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入师范学校并在乡镇中学担任一名人民教师。然而，我的小哥却选择了另一条路——初中毕业后便回到家乡务农，并早早成家立业。2000年，正值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为严格的时候，由于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因此后续生育就被视为超生，必须缴纳罚款。

面对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高额罚款，我的小哥不得不选择逃避计生部门的追捕。计生站的工作人员频繁上门，甚至威胁要强制结扎。在农村，多子女的家庭被视为必需，因为大量的田间劳作需要人力支撑。于是，尽管面临重重压力，我的小哥还是决定再添一个孩子。这样一来，计生站的工作人员更是频繁造访，要求罚款。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活陷入了困境，根本无暇顾及农业生产，收入更加微薄。

我曾多次劝说我的小哥筹措资金，尽快缴纳罚款，但都被他拒绝。他认为超生并不是什么严重违法行为，没有能力支付罚款。为此，我和小哥之间还发生了几次争吵。如今回想起来，每当我提及计划生育的话题时，我的小哥总会得意洋洋地说：“你看，我当时就说过了，二三十年后，政府会反过来求我们生孩子的。”现实果然如他所说，现在的政策已经放宽了许多。

然而，回想起那段艰难岁月，我不禁为自己曾经试图说服小哥缴纳罚款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被自己狠狠地扇了一个耳光，因为我曾经坚信只有遵守规则才能获得更好的生活。然而，现实却告诉我，有时候，坚持自我和挑战权威才是真正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