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是我党重要的地下工作者，曾为我党提供过众多关键的情报，然而在1955年时，潘汉年主动向党组织交底，说出了自己做的一件错事，这使他最终被捕入狱，他的老上司陈毅元帅一向是和蔼且脾气好，在得知了他的所作所为后也怒斥他糊涂。

而实际上，除了这件他隐瞒的事情之外，他曾经还做过一件错事，就是这两件错事叠加在一起，最终让他失去了党组织的信任，酿成了他身上的悲剧。

那么，这两件事分别是什么呢？

潘汉年出生于1906年的江苏，后于1925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的工作，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厚且提倡国共合作的进步人士，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际，他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共产党的身份，并花了大量笔墨去痛斥蒋介石的反动政策。

遵义会议召开后，他奉命前往上海进行白区的统战工作，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是真心诚意的希望国共双方能坐下来一起谈判，再次恢复和平共同抗日。

1936年，潘汉年正在苏联与驻苏国军外交使官邓文仪就联合抗日的主张进行商谈，却在回国前夕收到了王明给他派的两项任务，第一是要他回国后先前往上海，单独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联络和谈判；第二点则是要他在和国民党谈判完后再前往陕北的中共中央组织传达新的秘密通讯密码，从而恢复自从长征开始中央和苏联共产国际就已经中断的联系。

相对于第一件事来说，第二件事无疑更为重要，当时党中央的毛主席与周总理等人都急等着潘汉年送来新式密码，从而继续与共产国际交流联络。

而且从莫斯科回国，航程自然也是先抵达延安更近，但潘汉年却舍近求远，如王明所说的一样先执行了第一个任务，在上海逗留了3个月之久，这才飞往了延安上交了新的中苏通讯密码。

那么，潘汉年为什么会有这种异常的举动呢？根据当代孙果达教授的考证，其认为潘汉年执行第一个任务只是表象，他与国民党谈判实际上没有什么进展，之所以在上海逗留许久，是在与国党官员莫德惠一直纠缠不清。

莫德惠是国党官员，但更确切的说是张学良的手下，那时张学良也在秘密筹备联蒋抗日的事项，因此在不断与苏联进行接触中，莫德惠就是张学良派去联系苏联的外交使节。

潘汉年在上海奉王明的命令，与莫德惠捎了许多王明想跟苏联中央说的话，由于当时王明在党内已经没有了话语权，有些话他拿不准党中央会不会替他向苏联传达，所以索性想了个法子，让张学良的手下当他的传声筒，而捎去这些话的媒介就是潘汉年。

这个行为是一个相当敏感的行为，潘汉年回到延安后，主动供述给中央自己和莫德惠说过的话，虽然其自述的话里没有什么出格的内容，但毛主席还是对周总理等人如此评价潘汉年：“他做出这番举动实在是让人难以信任，要进行调查，暂时不可重用。”

因为我党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当时正在合作，东北军更是在西安事变中立了大功，促使国共合作得以成功，所以党中央认为潘汉年虽然行为可疑，但终归是没有查出叛党行为，于是再次起用了潘汉年。

不过，这次事件让潘汉年给包括毛主席在内的中央高层人物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他的这种对政治不够敏感的性格也为他第二次犯下错误埋下了伏笔。

1939年，潘汉年赶赴上海发展中共情报网络，在此认识了一位老朋友——李士群，对于李士群，想必稍微了解一点的人都会知道他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外号叫“民国十大汉奸”。

他早年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在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抓住后严刑拷打，最终抵抗不住投降了国民党，后来又贪图荣华富贵，跟随汪精卫一起做了日本人的狗，在汪伪政权统治区屠杀了大批的爱国人士。

汪伪政权最大的敌人是国民党，为了牵制国民党政权，汪伪政权便打算与共产党一起合作，正因如此，李士群才会想方设法地与潘汉年搭上关系。

起初，潘汉年对李士群这个大汉奸和他背后的日本走狗汪伪政权不屑一顾，他告诉李士群，现在是国共合作抗日时期，共产党绝对不会背叛盟友。

没想到李士群却谄媚地笑着说：“我们汪主席一直提倡‘曲线救国’，我们也是想赶走日本人的，舍弃蒋介石，共产党和我们一样可以继续联合抗日的。”

潘汉年自然不信李士群的鬼话，起身就要走，没想到李士群这时掏出了一张地图，上面画出了新四军周围日寇的布防调动。

潘汉年眼睛顿时就瞪大了，他粗略一看，感觉这张地图的情报应该是真实的，没想到汪精卫为了对抗蒋介石，真的愿意出卖日本人的消息。李士群留下地图后便离开，此后时不时地就向潘汉年送来有关日本军队的消息。

