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时分，已然熟睡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解剖学第一副主任徐静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她开门一看居然是卫生部秘书江焕波同志，只见他双眼通红，像是痛哭过一般，江焕波没多说话，只对徐静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声：“上车。”

这天深夜的北京城格外宁静，车内的气氛也透露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沉闷感，江焕波不愿意说话，徐静只好自己猜想中央这次要给她安排什么任务，是哪个地区突发了疫情吗？还是说又要紧急出国援助友邦？

汽车沿着长安街一路行驶，一抹红色逐渐映入了徐静眼中—中南海的红墙，看到这一幕后，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了她的心头。

这一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的重要缔造者—毛主席，宣告逝世。

1976年9月8日时，毛主席虽然躺在病床上无法行动，无法讲话，但精神头还算可以，在这天还在关心日本大选的事情，还让秘书拿来了有关日本民主党党魁三木武夫的新闻给他观看。

看着看着，毛主席感到身体一阵不适，身旁的医疗检测仪器显示出他的心脏发生了异常情况，不久便昏迷了过去，赶来的医生进行紧急的抢救，但这突发的病情来的既快又狠，医生们也无力回天。

9月9日0点1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医疗组全体成员怀着沉重悲怆的心情一个接一个地在毛主席的死亡记录上签字，等到最后的医师李春福也签完自己的名字，在场的全体医师与官员们再也无法控制，一齐痛哭了起来。

根据毛主席的安排，他去世后，由华国锋接替他担任中央主席的职位，这种时刻就需要由华国锋来负责有关毛主席遗体的处理方式、葬礼的安排、发丧的方式、以及邀请外宾吊唁名单等众多事项。

其中在对毛主席遗体的处理方式上，在场的众人意见分歧最大，大家从情感上出发，肯定是想和苏联保存列宁遗体一样也保存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体，以供后人瞻仰。

但最大问题在于毛主席生前已经谈到过自己对于死亡的态度，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毛主席不相信鬼神这种虚无缥缈的事物，他曾和自己的保健护士吴旭君幽默风趣地说：“等我死后，你们可以开一个庆祝会，在庆祝会上大家不准哭，都要笑，还要大笑。”

吴旭君不解，他问主席：“主席，我们怎么可能笑得出来呢？全国人民到时候都是会很伤心的啊。”

毛主席乐观地哈哈大笑：“你们要笑，要开心，因为这说明了唯物辩证法的胜利，现在有人高呼我‘万岁’，祝我永远健康，但实际上人类就不可能万岁，你想想，如果不死人，那从古代到现在地球还装得下人类吗？万物有生有死，这就是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

一边说着，他一边走到了鱼池跟前，洒下了一把饵料，接着和吴旭君说到：“我这辈子吃鱼比较多，等我死后你们就把我火化了，骨灰就洒在长江里喂鱼，到时候你们帮我告诉鱼儿，就说‘我毛某人来跟鱼儿们赔不是了，你们吃饱后，要长膘成大鱼，继续为渔民们服务。’”

毛主席的思想一直就是这样的超前，吴旭君无法认同主席的理念，她认为毛主席这些话还是玩笑意味居多，做不得真，直到在中央内部官员的一份火葬倡议书上，吴旭君看到了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这才知道了毛主席说的话确实是认真的。

也就是说，毛主席本人是想火葬自己遗体的，而中央高级官员们是想保存毛主席遗体的，大家对这两种观点争执不下，各人有各人的道理，华国锋眼看这么说下去大家也不会再有个统一的意见，因此决定先找到全国遗体保存技术最好的医疗人员，先暂时保存好遗体，以后再继续谈论该火化还是长期保留的议题。

这件事，他交给了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托他去找合适的医疗专家负责此事，徐静是当时全国解剖学的权威教授，因此便被委以重任。

徐静怀着沉重的心情走进了汪东兴的办公室，汪东兴对毛主席的感情深厚，加之一夜未睡，因此神色也十分憔悴，见到徐静他眼含泪光地说：“徐静同志，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已于今天凌晨逝世。”

这个消息徐静实际上早已猜到，但真的亲耳听到后还是瘫坐在了椅子上，控制不住地流起了眼泪。

过了一会儿，她心中清楚现在不是难受的时候，中央既然在这么大的事情上让自己深夜前来，那一定是有重要任务相托，因此她很快还是克制住了心中的悲痛之情，强行让自己冷静了下来，问道：“汪主任，那中央有什么吩咐？”。

汪东兴答道：“毛主席的追悼仪式，中央的计划是要让全国各族人民都有瞻仰的机会，大约15天左右，这期间需要采取严格的遗体保护措施，我和华主席打算让你负责此事，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徐静低头沉思，拿起纸笔写了起来，最终给汪东兴提了三个要求：一、需要立刻回医科院找各位专家一起商议方案；二、她要去检查一下毛主席的遗体；三、需要准备一些必要的器械和药品，有些物品在医科院没有，需要从全国甚至国外想法调用。

