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的覆没，中日两方海军实力的差距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恶果该谁负责？过去认为是李鸿章难逃其责。此论略欠公允。 武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李鸿章对此一项是颇为重视的，他一手创立了北洋水师，目的即为“隐为防御日本之计”，“为制驭日本起见”。

李鸿章为此不遗余力，北洋水师成军终于在实力上超过了日本。当时日本2000吨级以上战舰只有5艘，总计14783吨；而北洋水师建军伊始则已2000吨以上战舰共7艘，总计27470吨，是日本海军的2倍。这曾使李大中堂大为陶醉而自鸣得意。

1891年5月，李鸿章校阅北洋水师，看到舰队的军威和实力，兴奋不已，马上上奏朝廷称“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李鸿章这道奏折还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同时他也指出“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仍掩饰不了他的得意心态，由此埋下了“骄兵必败”的种子。而他的这种估计确乎造成了北洋水师不可撼动的概念，客观上促成了西太后暗示、索要海军经费。 北洋水师在成军不久，朝廷即下诏停购船械。

原因即是总理海军大臣的醇亲王为拍慈禧马屁，做主将2000多万两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为西太后祝寿之用。在封建时代，皇帝君临天下，但也并不是任意胡为，也要有一套程序才可。挪用海军经费，大家都反对，西太后也难能遂愿。当时光绪皇帝怕担“不孝”的罪名，不便说也不敢说。原来主持军机有主张敢说话的恭亲王被那拉氏换掉，醇亲王虽然总理军机，既不知兵也无主见，只知一味迎合讨好。

李鸿章虽然主张发展海军，但他只寄希望于买船，加上他自鸣得意的心理，亦未坚持己见。唯一敢顶的是户部尚书阎敬铭，多次拒绝西太后索款，致使西太后无法挪用。后被西太后以“不能仰体朝廷”的罪名撤职，换上了光绪的老师翁同龢。

近年来在一些反映清代历史的影视剧中，翁氏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一个非常令人同情的人物。但实际他在挪用海军经费这一事件中却充当了一个卑劣的角色。在这件事上，他唯命是从于西太后，且向李鸿章施了一枚暗箭。翁氏胞兄翁同书曾任安微巡抚，纵属下滥杀肆虐，被李鸿章奉旨查办将其革职充军。

翁氏因其兄之罪一直怨恨李，并且也不满李氏权柄益重。翁的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记》中记载了挪用情况：翁同龢即划拨海军储款2000万修颐和园，500万修三海，不但一分不留，还向朝廷奏定五年北洋舰队不得添一船一炮。事实上，北洋水师因无一分经费，八年中未添一舰一炮，致使日本海军坐大，北洋水师力不抵敌。翁同龢以私怨而致国家利益于不顾，何其卑劣也。

所以《马关条约》后，时人传诵对联讥讽道：“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氏乃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荒（翁氏乃常熟人，‘司农’是对户部沿书的尊称）”，可见人心之评判昭然。 挪用海军经费的恶果使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失利，北洋水师八年未添舰炮，吨位、速度、炮火等均与日本相形见绌。右翼总兵刘步蟾等多次通过丁汝昌上报李鸿章，云我军装备远逊日方，如不添船更炮必为我患。但被李鸿章压下未再上奏。

1894年3月丁汝昌再致书李氏，请添置特快炮，李鸿章始奏报朝廷，惜为时已晚。5月，李氏二次校阅海军会操，明白了日本“岁添巨舰”，实力超过北洋水师，“窃虑后难为继”，立即上书陈情，但朝廷不置可否，“着交部议处”。李鸿章虽然忧虑，但为时已晚。

其实，即便此时添船增炮也已来不及了。 李鸿章有责任，但真正的罪魁还是醇亲王和翁同龢（包括见识短的西太后），是他们葬送了北洋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