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月，周总理不顾自己持续恶化的身体状况，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医院探望一位故人。

这位故人叫做熊瑾玎，虽然和总理是多年的好友，可是也已经很久没见过面了。

看着躺在床上无法说话的同志，周总理知道，这位老朋友的时间恐怕不多了。

当他询问熊老的妻子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朱端绶拿出了一张字条，上面是丈夫写下的一句小诗。

“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字体娟秀，明显是出于朱端绶之手，但看诗的内容，恐怕这就是老朋友想跟自己说的最后一句话了。

而诗句中蕴含的深意，也勾起了总理的回忆。

1966年元月4日的那天，熊瑾玎的八十大寿上，因为总理的忽然到访而宾主尽欢。

熊瑾玎因为喜出望外，喝完总理带来酒后，即兴赋诗一首：“今年元旦巧逢寿，总理亲自入下层。难忘元年绍兴酒，携来共饮共盈盈。”

这位老朋友还是没变，每逢人生的重要时刻，总是习惯用诗来表达感情。

不过对于他的临终嘱托，总理却心怀暖意。他把字条收好，妥帖地收入了怀中，彷佛这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位出口成章的熊瑾玎其实是个“生意人”。而他和妻子的缘分，也跟周总理的撮合分不开。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老板”，而妻子朱端绶也被称为“红色老板娘”。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八岁新华获盛名，慎毋骄信自豪英。法西日寇虽消灭，民主和平尚待争。协议正劳贤代表，调停试看马先生。前途似有光明处，奋斗还须一过程。”

这是熊瑾玎在《新华日报》的“八周岁生日”时，写下的一首励志诗。

字里行间中，饱含着对于过去艰难日子的总结，也有对未来殷切的希望。

不知不觉，自接受周总理的安排，出任《新华日报》总经理已经过去八年的时间了。

1938年1月，熊瑾玎在汉口临危受命，成为我党自己的宣传途径——《新华日报》的灵魂人物。

总经理这个职务，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重要性一般。它既不像主编那样需要把控全局，也不像执笔者那样需要过人的才华。

可是无论报社的任何一个人，都认为《新华日报》缺了谁都可以，唯独不能缺少熊瑾玎。因为他这份新兴的红色报纸才能活下来。

创办初期，无论是报社的筹办，工具器械的购入，启动资金的募集等方面，都需要熊瑾玎亲历亲为。

此时正值“国共二次合作”时期，虽然蒋介石政府不情不愿地答应一致抗日，可是对于这份带有共产党色彩的报刊，还是极尽打压。

他们首先在上游原料购入环节设限，封锁了报社的用纸和油墨来源；不时地派特务去报社捣乱，毁坏报社财物，威胁工作人员；最后在发行端恶意中伤《新华日报》，拘捕报童，收缴报纸。

敌人的猖狂不但没有吓倒革命者，熊瑾玎和同志们反而从他们的作为中，看出了蒋介石政府色厉内荏的本质。

为了解决原材料方面的问题，熊瑾玎采用了多管齐下的解决方案。

首先他在报纸行业的行会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敌人的诡计，在当时的行业内赢得广泛的支持声音。迫于舆论，国民政府只好略微放松了原材料方面的遏制。

可这对于报纸的日常用量还是不够的，于是熊瑾玎找到一位爱国商人王炽森。这位王先生对于《新华日报》的政治意义十分欣赏，他不但答应为报刊提供用纸，而且还出资和熊瑾玎合作，共同兴办了造纸厂。

熊瑾玎如法炮制，又联系到其他爱国商人，解决了报社急需的油墨，酒精等必需品的货源问题。

有了这些帮助，《新华日报》越办越好，不但稳稳站住了自己原来的市场份额，而且渐渐占领了国民党政府出版的反动报纸的市场。

当时国民政府著名的报纸有两份，《扫荡报》和《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横空出世后，就连街头报童售卖时的口号都变成了“新华扫荡中央”。

这样的说法不但反映出《新华日报》销量领先，而且还无意中预示了，《新华日报》终将取国民党报纸而代之的未来。

在为报社呕心沥血的过程中，不仅是熊瑾玎，就连妻子朱端绶不止一次地遭受过特务的威胁。

可是不但经历过牢狱之灾的熊瑾玎没有动摇，就连看起来柔弱的朱端绶也同样意志坚定。

因为朱端绶也是共产党员，虽然他们本来是假夫妻，可是周总理的牵线，让两个人走到了一起。

“少小朱家子, 超然思不群。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一见情如故, 相亲意更殷。同心今缔结,共度百年春。”

