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实质上的法律裁决者是庙堂的天子。

乾隆曾说自己是“孝治天下”，其审理特色的例子如下：

武汉有个邓某，讨了个姓黄的老婆，这日黄氏跟婆婆由于琐事争执，吵得很凶还上了手，一外乡人路过将此事报官，各级又层层上报给了天子。

乾隆觉得小两口身为晚辈不孝顺父母，遂朱批一挥断了此案，把邓和黄2人五马分尸，令其母全程观阅，邓某的其他亲戚和长辈也由于疏于管教，一律处死；黄某的家人同罪，全部拉去兵营；隔壁的数户由于熟视无睹，全部被罚鞭刑，刺字流放。

清代《子不语》也记录了乾隆御审的一个基层案例尤其奇葩。西安某县的老百姓赵某的老婆被公公侮辱，2人被迫含屈逃离到某地朋友家，后被公公查到，灭其朋友满门，并栽赃给赵某。身为儿子的赵某因尊孝道而不敢替自己辩护，只能自己顶罪。

后真相被揭，当地州官把审理情况报给天子。乾隆又在卷宗上批道：赵某是无辜的，然而其父罪不可赦，按道理如此恶人当绝其后代。可倘若赵某还活着，就有为赵家绵延子嗣的可能。这便和乾隆的孝理互相矛盾了。所以，乾隆大腿一拍，割了赵某的老二连同流放东北。全程啥都没犯的赵某，莫名其妙地成了公公。

再举几个雍正判决例子做个比较吧：

1、雍正将20个案子合审的例子，充分说明其判决特点。清朝实行秋后问斩惯例，其实是给死刑犯1个重新上诉的权利。然而在雍正之前，仅有紫禁城的犯人享受这种权利，各级州府没有这个空档期，均当场处死，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胤禛当天子期间为显司法谨慎，要求全国在执行前都要重新核查，后又下旨：凡死刑者均需天子过目，经朱批核准。

一到秋天，雍正就要过目全国所有的死刑卷宗，在朱批当天，又和内阁、吏司进行多次会议，三番五次地研究，接着再朱批下旨。因此这段时间天子多则阅读几十份卷宗，涉及全国各地，被告的籍贯、年龄、性别、工作大相径庭，上报的案件也千奇百怪，别提天子了，就算刑部的官员也会感到费事，然而雍正却对此非常严谨，对卷宗细节都能做到谙熟于心。

在这年20个合案里有从昆明上报的案子，要处死的是位年过80的老太婆，卷宗说她带着3个儿子打死1邻居，接着又想连夜销尸。州官的意见是老太婆是主使者，应该砍头，3儿是帮凶，应该吊死。雍正仔细阅示材料后，朱批回复是：A：年过80的老太婆怎么有力气参加斗殴，还有力气去移动尸体？B：丈夫去世，以儿为户，就算老太婆是谋划者，3个儿子没一个脑袋清醒吗，明知是死罪还这么大胆子？

雍正认为此案有问题的地方是，判老太婆主谋是定罪不当，应该是合谋，由此在处死方式上不应偏颇，于是打回重新核准。

还有个南昌上报的命案，1女子和老公感情不好，有了外遇，后小三杀死其老公，小三当然是杀人偿命，但该女亦被处以极刑。雍正认真分析了卷宗，发现女子并不知晓小三的企图，此外她尽管和老公感情不好，还是尽了抚养子女的责任，倘若老公死了，她的生活反而会陷入困境，按现在的说法是：没有作案动机。故此案也被发回复核。

死刑裁决，某个细微的因素就能影响评判标准。有个合肥命案更是如此。弟弟用瓦片掷死了兄长，弟弟被处以极刑。雍正查阅卷宗时发现有很多可商榷之处，第一，这哥俩平时感情很好，并无过节，当时是由于偶然拌嘴才动了手。第二，先掷瓦片的是兄长，而非二弟，弟弟是顺着拿起未掷准的瓦片反掷，误伤了兄长的太阳穴，才犯下命案，这完全是一起主观恶意不高的案件。

这和有企图的谋害有天壤之别，也被发回重审。

也有例外，雍正的朱批也绝非次次饶人性命。有桩福州的命案，被告盗取邻居的庄家，为掩人耳目，把目击者（自己的侄儿）掐死。州府判决时，按清朝“孝治”，认为被告是长辈，理应减免处罚。结果被雍正驳回，他认为“尊长”的理念并不适用，长辈为保全自己残忍地害死晚辈，完全是人性溟灭，是没资格做尊长的。故下旨改写了在律例中照顾长辈的条款，并做出再有相同案例，全部以极刑处置。

两相比较，乾隆是真的残酷无情，和1部冷血的执法机器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