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上海副市长选举,毛主席对陈毅说:“你到上海,为荣毅仁拉拉票”
一九五七年一月,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上海举行,开幕典礼上,前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当时已经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专程从北京回到上海。
陈毅操着略微有点四川口音的国语说:“我这次回到上海,是受毛主席委托,要同上海的同志商议,也希望大家能够选荣毅仁同志的一张选票,选他做上海的副市长”。
荣德生听说自己的外甥被抓了,便从无锡赶往上海,来到上海后,荣德生才知道,自己的外甥已经被保释,前往香港,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他。
荣德生刚到上海,就接到了一个消息,说他在无锡的工厂,正准备把纱线拆开,送到台湾去建厂。
“不会吧,我去了无锡,也没听说过啊。”荣德生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真的,工厂的老板觉得荣德生不可能答应,所以就在他去上海的路上,将工厂给拆了。
荣德生急匆匆地从上海赶回无锡,果然看到了那台机械被拆开了。
“站住!把那些被拆解的机械都搬过来,把那些从船上搬过来!”
他狠狠地斥责了这两个年轻人擅作主张,并且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
那时候的局势很紧张,上海滩的人,都是各怀鬼胎。国民党的军官们,表面上看起来还算镇定,其实心里早就急得团团转,都在为自己谋后路。
有些商人也受了国民党当局的引诱,正盘算着怎样把钱拿出来,把钱转到海外,或是香港去避避风头,再做打算,要不就到海外发展。
身在上海的荣德生,听着侄子们,朋友们,还有公司里的几个同事,七嘴八舌地说个不停。问题的核心是,当共产党到来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我觉得,还是将厂子迁到香港吧!”
“要不就去泰国吧。”
“德公,这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你还是躲到香港去吧!”
荣德生坦然道:“我们本来就是做生意的,一辈子也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怎么可能跑到国外去?我是绝对不会离开上海的,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能够留在这里。”
“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不会让我们走的。”
荣德生严肃地说:“照国民党的意思办,还能有什么前途?共产党再有私心,也不可能有国民党的私心大!”
四月十九日,无锡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突然接到荣德生发来的一张大红请柬,要他们去他们厂里吃午饭。荣德生一向节俭,从来不会大手大脚,怎么会突然邀请客人?所有人都带着好奇,前去参加宴会。
“现在局势很严峻,所以邀请大家过来,也是表示一下我的诚意,毕竟我是无锡土生土长的无锡人,无锡也有我的产业,所以我才不会离开。”荣德生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当众表态。
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日,在无锡的《人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说荣德生根本就没有离开过无锡。吸引了无锡各行各业的目光。
“连荣德生这样的大资本家都留在这里,我们还怕个屁啊!”那些原本还有些怀疑的人,现在也都放下心来。
四月二十一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无锡就在眼前了。无锡的守军,甚至想把荣德生抓起来,荣德生却不为所动,只说:“我什么地方也不去,生在无锡,死在无锡,除非你们再来绑架!”
四月二十三日清晨,荣德生坐在一辆豪华的出租车,绕着无锡转了一圈,一路上,他都在和认识的人打着招呼。
“荣德生果然还在这里,我看到他坐着一辆面包车。”
荣德生这样做,对于无锡人民的稳定是大有好处的,无锡在这一夜得到了解放。第二天一早,荣德生看到解放军进无锡以后,所做的一切,不由得叹道:「人民军队守纪,精诚团结,不伤民脂民膏。」那时许多有关中共的传言,当然都被驳倒。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过了长江,大上海获得了解放。陈毅在战斗开始之前制定了一系列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两条,一是在城市里不准动用重型武器,二是不准进入住宅。
“不准入户”的规定,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就向陈毅请教,如果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怎样处理。陈毅斩钉截铁地答道:
“我说了,你就不能进去,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会让你进去!”
