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世界十大军事论著之一的美国人马汉的《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以雄辩的事实论述了制海权思想在军事战略体系中的重要性。

当年英国舰队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争夺制海权，而西班牙的败北则导致了大英帝国的崛起——这就是制海权的威力。二战中美国对日作战的胜利转折，也是1942年中途岛海战先控制主动权、1944年莱特湾大海战后控制太平洋制海权。

《孙子兵法》名列十大军事论著之首，李鸿章无疑是熟读兵书的。与孙武同时的军事思想家伍子胥更是倡导水军建设的先驱。这二人皆提倡重视战前准备（包括物质和精神），这一点李鸿章恐怕未曾学到。中日甲午战争中我国海军的失败及最后覆没，与李鸿章的军事战略有最直接的渊源。 在甲午战争前，李鸿章并无明确的战略方案，一直不敢出击去争夺制海权。而日本则非常明确：陆军入朝鲜牵制清军，海军与北洋水师决战夺取制海权，最后登陆渤海湾，在直隶平原与清军主力决战占领北京。

中日宣战时，清廷才拟定海守陆攻的战略：即陆军赴朝作战，各舰分守各防区内海口，北洋舰队游弋于黄海，拒守渤海海峡保卫京畿门户。 从战略眼光看，舰队一方面保卫门户，一方面策应陆军，还不失为正确。但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却放弃了他制订的控制仁川、大同江口的策略，训示丁汝昌率舰往巡时“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这时他完全不要控制制海权，而提出了“保船制敌”的愚蠢战略。

中日宣战后，李鸿章的包袱更重，他既担心舰队远出有失，又忧虑日军袭击北洋防区。所以8月9日日本舰队佯攻威海、旅顺港，实则诱北洋水师回航让出制海权。李鸿章本也不想要制海权，即令“全队回防”，让出制海权。光绪帝更担心沽口有失，也电谕丁汝昌“不得远离”。从此，北洋水师再无远巡之举，仁川、大同江海口的制海权悉由日本舰队控制。 8月26日，因此北洋水师机动舰队多次出巡无功，朝野愤然，光绪将丁汝昌革职“戴罪自效”。

李鸿章则为丁汝昌辩护并正式提出“保船制敌”的战略方针，认为“海上交锋，恐非胜算”，“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苟责”。

光绪本不是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他一直想亲政后显示出有所作为，但因胸无韬略，故对日宣战后一直在自相矛盾，战守不一。至此，他最终同意了李鸿章的错误战略，从此北洋水师放弃与日本争夺黄海制海权，主动退守“北洋各口”，即不远离口岸，不出渤海一步。

在这一错误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日本顺利从海上支援侵朝陆军，导致清军在朝鲜的全面失利。 其后，黄海大战再次失利，不能不说是李鸿章战略思想的失败，但尽管如此，北洋海军仍有实力。黄海大战中日双方胜负悬殊不是太大，李鸿章如果改弦更张，坚决出击控制制海权，鹿死谁手也仍未可知。但李鸿章反而更加信为“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

在刘公岛之役，他更主张陆、海军坚守龟缩，“不得出大洋浪战”。后来由于日军突破鸭绿江防线，攻占辽东岛，护送2万陆军在成山角登陆，李鸿章才有所悔悟，几次电令丁汝昌“出海拼战”，但由于丁汝昌未执行命令，终导致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实际上，李鸿章早在《筹议海防折》中就早已提出“守定不动之法”。其实，这是一种愚蠢的战略思想，舰队应具有机动性和进攻性，李鸿章只把舰队当成要塞的活动炮台和辅助炮台，这样还要海军干什么？

但是，李鸿章虽败，却败得明白，刘公岛之役丁汝昌倘若坚决执行李鸿章“出海拼战”这一新的战略方针，大局仍有可为，起码不致全军覆灭。北洋水师之败，李鸿章犯了战略方针的错误，尽管战局之末他才明白，但毕竟是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