汪东兴点了点头，答应了她的要求，徐静便先前往了毛主席的卧室，室内的光线很暗，为了保存遗体，风冷设备也调到了最大功率，室温很低，毛主席安详地躺卧在大床上，从头到脚蒙着一条白色毛巾。

徐静叹了一口气，又平复了一下心情，走到毛主席遗体跟前，展现出了一位专业医学人员的素养，她从侧面轻轻掀开毛巾，粗略估计了一下毛主席的身高，并仔细检查了皮肤和关节等躯体情况，接着离开卧室，又启程回到医科院。

在去往医科院的车上，她不断推演可行的遗体保存方案，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她认为毛主席的遗体状况是很完好的，这是有利于保存的。

回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后，她找来了张炳常和陈克铨等重量级解剖学专家一起商议具体保存遗体的方案，由于她在车上就已经想了不少的办法，因此众人很快达成了一致的方案，组成了以徐静、张炳常、陈克铨为主的医疗团队，在10点准时抵达了中南海。

徐静给各位中央领导汇报详细的方案，并严谨地答复了中央领导提出的许多疑难问题，证实了方案的可行性，这让以华国锋为首的领导们最终一致批准通过方案。

时间紧迫，徐静团队开始了防腐工作，团队成员都是胆大心细、沉着冷静的解剖学专家，他们事无巨细，对每一个环节都谨慎处理，其中一个细节是连遗体的摆放姿势，他们都进行了周密的考虑，认为不适合把毛主席的手臂像列宁一样摆在胸前，而是应该下垂。

下午2点半，他们顺利完成了初步工作，但直到第二天10日的深夜，徐静团队也一直守候在遗体旁，因为他们要仔细监测着遗体的细微变化并做好医疗记录，确保工作没有出现纰漏。

这时，中央传来了指示，最终决定要对毛主席遗体进行长期的保存处理，徐静又给遗体注入了大量的防腐液，接着又24小时不眠不休，以观察防腐液产生的效果。

从9号凌晨到11号凌晨，徐静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终于基本做好了毛主席遗体的保护措施，遗体从中南海被转移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灵堂中。

人民大会堂空间宽广，风冷设备无法提供适合遗体保存的温度，徐静团队经过连夜奋战刚躺下连2个小时还没休息到，在得知了这一消息后他们就又起身回到了人民大会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想出的办法是给毛主席的灵棺制作一个有机玻璃棺罩，从而使遗体与外部环境隔离，保证棺内降温、隔氧。

一个又一个的难题接踵而来，又在中央领导与徐静团队的配合一个又一个地解决，保证了吊唁活动的正常开展，在毛主席的追悼会上，全国各地各族的人民来到了天安门前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皆是痛哭流涕。

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情是深厚且真挚的，不掺杂任何的虚假，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据人口统计局统计，有许多新生儿起名为念东、思东、念泽.....

9月18日追悼大会结束后，毛主席的遗体放在哪里？徐静又再次出马，亲自查看了多处场所，最终选定了一处隐秘的军事医院的地下手术室暂时存放毛主席遗体，并将其改名为“769保护室”，意即毛主席是1976年9月逝世的。

为了长久保存好毛主席遗体，徐静团队经过了长时间的钻研，总结出了“六防”的措施，即防腐、防霉、防菌、防分解、防干、防变形，以预防为主的措施来保存毛主席遗体，事实证明这一方案是正确的，毛主席的遗体至今为止保存情况依然良好。

1977年8月，毛主席纪念堂建设完毕，在8月20日，遗体正式转移至毛主席纪念堂，1982年12月开始，中央任命徐静为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局长。

1983年12月，在毛主席诞辰90周年时，徐静向记者发表谈话：“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已经稳定下来，欢迎广大人民群众前来瞻仰。”

消息一出引起了全国各地广泛的反响，起初瞻仰毛主席需要凭票进入，每天数额有限，有一位来自河北石家庄的干部曾八次来到北京想要瞻仰毛主席遗容，都因为买不到票而未能如愿。

看着这些人失望地在纪念堂门口徘徊，离去，徐静心里也不舒服，在经过了一番强烈的思想斗争后，她大胆向中央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以后不凭门票，只凭身份证便可进纪念堂瞻仰。

这一规则得到了中央的批准，从1984年7月份开始实施，在1985年一年时间里纪念堂就接待了千万级别的游客，从此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了去北京近距离瞻仰毛主席遗体的机会。

在1990年，社会上有担心毛主席遗体保存情况的言论，徐静为此写下了《党的信任，人民的重托》一文，在文中她郑重地说，毛主席的遗体一定能做到长期保存，她也已经培养起了新一代保护遗体的新生力量，一定会使遗体保护工作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

毛主席的遗体至今还躺在纪念堂中，纵使日新月异、纵使时代变迁，但每当人们走到纪念堂中，走近毛主席身前时，还是会不觉的在恍惚间看到这样一副热火朝天的画面：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正笑容满面地对来自各地的人民打招呼挥手，他口中高喊出了一声激昂的“人民万岁”。

伟大的他知道自己不会“万岁”，只有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可以“万岁”，只有人民的生活才是这片土地上亘古不变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