这首诗是熊瑾玎所作，用来向朱端绶表白心意，可惜这一次没有成功。

1928年熊瑾玎收到党中央派遣，来到我党上海地区作会计。说是会计，其实当地的革命经费都需要他来筹措。

为了有更多的机会筹措资金，也为了给革命活动寻找一个合适的掩护，熊瑾玎在上海四马路开了一家商铺。

这家商铺名叫“福兴商号”，主要经营各种布料，兼营钱庄，百货和印刷厂等等。

由于买卖兴隆，熊瑾玎成了远近闻名的“熊老板”。可是普通人却不知道，在商号的二楼正是我党在上海地区的秘密联络处。

这个地方也时常成为共产党人的会议室，周恩来等上海党中央的同志都曾在此办公。

不过时间一长，既要经营商号，又要处理党的日常工作，熊瑾玎一个人有些忙不过来。

而且这位“大老板”出入总是一个人，也容易引起特务的怀疑。所以党中央决定安排一位“老板娘”，掩护熊瑾玎的身份。

周总理灵机一动，想起了曾经和熊瑾玎有过一面之缘，年仅19岁的共产党员朱端绶。

两人既见过面，又是同乡，无论在工作中的配合，还是外人看来的合理性，都趋向完美。

既然是为了革命做贡献，朱端绶欣然地接受了任务，来到上海做起了“熊太太”。

不过此时她对于熊瑾玎并没有什么感觉，只是把这当成工作的一部分。白天两人是恩爱有加的夫妻，晚上朱端绶睡在卧室，熊瑾玎则在外间休息。

时间一长，熊瑾玎对这位兰心蕙质的女子，产生了好感。由于直白的话语难以出口，所以他送给朱端绶一首诗，表明了心迹。

可是这次的表白被朱端绶拒绝了，因为熊瑾玎不但比自己大20岁，而且据说他还曾经结过婚。

虽然熊瑾玎澄清了自己结束包办婚姻的过去，但此事也只好暂时作罢。

作为多年的好友，周总理自然看出了熊瑾玎的想法，他也有意撮合这件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朱端绶也对熊瑾玎产生了好感，两人的缘分只差一个契机。

在这一年的中秋节，借着大家一起喝酒赏月的时候，周恩来端起酒杯，庄重地敬了朱端绶一杯酒。

干杯之后，他趁机对朱端绶说：“以前大家一直叫你小妹妹，是不是今后该叫你老板娘了？”

见到朱端绶默认，他高兴地继续说道：“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我们不但拥有了熊瑾玎这样一位‘红色老板’，也拥有了朱端绶这样一位‘红色老板娘’。”

一片欢声笑语中，一对新人就此结下了婚约，成为了幸福的一对。

然而这样的幸福日子没过多久，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和叛徒的出卖，我党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遭遇到空前危机。

此时的熊瑾玎一家已经暴露，只能暂时放弃经营多年的产业，转移到外地避险。

可是此时在上海还有很多来不及转移的同志，以及大量的领导人家属需要照顾，经过考虑后，熊瑾玎和朱端绶又一次回到了上海。

这一次回来两人相对低调，他们在一处不起眼的酒店住下，担任起递送情报和为革命家庭提供经费的工作。

不过因为叛徒的出卖，熊瑾玎还是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了。

身怀有孕的朱端绶听到这个消息，先是联络到宋庆龄等爱国人士，积极寻求营救，自己也不惜以身犯险去探望丈夫。

虽然她也遭遇了监禁和盘问，好在最终没有证据被释放。这个时候朱端绶明白了，对于熊瑾玎的营救自己做不了什么，但还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她去做。

当时除了熊瑾玎，还有多位同志也被关入监狱。在缺吃少药的环境中，他们每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朱端绶不顾身怀六甲的身体状况，在家人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酒馆。靠着微薄的收入，她一个人支撑起了牢中丈夫和其他几位同志的日常开销。

令熊瑾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次妻子来狱中，总是给他送来一包剥好的瓜子仁。此时的他感动之余，无以为报，只能写诗记述下这一切。

“瓜子胡为贵，贵在取其仁。破开唇费力，取出手传神。启封如见面，入口等亲唇。”

这段黑暗的日子虽然苦，可是不但坚定了夫妻二人的革命决心，也让两人的感情经过磨难的锤炼，变得更加深厚。

1938年国共合作后，经过各界的不懈努力，熊瑾玎终于重见天日。

八年的牢狱生涯，让他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好在有妻子的照顾和鼓励，才让他能活到出狱的这一天。

在这样一个让人高兴的日子里，怎么能少得了诗词助兴呢，熊瑾玎写下了：“万苦丛中兴转高，拈毫为汝写情操。斤斤志与秋霜洁，皎皎心同朗月昭。八载琴弦虽歇奏，百年鸾凤足逍遥。一朝之患何须计，共破难关我自豪。”

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已经过去，熊瑾玎和朱端绶迎来了光明的未来。

自1938年起，熊瑾玎先后任新华日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报社副经理，中华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副主任等职位。

新中国成立后，他不但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而且为我国红十字会的建立和管理，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接见熊瑾玎，和他促膝长谈，询问他的工作的身体状况，对于党中央来说，他既是人民的“红色管家”，更是国家的一位珍贵人才。

在熊老八十岁寿诞的时候，周总理也亲自到访，带来了两份特殊的礼物。

其中一份是熊瑾玎钟爱的陈年花雕酒，另一份是一张总理亲笔写下的个人证明。

“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短短几个字，却重于千金。这份证明不但肯定了熊氏夫妇对于革命队贡献，也在之后的运动中让他们免于风波。

对于总理这位老朋友的关怀，熊瑾玎和朱端绶心怀感激，即使在熊老的弥留之际，他依然担心着总理的身体。

他用自己惯常的诗词方式，给总理留下了一句诀别，把两人多年的感情蕴藏其中，只有周总理本人才明白这张字条，饱含着怎样的情义。

1973年1月，熊瑾玎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三年后，周总理去世，两位对党和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先后与世长辞。

根据熊瑾玎的遗孀，朱端绶女士后来的回忆，在熊老的八十岁寿诞时，曾经与总理定下了参加总理八十大寿的约定。

虽然和总理在八十大寿举杯共饮的愿望没有达成，可是朱端绶老人在讲述的时候却面带微笑，少有悲伤的情绪。

原来对于革命者来说，相比革命成功的喜悦，以及关于往昔战斗岁月的追忆面前，令人恐惧的生老病死，似乎也并不那么可怕了。

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已经超越的生命的长度，也超过了世俗中很多感情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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