对于汪伪政权的这种举动，潘汉年不敢自己乱作决断，因此在1943年1月找到了自己的领导—新四军的军长陈毅，向他汇报了李士群透露的汪精卫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向。

对此陈毅作出判断，告诉潘汉年虽然还搞不清汪精卫的意图，但近期李士群送来的情报对新四军帮助很大，在对方没提过分要求之前，他可以继续谨慎地与汪伪政权保持联系。

后在同年4月份，潘汉年察觉到了日寇对淮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的意图，他想获取更多关于“扫荡”行动的情报，从而解救淮南地区新四军将士们的生命。

于是这一次他主动地秘密前往上海，想与李士群取得联络，没想到却扑了个空，管家告诉潘汉年，李士群去南京了，潘汉年因此又动身前往李士群南京的住所，结果李士群又不在。

潘汉年只得等待，可从上午等到晚上几乎一天没吃饭，李士群还是没有回来，这时汪精卫手下的另一个特务头子杨杰得知了潘汉年来南京的消息，急忙找到潘汉年，连声说抱歉，说要亲自出面宴请潘汉年，带他去了一处高级宾馆。

进入高级宾馆，潘汉年发现李士群居然也在宴席上，除他之外，酒桌上还有一个人坐在正前方，看清此人的样貌后潘汉年不禁心中一惊。

李士群笑脸满面地把面色铁青的潘汉年迎到了座位上，并向潘汉年介绍正中间座椅上的人：“潘兄，想必你也认出来了，这位就是汪主席。”

潘汉年此次出行报备的目的地是原先的上海，现在却被骗到了南京，还私底下见到了汪精卫，他知道这件事情一旦被中央知道了会有多严重，更何况他之前就犯过错误，但是他也实在是想不明白，汪精卫为什么要针对他下这个套。

潘汉年狠狠瞪了李士群一眼，说明自己来意后就要走，李士群连忙拦住他，又给他塞了一堆日军部队的情报。

回到组织后，他思来想去，还是不敢向上级领导陈毅汇报这件事，他心想，他确实拿到情报了，而且见到汪精卫他也什么都没说，这事对他来说不上报或许是可以的，对于这件事，他终究还是存了些侥幸心理。

而后来他也明白了汪精卫给他下套的目的，由于当时日军对汪伪政权的支援力度减弱，汪精卫便打算通过亲自接见潘汉年这一“中共代表”的消息，让日寇情报部门误以为汪精卫有倒向共产党的趋势，从而加大对汪伪政权的扶持力度。

1955年3月下旬，毛主席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号召所有的党内干部都要反省一下自身有没有什么错误，有问题的要主动交一交底，党内可以争取宽大处理。

潘汉年听到毛主席的这一号召，心中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从那次会面结束后，这件事就一直成为了他的一块心病，毛主席诚恳的劝导话语打破了他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4月2日，潘汉年把自己1943年会见汪精卫的事情写成了报告，交给了陈毅，陈毅看到报告后勃然大怒，他怒斥潘汉年：“你真是糊涂啊，这件事怎么能瞒这么久？你要是早早告诉我，这事可能还有希望补救，现在说太晚了啊，哎......”

陈毅心中实在是惋惜，这件事如果潘汉年在1943年一回去就即刻汇报给他，那他完全可以给潘汉年做担保，但现在还有谁能给潘汉年这件陈年往事作证呢？

这件事又继续上报给毛主席，他在看完材料后也是大为震怒，批示道：“此人还是不讲信用，胡作非为！”并作出了立刻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潘汉年前后的两次行为，终于彻底失去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信任，最终被撤职查办，而雪上加霜的是，王明得知了潘汉年被捕，居然在申请去苏联治病后一去不回，还在苏联的报纸上公然发表对党不好的言论。

这让潘汉年不幸被王明连累，最后的罪名之一因此被认定为“1936年，有叛党行为”，毛主席还说：“潘汉年论罪该杀，但他主动交底，因此给予宽大处理。”

1977年，潘汉年无奈身负罪名病逝于医院，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其中指出：“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这是建国以来的一个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与其他很多冤假错案不同的是，潘汉年身份过于特殊，他作为中央情报人员确实应该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因为他的职业本身就伴随着巨大的风险，一旦出了问题，如果他在党内不能自证，那很难再有敌对阵营的敌人会好心出来帮他作证。

在出了问题后，对于他来说也不该心存侥幸，而是应该第一时间告知中央，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就不会出现诸如替王明私自送情报、私底下见汪精卫这种听起来就惊世骇俗的事。

对于潘汉年的平反是正确且实事求是的，这彰显了我党实在是一个理性客观的党组织，潘汉年的行为确实没有造成犯罪的结果，不至于被定性为犯罪，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他的行为本质上来说还是错误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