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海大战后，北洋水师仍有实力，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手握北洋舰队直接指挥权的丁汝昌不敢再战，一直坐等全军覆没。可以说，北洋水师最后的安魂曲——刘公岛之役，丁汝昌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丁汝昌本身并不以知兵名，更不懂海战。他原本是长江水师出身，后入淮军李鸿章而受到李的赏识。北洋建军即受领督操之职，后正式授提督重任。他确为北洋水师付出了不少心血，但他确又不懂海军事务，平常的训练演习都委托刘步蟾主持。长期以来，丁汝昌受李鸿章“保船制敌”战略思想的影响，一直不敢言战。 他的出身使他一直小心谨慎。在李鸿章“保船”方针的影响下，丁汝昌多次出巡无功，被震怒的光绪革职“戴罪立功”，从此他更加谨小慎微。

丰岛海战前，丁汝昌没有控制大同江，受到李鸿章的斥责。黄海大战中丁汝昌带伤不退，他是抱定必死之心的。战后李鸿章认为“以北洋一隅之功，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坚持“守口”不战的方针。这更影响了丁汝昌。 李鸿章的分析不能说没道理，但也有视北洋水师为家底的思想作祟。当时日军开始登陆作战，清军转为全面防御。李鸿章在当时提出了“多筹巨饷，多练精兵”的持久战战略但未被清廷采纳。慈禧不愿打仗影响祝寿，光绪抱负很大，但他没实权，只是名义上的武装部队统帅。

日军在海军护航下开始登陆后，竟未受到北洋水师的任何阻击。在花园口登陆后日军推进实际很缓慢，但丁汝昌率舰队由威海抵旅顺，竟未敢袭击日本登陆部队。日军占大连湾后，丁汝昌竟率队又回威海，李鸿章曾予以严斥。丁汝昌又回旅顺，但一天之内又返回威海。数日后旅顺即失守，进而辽东半岛大部失守。这时李鸿章亦被“革职留任”。

此时，清廷最高统帅部估计日军必会逼山海关攻取北京。所以在京畿屯兵计200余营约10万军队，山东半岛布署40余营约2万人，且散落成山至登州500里长之地段。荣成仅4营1400余人。实际日本却是虚晃一枪，兵锋直取山东半岛。 当时只有威海卫守将戴宗骞是聪明人，他向李鸿章提出了“宁力战图存，勿坐以待困”的良策，即陆、海军皆可出奇兵袭击。但李鸿章怕出击有失，仍取防守之势，令陆、海军“效死”坚守。

1895年1月20日，日军2万人登陆成山角，1400守军不支而退。这时李鸿章才明白“守定不动之法”误了大事，但他不愧是久经战阵的兵家，于23日急电丁汝昌“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此时若按李鸿章的电示办，或尚可挽回危局。但丁汝昌却拒不执行，回电表示“惟有船没人尽而已”，他认为“屡催出口决战，惟出则陆军心寒，大局难设想”。

这一拖便失去了宝贵的7天，日本陆、海军攻占南帮、北帮炮台，至此陆上据点皆失。日军利用南帮炮台终日炮轰北洋舰队，日本海军则完全封锁和围住了北洋水师。 当李鸿章知南帮炮台失守，再次急电丁汝昌，令他“挟数船冲击……勿被倭全灭”，或“事急时将船凿沉”，但丁汝昌竟仍然拒绝执行，又失去了宝贵的7天！

2月5日至6日，日本鱼雷艇连续攻毁北洋数舰。7日，又全部俘获突围的北洋12艘鱼雷艇队。9日，“靖远”被击沉，刘步蟾自杀。10日，丁汝昌才令沉船研究突围，但为时晚矣。在一片大乱之形势下，不得不服毒自杀。余存的10艘舰船和大量军械皆被敌所获。 现已查明，以丁汝昌具名的降书是洋雇员伪托的。

丁汝昌大节不亏，但自卑心理太重，优柔寡断，不知兵不善战，而且拒不执行正确的命令（错误的他倒坚决执行，甚至加以发挥），最终成了断送北洋水师的直接责任者。尽管他殉了国，却不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