路——而是在同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过程或者可称之为“有变乃恒”。

既然中国文化的变迁有上述两个特点，因此除了在物质层面外，中国文化将朝着自己的道路发展下去，在这条道路上会模仿、借鉴、学习其他文化的制度与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模仿、借鉴、学习的结果，中国文化依然会是变其可变，而不变其不可变，绝不会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问题不在于中国要不要全盘西化，而在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全盘西化——即使我们朝这个方向去努力也是枉然。现在常有人设计中国的将来文化应该如何如何，或应该是中西文化互补，或应该是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立意虽然不错，无如中西文化并非两个泥人，可以打碎了和上水再重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文化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我们对这一规律的认识至今还不敢就说十分清楚，恐怕还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但是有一点比较清楚的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式是述而不作，是著书不如抄书。自认述而不作的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提倡著书不如抄书的是清代实学的开山袓，都是极富创造性的大人物，但却都认为自己毫无创新，仅只沿袭成说而已。他们的思想或许表明了中国文化寓变于不变之中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