看到上海的汇报,毛主席非常满意,一连说了四个“很好”。
在人民解放军正式进驻上海后,几十万军队集体睡大街,这让整个世界都为之侧目。荣毅仁,那个时候,正准备把全家搬到上海去的青年资本家,在亲眼看到解放军在路上睡觉后,毅然留在这里,参与新中国的建设。
怀着「不可能比国民党更坏」的思想,荣毅仁虽未随家人一同出走,但对中共的方针、从业者的前途,仍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觉。
上海刚一解放,陈毅就召集商人们召开了一个讨论会。荣毅仁见陈毅衣着简朴,举止谦和,颇感意外,想不到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竟无半点架子。
陈毅就是在那个时候,向上海商人们作了详尽的宣传,勉励他们抓紧时间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就去跟政府谈。
陈毅的一句话,把荣毅仁的顾虑完全消除,会后荣毅仁立即组织厂里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
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建军节,上海各界为解放军的慰问工作进行了积极准备,并建立了以荣毅仁为副会长的劳军委员会。
一天,荣毅仁遇见了潘汉年,说要邀请陈毅到他家中吃饭,顺便把他的思想状况报告给他。潘汉年说,他要向陈毅请示。
要不要跟资本家一起吃个饭?这个问题被提上了市议会,引起了许多争论。许多人主张不要去,因为那样做得不对,就要出差错,还有一些人则觉得这样做是有利于统一战线工作的。
陈毅听到这些议论,微笑着回答说:“是不是吃饭就要失去我的政治主张呢?我带路,有种就跟着我。”
过了两日,陈毅又差人捎信到荣毅仁那里,答应了他的邀请,又嘱咐他少邀几个人,免得谈话时说话不利索。
陈毅和潘汉年夫妇在晚宴上与他们的妻子一同到了荣宅。他们坐在花园里的树荫下,一边晒太阳,一边闲聊。
陈毅开了荣毅仁的玩笑,把荣毅仁搞得有些尴尬,只好点点头,笑着说:
陈毅在短短数小时内,就把荣毅仁经营的情况摸得一清二楚,而荣毅仁对我党的方针,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到了一九五三年,中央发布了一个关于以国家资本主义政策为基础,对私营企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命令,先在上海和广州两个主要城市进行,引起了广大民族资本家的极大恐惧和震惊。
惊慌失措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愿意放弃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事业,但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时代的潮流,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荣毅仁也很纠结,他是国内最大的资本家,他很清楚,自己的阶级是需要改革的,但是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工厂,就这样拱手让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毛主席与荣毅仁以及其他几个国家的资本家见了一面,并对荣毅仁说:“时移世易,命由我不由天。”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曾对荣毅仁诚恳地说:“我们并不想要你的钱,新中国有几百万工人,他们能创造出十个亿,甚至二十个亿,你这点钱,不过是九牛一毛。”荣毅仁恍然大悟。
从那以后,荣毅仁就成了上海和全国资本家的楷模,他率先响应了“公私合营”的号召,将自己的财产无偿捐赠给了私营企业,此举不仅在上海,而且在全国范围内,成为了一个模范,所以才有了“红色资本家”的称号。
荣毅仁这一次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
(年轻时期荣毅仁)很快,共产党就有了逐步吸收一大批有头有脸的资本家,并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荣毅仁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第一个走进了人们的视线。
毛主席对此特别吩咐:“荣家把所有的企业都跟政府合作,这件事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模范,让荣家的人来参与市政府的领导,这是我们上海必须要做的。”
荣毅仁的这一抉择,决定了他对自身命运的把握,他顺应时代潮流,实现了由资产阶级向国家公职人员的转型。
一九五七年,荣毅仁在上海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两年以后,荣毅仁被调到了纺织部,从此荣毅仁就成了新中国早期,一个特别的红色象征。
一九七九年,六十多岁的荣毅仁,走上了人生的新巅峰。
在这一年中,邓小平副总理向他征求了一些意见和看法,荣毅仁以他独特的眼光,提出了“投入现代化,吸引外国资金来发展工业”的构想。邓小平听了,眼睛一亮,很有兴趣,立即要荣毅仁写一篇报告,详细研究一下。
不久,荣毅仁又提出来要成立一家「国际信托公司」,要以「四个现代化」为目标,以「四个现代化」为起点,开创荣毅仁人生最后一段光辉岁月——「中信实业」。
荣毅仁于2005年于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9岁。9年之后,其恋人杨鉴清,以96岁高龄,于香港逝世。
荣毅仁晚年生活在北京一个四合院里,和他的夫人杨鉴清住在一起。两人从小就牵着对方的手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互相扶持、相伴,就是最好的见证。
荣毅仁把“戒欺室”这三个字的牌匾挂在院子里,不但寄托了他的期许,更寄托了他毕生所坚持的信仰。
这对患难与共的夫妻共育有五个子女。
荣毅仁先生和他的妻子在教育子女上倾注了极大的智慧与爱心。荣家几个世纪以来的优良传统,就是要让每个子女都得到同等的教育。
长女荣智和,在很小的时候,便展露出极高的学业天分。
她的聪慧与勤勉使她的学术成绩出类拔萃。毕业之后,她就投身于教育界,并在上海一所著名幼儿园担任园长。退休以后,她决定留在上海,过一种宁静而又满足的生活。
而二女荣智平,则是过着比较低调的日子。她很少在媒体露面,但是和她的妹妹荣智和走得很近。所以,荣智和决定在上海安家,荣智平也跟着妹妹一起搬到了这个大城市。
而三女荣智元,却是一个不幸的人。
她很小的时候就得了一场严重的脑炎,再加上医生的诊断失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最后变成了老年痴呆。荣毅仁为此深感悲痛,到处求医问药,都没能救回她的性命。
荣智婉,是家中的宝贝疙瘩。
特别是荣智元过世之后,荣毅仁对她更是关怀备至。不过荣智婉也没有被宠坏,在学业上,事业上,都有不错的成就。之后,她与澳门富商马万祺之子马有恒结婚,两家的联姻也因此传为美谈。
荣智健是家里独子,从小就被众多姐妹捧在手心里长大,因此他的个性比较开朗,也比较喜欢生活。他喜欢赛车,也表现出杰出的学术才能和运动才能。
之后,荣智健前往香港,并成为当地著名的企业家,他带领的企业,不仅在香港,而且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荣家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令人敬佩。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荣智健以七千万港币的慷慨捐助,足见荣家人始终恪守社会责任。
荣家世代的发展,不只是一个生意上的辉煌,更是一个家族的底蕴。他们为国尽忠,为国为民,对社会的责任,对家庭的继承,都显示出中国传统家庭的精神与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